黄老学派是在发挥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家、阴阳家、名家等学派主张而形成的一个学派。
“黄”是指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黄帝，“老”即指先秦道家的老子。
黄老学派大概兴起于齐国稷下学宫，以老庄虚静恬淡思想为基调，以“道”为核心，吸收法家思想，提出“道生法”的观点；突出刑德观念，主张恩威并施以巩固政权；倡导经纬人事的积极人生态度。
战国中后期，随着变法图强呼声的日益高涨，一些道家学者一改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努力寻找一条更为适合现实政治需要的新路。当时，黄帝作为中原各民族之始祖，影响巨大，这些学者便借用黄帝的名声，继承和发挥道家老子的道论与应世、养生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吸取部分阴阳、儒、墨、名、法等家的思想内容，在秦汉之际形成为“内以治身，外以治国”的新的道家学说，称为“黄老之学”。黄老学派提出一套可以在现实社会中操作的政治原则，并对法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法家人物，“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
黄老学派被汉初统治者采用，在西汉盛极一时。汉时言道家，多指黄老之道，如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刘安之《淮南子》。秦始皇以来，滥耗民力，严刑峻法，以致百姓反叛，国家灭亡。故汉高祖即位以后，奉行黄老的道家思想，推行“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著名的宰相萧何、曹参也都力行黄老之学以治国家，汉惠帝、吕后、汉文帝、汉景帝这些天子、后妃基本上都是黄老之学的奉行者，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汉代黄老之风才转移至民间。
黄老学派代表人物有宋钘、尹文、申不害等，《史记·乐毅列传赞》中提到的黄老学者有河上丈人、安期生、乐瑕公、乐臣公、善公，汉代的曹参、陈平、司马季主、窦太后、安丘生、王生、黄生等也是黄老思想的信奉者。
《汉书·艺文志》里托名为黄帝的书有21部，除《黄帝内经》外，均已亡佚。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写在《老子》乙卷前面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四种古代佚书，是黄老学派的重要著作，其中以《经法》一书比较重要。此外，《老子河上公章句》、《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等篇、《淮南子》的部分思想内容也体现了这一学派的思想。
黄老思想
（1）道家为宗，顺应自然
黄老学派继承了老庄的思想，认为要顺应自然。黄老学派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源，《道原》中云：“恒无之初，迥同大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天弗能复（覆），地弗能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道即常无，是最高的存在，在万物之中，又在万物之外。《淮南子·诠言》亦云：“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道在空间上充斥着所有领域，包容一切，在时间上无穷无尽。
《管子·内业》云：“道，理之者也。”“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道是万物总的法则，道不能脱离万物，是与万物俱生的、永恒的，因此称之为“常道”；理则是指具体事物的法则，理是可以被人了解和效法的，人若掌握了它，则无事而不成，无往而不胜。
《淮南子·原道训》说：“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还说：“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黄老学派把道的思想加以改造，用来达到法治的目的，认为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就要走向它的反面，“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经法·四度篇》）。事物的发展变化有个自然的“度”，行动符合“度”，就符合于“天道”，这叫做“天当”。每种事物的功能作用都有个客观的极限，这叫做“天极”。“圣人”就必须“能尽天极，能用天当”。如果“过极失当，天将降央（殃）”，即将要受到违反自然规律的惩罚，“不循天常，不节民力，周迁而无功”（《经法·约论篇》）。
这就是说，“不节民力”就违反自然规律，因而就不能成功。这为他们所制定的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提供了哲学上的理论根据。
（2）清静无为，因循而治
黄老学派主张“守道任法”，“守法而无为”，以“法”为“无为”的界限。《经法》与《道原》用道论演绎法制定理论，认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道能生成万物，也能生出法。掌握了道的圣人，根据道的原则来立法，因此法一旦形成，任何人包括圣人本人都不能违背，即“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经法·道法篇》）。“名刑已定，物自为正。”只要制定了刑名法律，万物就能各归其位，社会就能安定团结。
所谓无为，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顺应事物的发展。《淮南子·原道训》载：“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也。”可见，无为也不是毫无作为，而是一种特定的有为。《淮南子·修务训》指出，自然不会自己服务人，必须在其自然性的基础上添加人力，才能使其为人服务，“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谷五谷得遂长”。因此，无为是因循自然之势而为，“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迫而不动者”。
黄老学派吸收老庄“清静无为”、“无为而治”、“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思想，主张“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强调“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财生民富，人民才会有廉耻之心，做到“号令成俗而刑伐不犯”，而“号令成俗而刑伐不犯，则守固战胜之道也”。统治者治理国家，也要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真切了解当时社会和政治的运行法则，制定出相应的政治措施加以施行，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黄老道家把这样的思想和行为称作“无为而无不为”，表现在政策上，主逸臣劳，除削烦苛，务德化民，恢弘礼义，顺乎民欲，应乎时变；强调法治，
主张“精公无私而赏罚信”，“罪杀不赦”（《经法·君正篇》）
同时要求赏罚得当，反对“妄杀杀贤”，“杀无罪”（《经法·亡论篇》）
在选官用人时，选拔宽容大度的人，而不用深文周纳的人；在对外政策上，重视对待敌国人民的政策，讨伐对象必须“当罪当亡”，反对灭亡人家的国家而“利其资财，妻其子女”（《经法·国次篇》）。
（3）宽简刑政，崇尚节俭
黄老学派认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而“为治之本，务在安民”。要安民，便必须依靠法律来“禁暴止邪”，以保护善良。只是法令必须简易，刑罚必须宽平，“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
黄老学派认为，“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不可像秦朝“置天下于法令刑罚”之中，以致天下仇怨，群起反叛。在他们看来，“刑罚积则民怨背”，“事逾繁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一切求其符合“合于人情而后为之”。这些思想在文景治世都得以体现。
黄老学派还主张君主要少私寡欲，谦柔对下，去奢去侈，认为完全靠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还要以“神化”为贵，即以君主的精神风范感化众人。
君主若能严于律己，以身成仁，就能起到感化万民的作用。相反，就会影响社会风气。“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多争。”因此，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俭则民不怨”。如此，“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才；处愚称德，则圣人为之谋”（《淮南子·主术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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