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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与飞鸟集读写计划之年代人物。
干爷爷大名张登云,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人,是我父亲的保爷,我称呼他干爷爷。
自打我记事起,干爷爷就已经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那时候,哪家兄弟姐妹之间闹矛盾了,哪两家因为争水、争地皮吵起来了,哪家两口子打架了……都会请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调解,干爷爷就是坐在调解席上的常客之一。
干爷爷能成为调解席上的常客,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龄大,吃过的盐比别人吃过的米多。更是因为年轻时的干爷爷也干过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一)
解放前,村里匪患严重,时不时会有土匪进村打家劫舍。平时家里有点贵重的钱财物品,都要想办法藏好。听说土匪老二要来,男女老少就跑到山坡上躲起来,等土匪走了再回家收拾残局。可即便藏得再好,也总要被土匪拿走一些东西,砸烂一些家具,每次回家收拾残局,男人们总是耷拉着脑袋叹气,女人们则是边收拾边落泪。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1948年腊月的一个傍晚,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办年货。突然有几个男孩子跑回家说看到一群土匪老二浩浩荡荡往我们村子的方向走来,大家慌忙放下手中的事情,顶着寒风拖家带口往山上跑,等大半夜听不到动静回村时,能被土匪找到的,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了,糍粑、米面撒了一地......那是最艰难的一次过年,村子里一直笼罩着厚重的愁绪。
大年未过完,干爷爷就来敲响了我家大门:“登山,你出来一下。”我爷爷闻声出门,两人在外面嘀嘀咕咕说了几句,爷爷回屋批件外套就跟着干爷爷出了门。那一夜,干爷爷挨家挨户叫了十来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年轻小伙子,聚在土地庙开了一个晚上的会。
干爷爷在会上分析:“我们村好歹也是一个几百户人家的大村。扣除妇女、老人和娃娃,光青壮年男人就几百号人。不比来扫荡的土匪少,为什么每次都要躲起来让土匪胡作非为呢?”
干爷爷继续说:“说到底因为我们是杂姓,赵、王、孙、李各过各的,没有一个主事人。现在土匪已经骑到我们头上拉屎了,这个年没有一家过得好的,我们还能这样下去?”
不能!
经过一个晚上的讨论,大家决定第二天起就分头做思想工作。把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丁都组织起来。平时忙完农活就聚在一起练练手,土匪再来,就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在干爷爷的组织下,家家户户的青壮年男人,有猎抢的拿起猎抢,没猎抢的拿锄头、镰刀、斧头、扁担、门杠,随时准备着与土匪火拼。每次交战,干爷爷都会带头冲在前面,几个回合下来,土匪老二光顾我们村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村民们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
干爷爷也因此成为了我们石头村的风云人物。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成家,村里商议重要事情都会让他破格参与。
解放后,村子里组建生产队,干爷爷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我家也是第一生产队的成员。我父亲曾经无比崇拜地说起干爷爷这个生产队长:“你干爷爷想法多,门路广,别说当个小队长了,就是当村长、乡长都绰绰有余。”
当上生产队长后,干爷爷就开始规划小队的幸福生活,在他的带领下,第一生产队的村民们也确实过上了几年好日子。
首先是改善生产力,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生产队成立不久就有了一辆公用马车。在干爷爷的统筹安排下,张智生幺爷爷负责养马,驾马车,平时生产队拉粮食或者哪家需要拖煤炭,都由张智生幺爷爷负责,生产队给他记工分。其他村民的劳动力解放出来后专心参与集体种地领工分。
之后,干爷爷又在生产队里安装了面条加工机,还专门找了几间破房子来做养猪场,让年纪大一些的老妇人专门负责喂猪……别看只是三分之一村民组成的一个生产队,大家分工有序,干劲十足,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听说有一年过年,生产队杀了养猪场的一头猪,家家户户都分到猪肉,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不仅羡煞了其他生产队的村民,也成为了像我父亲这样的小孩子童年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时的干爷爷已经成亲,虽然只是一个生产队长,却是村里说一不二的人。他认准的理没有能反对的,他反对的事,几乎没有能通过的。在村里人看来:“张登云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太霸道。”
(二)
一九六六年,干爷爷的第三个本命年。文革之风吹遍神州大地,就连我们那个闭塞的小村庄,也人人加入干革命。大人之间的纷纷扰扰不必说,娃娃们也没有闲着,初中生离开教室,背上书包,搭乘免费的火车全国大串联,小学生出不了远门,就在村子里闲逛。
干爷爷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识字,也利用农闲时间走南闯北做小生意,是个有见识的农民。干爷爷坚信:“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关键”,他一方面没有放松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此一年又一年地荒废孩子们的学业始终不是个事情。
那几年,村里的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张登云找他们谈话”。常常是一群野孩子上山大鸟、小河摸鱼,玩得正在兴头上时。一声“惊雷”在身后想起:“玩玩玩,一天天就知道玩,书不读、活儿不干,我看你们是要上天呀?”"我跟你们讲,你们现在觉得不读书,没人管好,等你们长大了就知道锅儿是铁倒的"......除了遇到了就训斥一顿,干爷爷还经常吃完饭去串门,苦口婆心劝人家不要放纵孩子玩,不管时代怎么边,多学点东西都不会错的。
可说归说,劝归劝,这些半大娃娃们改玩还是玩。那段时间,干爷爷常常在深夜辗转难眠,尤其是看着大姑和二叔一天天长大,马上就到了上初中的年纪,干爷爷的心越来越焦急。
一个夏天的早晨,干爷爷早早起床,照例去田地里看了一眼庄稼,回家过早后就出了门。两天后,干爷爷回村了。与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和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干爷爷满面春风,逢人就说这是他请回来的老师,老赵老师和小赵老师。
老赵老师和小赵老师是一对父女,曾经都是某县城中学的老师,赵爷爷是干爷爷出门跑生意结交的朋友。文革开始后,因为是知识分子,赵爷爷和女儿被卷入了腥风血雨中,家里被捣毁不说,还常常被拉出去批斗。
与县城相比,我们那个闭塞淳朴的小村庄堪称世外桃源,为了解决村里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也为了帮助赵爷爷父女俩渡过难关,干爷爷琢磨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把赵爷爷父女俩请到他家常住,并聘请他们当村里孩子们的老师。
解决了老师的问题,干爷爷又开始走村串寨,做各村村干部和村民们的思想工作,在干爷爷的多方协调下,村里还真办起了方圆十里第一所九年制完形中学。两位赵老师担任初中全科老师,小学老师从各村挑选有文化,有能力的乡村青年出任。
与我上小学时村里的学校已经破败成两层堆放杂物的破楼不同,干爷爷组织办起来的学校,是我们村学校的高光时刻,培养了上邻下寨一大批跳出农门的孩子。干爷爷的女儿,我大姑就是从这所学校考进了医学院,成为一名优秀的脑神经外科医生。
(三)
一九七七年,社会各地兴起了“拨乱反正”的热潮,乡村教育也不例外,大量学校、教学点消失,随着两位赵老师返回家乡,我们村子里的学校也陆陆续续从完形中学变成村小学,再变成村低年级小学,最后完全废弃。
一九七八年,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经济逐步成为了国家、社会和家庭的主旋律。
我们村子里开始有一小部分人出门做生意,所谓做生意大多是从贵州去云南、或者广西、湖南等邻省。从百货大楼或批发市场进一些生活日用品挑在肩膀上,走街串巷“卖百货”。逢年过节,去远方淘金回来的男人们给家里添了电视机、缝纫机,给孩子买了新衣服、新书包,还有的带回来有辅轮的儿童自行车,一按上面的黑白键就可以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的电子琴……
所有这些新奇的事物以及悄然在村子里建起来的新房子,构筑成村里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走出去,到远方去寻找梦想!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的,潜移默化间,远方也成为了我的梦想代名词。
但也有一些人,他们已经把根深深扎进了家乡的这片土地上,他们不想也离不开这片土地。这些人里,有我的父亲,也有我的干爷爷。干爷爷虽然性格豪爽,喜欢走南闯北结交各地朋友。但他的活动范围始终是以我们村子为中心,以我们市,我们省为半径。他也坚持以种地为主业,农闲之余跑跑生意为副业。
在干爷爷看来,土地和生长在土地上的庄稼就是一个农民的根,没有根你是不可能活长久的。
出门跑了几趟市里后,五十余岁的干爷爷又有了一个新想法,他要组建一支基建队,把“留守”在家里的青壮年男人们组织在一起,组成一支参与城市化基础建设的基建队。
用父亲的话来说:“干爷爷想法多,门路广”,他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大部分村民看来更是一个迷,不知道他跑出去做了什么,就真的承包到了建筑的活。
那个时候社会分工还没有那么精细,每个村子都会有一些手艺人,石工、木工、建筑工都有现成的。在干爷爷的组织下,平时只能在农闲时节帮其他人家做做石工、木工的手艺人成为了基建队的骨干,再加上肯吃苦有力气的庄稼汉子们,很快就组成了一支小有规模的基建队。这样一来,大家既不用背井离乡,又多了收入来源,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
慢慢地,邻村的人也纷纷找上门,请求让自己家男人也加入基建队,上世纪八十年代,继乡村办学后,干爷爷的基建队又迎来了高光时刻。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基建队如火如荼地参与城市化建设时,干爷爷出事了……
(四)
那是一个初夏的夜里,一道闪电划过天空,伴随着一声巨响,屋外噼里啪啦下起了大雨。干爷爷一个激灵从床上坐起来:“前两天刚刚倒好的屋面有没有用塑料纸盖好?”
屋面倒好后,基建队的年轻人都回家参加农忙去了,工地上只有干爷爷一人看守。等不及细想,急性子的干爷爷起身批一件衣服,拿上雨伞和手电筒出了门。雨大路滑,干爷爷心里又着急,上楼梯时脚底踩到一根木棍,直接从半米高的台阶上摔了下来。
这一摔干爷爷本能伸出去撑住身体的右手被摔骨折,后脑勺也磕破了一个口子。好在没有伤到要害,加上干爷爷平时身体好,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又回来将养了几个月后逐步恢复过来。
经此事故,干奶奶和大姑、二叔说什么也不愿意让干爷爷再回基建队。拗不过全家人的反对,经过再三思量,干爷爷将基建队托付给隔壁村人才出众,年轻能干的文聚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基建队。
一开始干爷爷还是会忍不住隔三差五去基建队看看,可他发现基建队有了新的领头人后,自己去了也插不上话。想要做点事情吧?别人又怕他磕着碰着不让他上手。干巴巴站着闲扯几句回来心里更不是滋味,渐渐地,干爷爷就不再去基建队了,只把力气往田地里使唤。
干爷爷家人丁少,田地不多,加上二叔平时在外面做生意,家里大部分田地都承包了出去,只留下近处几块园子给干爷爷种菜。
这几块园子完全不够干爷爷种,多出来的时间他就常常在村子里转悠。赶上谁家有事就帮忙调解一下,看到谁那里做得不对就说几句。一开始大家尊敬干爷爷有见识,能力强,资格老,总会敬他三分。可随着年轻一代慢慢长大,又南下打工见了些世面后,开始有人嫌干爷爷啰嗦、爱吹牛、思想老套。听干爷爷训话,年轻人们从沉默不语到当众扯白,甚至还会引发成骂战。
每次村里有红白喜事需要人多聚在一起,干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就会提心吊胆,怕干爷爷没管住自己的嘴在外面“惹祸”吃亏,可你越是担心什么,就越会遇到什么。
一九九九年冬月十八,张仲华的老婆从楼梯上摔下来,一口气没上来老了过去。村里的白喜事是大事,家家户户都要出人去帮忙,关系特别近的还要陪着主人家守夜。
干爷爷和张仲华平日关系不错,加上他本来就心热,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年纪大了,天天都去陪张仲华守夜。
出殡前一天晚上,因为要守一个通宵,老人们熬不住提前回家歇息,年轻人开始摆出麻将桌打发时间。张仲华本家的小辈张海斌、张海涛、张文祥和张文武上一桌,边打麻将边聊天。话题自然而然说到了打工的事情上。刚从东莞回来的张海斌说他们老板很抠门,加工材料按个数、按个发,订单少的时候让他们不带薪休息,订单多的时候又逼他们免费加班。把他们惹毛了,他们就开始偷工减料,故意使坏。张海涛则吹牛说城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皮肤白、穿得少,走起路扭屁股扭腰,他经常假装不注意去撞一下。嘿,那感觉还真好!
坐在旁边的干爷爷听他们说几句就听不下去了:“你们几个兔崽子把我们石头寨的脸都丢到外面去了,回来还好意思张嘴乱说。你们说说,这是人做的事情吗?你们娘老子是这样教你们做人的?”
张海斌和张海涛被当众下台,两人的脸都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张海斌没忍住回了句嘴:“老不死的,多管闲事。”这句话彻底把干爷爷惹怒了,他活这么大,什么时候被一个毛头小伙子这样怼过?他噌一下站了起来,举起手对着张海斌就要打过去:“没规律的兔崽子,你娘老子不会教你,我来替他们教教你。”
张海斌敏捷地站起来躲到一边,但嘴却不饶人:“有本事让你儿子生个孙子给你管嘛!天天管天管地,管人家拉屎放屁,你怎么这么管得宽呢?”
就这样,小的嘴欠,老的被气得想打人。最后这场冲突以干爷爷撞在桌子上被大家拉住,我父亲和二叔赶来把他劝回家而结束。
事后,干爷爷越想越生气,一是气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无天,不讲规矩,在外面胡作非为还不知羞耻地拿出来吹牛。二是气两个毛孩子竟然敢对着自己骂,不拿自己当长辈,还翻出自己家没个带把的大孙子来说事。三是气自己竟然沦落到和两个小年轻置气的程度。
此后,干爷爷沉默了很多,不再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去,我有几次放假回家,都看到他搬个凳子坐在院子里乘凉,眼底有藏不住的孤单和落寞。
(五)
我最后一次看到干爷爷,是在2021年7月。
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夕阳染红了天边,我带着母亲和儿子回老家。二伯娘看天气正好,就说:“累不累?要不要带你们四处逛逛?”我和母亲正好想看看老屋和老屋前面的小河,就跟着二伯娘出了门。
走在老屋门前的沟梗上,就看到九十一岁的干爷爷坐在土地庙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凝望前方的田野,田野尽头大大小小的山坡和山坡上方的彩霞。
干爷爷脊背挺直,神态安详,如果不是斜靠在石头上的拐杖,你完全想象不到这是一位九十岁高龄,且摔断了一条腿的老人。
干爷爷素来待我亲厚,远远看到他的身影我就激动地对母亲说:“妈,你看!干爷爷在前面,我去和他打个招呼。”说完就小跑着奔过去。
“干爷爷,您在这乘凉呢!”
干爷爷转头笑呵呵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坐在干爷爷旁边的老九叔凑到他耳朵边大声说:“是小丫!小丫回来了!她和您打招呼呢?”
“阿……哦……好……”干爷爷含糊不清地回答着,依然笑呵呵地看着我,似乎又不是看着我。
老九叔转头对我说:“你干爷爷神智不清了,就是人家说的老年痴呆症。”然后又不死心地凑到干爷爷耳边大声说:“她是小丫,三哥家的莉莉呀,您还认得不?”
干爷爷含糊着点头:“哦,小丫,莉莉!”
“老了,不清醒了!你们去逛你们的吧!回头来家里坐。”老九叔摇着头帮忙打圆场。告别老九叔和干爷爷,我们继续往小河边走去。
第二天下午,我和母亲带上提前准备好的礼物去看望干爷爷,二叔(干爷爷的亲儿子)好说歹说一定要留我们吃晚饭再走。晚饭时,二叔专门给干爷爷准备了一张小桌子,盛好饭菜后让他坐在旁边吃。二叔说:“人老了,管不住自己,一起上桌不讲卫生。”干爷爷端着碗,安安静静地坐在小桌子旁吃饭,一句话也不说。
席间,二叔告诉我们,干爷爷确诊了是老年痴呆症。二叔说:“其实你干爷爷这样不记事,心里不装着事挺好的。你们看他现在整天笑呵呵的像个小孩子,不比之前到处惹祸,出力不讨好还惹一身麻烦好吗?”
的确,最后一次看到干爷爷,他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总是笑呵呵的,那笑容是我从未在他脸上看到过的柔和、纯净,与从前那个能干、硬朗,喜欢“管闲事”,处处“招人嫌”的干爷爷判若两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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