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台上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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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冠军塞巴斯蒂安-维特尔致敬。2022年11月20日，F1车手、四届世界冠军塞巴斯蒂安-维特尔在阿布扎比大奖赛结束后，宣布退役。这让我无比感伤。多少年来，在舒马赫缺席的每一条赛道，他一直是这个领域里属于我的精神向导。如今他离开了，带着荣誉和落寞。）

多少年来，我一直对那些不怎么熟悉赛车运动的人津津乐道摩托GP车手澳大利亚人米切尔·杜汉和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车手德国人迈克尔·舒马赫的辉煌历史。我告诉他们，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居住在凤凰岭上的一家政府招待所，那是一座民国时期的三层人字顶灰墙青瓦建筑，在此，我和一帮刚从大学毕业的单身汉们住在一起。很有幸，我和来自山东高密的岳高林、江西鹰潭的余迈成为室友（尽管当时我的内心并不认为这是幸事）。岳高林这三个字会让你想到他是一个挺拔的高个子，而事实上他也是个挺拔的高个子。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的岳高林十分倨傲，几乎很少正眼看人，而余迈则性情阴鸷，不笑也不言语。可以想象，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有多别扭。而作为晚间唯一的消遣工具，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的频道选择权总成为我们三人发生争执、不睦的诱因。和当时所有的国产电视机一样，我们必须不停地摆弄调整电视天线和不停地拍打机壳才能保证收看的断续进行。所幸我们多数时候对电视节目的兴趣还是统一的，大家都喜欢看体育节目，喜欢听《世界体育》的片头曲。只不过对具体体育项目各有偏好。比方说，余迈喜欢拳击和足球，岳高林喜欢田径和排球，不排斥赛车，而我只喜欢赛车。所以，一但有赛车节目，宿舍里通常只剩下我和岳高林，而此时余迈一定在隔壁房间用他带鼻音的阴鸷语调细数我和岳高林的种种不是。

我和岳高林一样喜欢驾驶蓝色雅马哈2号赛车的杜汉，他总是风驰电掣跑在第一。必须声明的是，所谓蓝色，那是电视节目解说员告诉我们的，我们看不到他的赛车的颜色，因为那是一台黑白电视。

记得我总对人说，我喜欢这个澳大利亚人。

那时的舒马赫很年轻，只有二十出头，电视中有关他的画面不是领头跑在第一，就是在某个弯角把其他车手撞出赛道。我的记忆里，从没看到过舒马赫的脸。不过说来奇怪，第一次听到舒马赫这三个字，我就被震到了。我预感到这个人将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奇迹的创造者，一个伟大到可能永远无法被超越的车手。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和我的室友们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先后搬出了凤凰岭招待所。不过我偶尔会去那里看看。我喜欢夜间一个人爬上那个差不多一千米的缓坡，站在这座城市的最高点俯瞰被江河、山脉和道路分割成大小不一、疏密不等的块状灯火，我会到招待所一楼大厅的皮沙发上坐一会，抽支烟。有时我会处在半睡眠状态，然而一阵急促的赛车轰鸣会让我骤然醒来。此时我会起身，往深处走，去寻找传来引擎声的房间。

您要找人吗，先生？我总被服务员轻柔的问话和敌意的眼神阻挡。

杜汉老早就退出赛场，据说他成了个老酒鬼，经常在酒吧惹来警察。至于舒马赫，我目睹了2006年9月他在意大利蒙扎宣布退出F1的悲壮场面，又目睹了他2009年末宣布复出后一败涂地的三年艰难运动生涯。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对他们的热爱。

有一天，我打开电脑，开始搜索他们的名字。我先在百度里输入米切尔·杜汉，但没有我要的信息，我只输入杜汉，出来一串名字，但偏偏没有我要找的米切尔·杜汉。因此，我只好作罢。我开始搜寻迈克尔·舒马赫。我很容易找到他的资料：

1991年，舒马赫首次涉足F1，代表乔丹车队参加了比利时大奖赛。他在排位赛中获得第七名，但由于离合器出现故障，在正式比赛时只跑出几百米就把车停在了赛道边。这是他唯一一次代表乔丹车队参赛，之后，他加入贝纳通车队……

在我阅读关于舒马赫的信息时，忽然发现一件令我目瞪口呆的事：我在凤凰岭招待所居住的时间是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而舒马赫第一次参加F1比赛是在1991年的比利时斯帕赛道，这意味着在我搬出凤凰岭招待所之前，舒马赫还从没碰过F1的方向盘。那么我总向人们津津乐道的我在单身汉招待所看舒马赫比赛究竟是怎么回事？解释似乎只有一个，我记错了。可我怎么会记错呢？那看赛的场景，坐在深棕色的绷子床沿上，为了和余迈争夺电视频道权，不惜一吵，大个子岳高林总是站在我身旁用不屑的眼神冷冷盯视着余迈……这段历史是如此的清晰，怎么会记错呢？但仍只有一个解释，我记错了。我只能违心的承认记错了。这件事让我心惊肉跳。于是我又开始寻找米切尔·杜汉的信息。这次我学乖巧了，我从迈克尔·舒马赫的名字得到启发。我在百度中输入迈克尔·杜汉，我成功了。澳大利亚人的名字和个人资料出现在我面前。同样令我惊讶的东西出现了：杜汉是本田车队的车手，第一次参加摩托GP大赛是1989年。尽管1987和1988年他在雅马哈车队服役过，但他参加的是本国的SBK超级公路赛和铃鹿8小时耐力赛。那么，我是如何在1989年5月之前的单身汉宿舍看杜汉代表雅马哈车队参加世界摩托GP大赛的？我记错了？资料显示的历史宣布我真的记错了，又一次记错了。

我并不服气，或者说我并不认为那些资料所显示的是真实的历史（因为所有的电脑资料和书面资料也都是某个人写成的，为什么不是他出错？）。因为我的记忆那么真切，清晰，没有任何可被怀疑的地方。我在回忆我看他们比赛的场景时，我还能记起当时窗外夜色里蘑菇状水塔的暗影，还有屋内墙角那只黑身红头的爬行蜈蚣。但我心里并不踏实，我意识到这世间一定有什么出了错，我不知道究竟哪里出了错，也许是我的记忆出错，也许是电脑载入的资料出错，也许是历史本身混乱出错，也许这世上还有另外一个米切尔·杜汉和迈克尔·舒马赫，他们恰巧也是摩托GP车手和F1车手。

有一天，图书管理员罗洪烈和我谈起一桩已经发生的可怕车祸，他说，运河治理办公室的李唐出车祸时我们都在场，我们站的离他破碎的脑袋很近，黑色的皮鞋鞋面还有几点血迹。

我们？我也在场？李唐死的时候我在场？他死了吗？

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一行六人两辆车一起去上海，我俩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回来时出了车祸，我俩吓坏了，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你不停说，报警，快报警，打120。还说，怎么向他老婆交代？你忘啦？

不，一定是假的。我根本不在场，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说话的态度也许很坚决，但又有谁能想象我的苦恼有多深。

回到家里，我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如果某一天，有人对我说，暴动时你在场，你拿着冲锋枪边冲锋边大声喊叫：杀了那些没良心的畜生！

我怎么办？

如果有一天，警察突然出现，对我说，你昨晚参加了大西路商业银行营业部的抢劫杀人案，你被捕了。

我怎么办？

如果有一天，一个女子对我说，我还能认出你，自从那个夜晚你走出我的房间，我就一直在寻找你。你为何不辞而别？

健忘的人，我怎么办？

谁能想象我被健忘伤害的有多深？

我开始酗酒。酒醒时总是斜阳深深院。我坐在断壁残垣上，雉鸡的叫声从西郊麦田里阵阵传来。我已经不记得曾让我恐惧的健忘。我忽然想起了已经零落败谢的杏花。但我却记不起它们是什么样的颜色。

自那以后，我不再纠缠到底在凤凰岭招待所有没看过关于舒马赫和杜汉比赛的事。因为我已经确信那是我的健忘症所带来的记忆错误。我先后写了《健忘》和《多重谬误——杜汉的存在感》来为这段莫名其妙的错误记忆做个了结。我在《杜汉的存在感》里写道：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我为什么会发生那种记忆错误。因为记忆里有那么多至今说来仍不乏娓娓动听的细节和那么多数十年后依然活在一些人的心中的物标和气味。

不久前的一天，我走在大学城路一座新建的高楼大厦下的一个报亭前，我想买本最新一期的《译林》。当我付完钱回过头时，看见了岳高林。他现在是银河千帆国际航运公司的老板。三十年前，他和我同住招待所时，他是长江内河航运公司的第一个大学生，后来他做了这家公司经理，企业改制时，他买下了公司，并给公司起了个“银河千帆”的新名。我和他差不多有十多年没见面了。他不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倨傲，相反他变得十分热情。不过他看人的眼神还是带着那种不屑。他用力握我的手，并一直抓住不放，这让我很不自在。他坚持要请我到楼下的深潭酒吧喝一杯。他说酒吧女老板是他朋友，酒吧有正宗的法国葡萄酒。我本就是个贪杯的人，听到酒就会不自觉咽口水。于是，我就随他坐进了酒吧里面一个靠窗的小包间。岳高林一眼就看出我的疲倦和梦游，他劝我要时常联系旧友，要多走动和交流。他说他正在张罗着把当年同住凤凰岭的一帮“哥们”召集起来聚一聚。“哥们”二字的发音让我瞬间脱离现实的场景，回到当年凤凰岭招待所那一间间紫红地面和苹果绿墙色的单身汉宿舍。

三杯下肚后，我的精神劲上来了。

你的脸色好多了。岳高林说。跟我说说，这些年你都怎么过来的？听说你在写作？年轻时可没发现你有此潜质。他乜斜着眼，流露出讥讽的神情。他可能不太相信我会写作。

我告诉他我确实在写作，但还从未发表过，更没出版过。我说，写作对我来说，只是用来消磨时光，同时留住记忆。

他皱皱眉头，若有所思地说，消磨时光和留住记忆难道不是一对矛盾？难道不是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

我不想谈我的写作，我把话头岔开。

于是，我们就开始天南海北的瞎聊。岳高林兴致勃勃地谈到他的航海经历，说他走过的海里比那个追杀白鲸的亚哈船长还要长三倍。如今的他财大气粗，说起话来未免有点炫耀，但多数还是事实。比方说，他在鹿特丹港口附近的一家豪华酒店泡妞，在南开普顿的一家咖啡馆喝完咖啡，凌晨出门时差点被一个冒失鬼开的小货车撞死。还有和淡马锡的不愉快合作，终致对簿公堂，走进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他请了当年和我们同住凤凰岭的法学院毕业生、如今是大名鼎鼎的涉外律师的戴朝晖作为代理人，结果大获全胜。岳高林本就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能栩栩如生地用语言向别人再现他的经历。因此他叙说的那些事，我能听一遍就记得牢牢的，因为我听的时候感觉仿佛已经听过很多次。

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从遥远的建盏炫彩到古老的钧瓷玉润，从近乎玄幻不实的宇宙暗物质到令人恐慌的核爆炸，从充满民俗风味的天津杨柳青到展示莺啼烟雨江南的姑苏桃花坞，从崇尚男性生殖器的强悍民族到当代女人的贞操。我们谈到味如烂草的普洱，谈到嗅似幽兰的猴魁，我们谈到这些年城乡建设巨变的不可思议，谈到我们自己渐渐老去的无可奈何。

在说到我的满头白发时，我不由得赞了几句岳高林的一头又浓又密的黑发，还有他那挺拔的身形。我是由衷称赞的，说老实话，他真的一点不显老。我自然要问问他的秘诀是什么。

他笑着说，其实没有秘诀，最重要的是遗传。此外就是吃喝嫖赌一样不落下的同时，坚持运动。

我问他是否还一如既往喜欢羽毛球、溜旱冰？他哈哈大笑，羽毛球自然还喜欢，只是这座城里没人会为我提供那么大的旱冰场了。不过，他若有所思地说，我还保留了当时的一双溜冰鞋。

我的眼前浮现出他溜旱冰时的潇洒身姿。记得有几次我提着他的三洋双卡机去看他溜旱冰，给他放《溜冰圆舞曲》。我忽然想到他那时候总喜欢唱《木鱼石的传说》和《心中的太阳》，他那能在高音区发出圆润婉转音色的好嗓子一直让我羡慕。

你呢？老兄，你也得动动，不能总坐在斗室里苦思冥想。

我告诉他，我会偶尔去运河边走走，我还有一辆300马力改装后驱车，有时我会开着它四处跑跑，曾参加过几次在上海天马赛车场和南京万驰赛车场举办的俱乐部比赛。

岳高林露出惊讶的神情。不过这也正常，一个总是充满倦意、梦幻感十足的所谓文人，居然会开着改装车去参加车赛，谁都难以置信。

你还喜欢赛车？他好像记起什么，兴奋中带着点神秘。记得那时为了看各自喜欢的体育节目，我们几个总在争夺电视频道选择权。

他说的我们是指他和我，还有老表余迈。我想起余迈的绰号。

那你一定还记得舒马赫吧？听说他滑雪时出了场意外，至今昏睡不醒。岳高林说。

当然记得舒马赫。我说。

当时我们住招待所那会儿，总是看他的比赛。岳高林说，不过那时我们似乎更喜欢看杜汉的摩托车赛。

你是说我们在招待所的房间里看他们的比赛？

是啊，难道你不记得了？杜汉代表雅马哈车队，开的的是2号赛车。记得你当时还说呢，等有了钱，一定得买一辆雅马哈。你忘记你说的话啦？

不，不，我没忘记。我结结巴巴说。可以想象岳高林的话给我带来的震撼和惊喜。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加满，又喝干。他无意中把我早已定论为由健忘带来的记忆错误的结论给否定了。作为证人，他的这一否定行为的重大意义难以估量。但我当时什么也没说，我就像忽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在寂寞中寻开心的方法却暂不愿与人分享一样。我站起身与岳高林告别，我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表示感谢，并互留电话和互加微信。

那一夜，我无法入睡。我打开电脑，在搜索栏键入舒马赫的名字。我又开始浏览他的赛车生涯。我惊奇地发现，舒马赫1991年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在比利时斯帕赛道，他当时得了重感冒。1991年夏休期间，脾气暴躁的乔丹车手伯特兰·加舒特因在伦敦殴打一位出租车司机而锒铛入狱，致使乔丹车队在比利时站出现了车手席位的空缺。当时22岁的菜鸟车手迈克尔·舒马赫有幸来填补这一空缺。比赛前的那个晚上，他住在一间非常简陋的青年旅舍中。那里只有两张非常狭窄的小床，床与床之间是厕所和水池。那个夜里，舒马赫由于重感冒而在房间里发高烧。

我猛抬起头，一道亮光掠过脑际，像想通什么一样：高烧，谵妄，梦靥……一种超常的力量制造出超常的人生。

我想起我的一次发烧。那时我还住在凤凰岭招待所里。岳高林和余迈都去上班了，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在发高烧。昏睡中我回到了远在一百二十公里外的老家。我见到了母亲，她正坐在廊檐底下择菜。见我回来，她露出笑容。母亲见到我总是面带笑容，她以我为荣。我告诉母亲我发烧了，吃了药不见好。她在围腰布上擦了擦手，走过来摸我脑门。她说是我去世的父亲在想我。她说父亲一辈子都找不到对子女表示爱的正确方式，到了阴间还是如此。然后她回到她的小黑屋里去和父亲通话。她一定从箱底找出几枚铜钱进行神奇的排列组合，或是在一只盛水的碗里让筷子站立。不管她用的什么办法，到了黄昏，我的高烧就退去了。当余迈回宿舍打开房门时，我才从睡梦里醒来。所幸我还记得那个尚有余温的梦境。那一年的国庆节期间，我回到了母亲身边。我跟母亲提起那个梦。母亲惊奇地说，那不是梦，那是真事。她站起来走到廊檐下指着一张竹椅对我说，你当时就坐在这张椅子上说你在发烧。我走过来摸你的脑门，很烫。母亲的话让我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我读到过一些有关神秘学的书，但一概不予置信。我曾看过一本泰国人写的的书，他在书里说，世界不过是每一个人身上没法分割、恒久不变的神性的一场梦。

这个秋季的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去了茅山，我径直走入茅山元符万宁宫，找到我年轻时就认识的的杨禹道长，我把我的疑惑向道人和盘托出。杨道长说，人有多种自我分解的可能，并能形成本体和客体各自的道场。比方说，梦，比方说灵魂的投影。

我对他说，道长的意思是，这世间可能有另一个我存在，他时而和我分开，时而和我重合，当我和我分开时，另一个我在一个并行的真实世界里的一座民国风格的旧式旅社里看电视，看舒马赫和杜汉的车赛？

杨道人笑而不答。

次日，我去了图使馆。很幸运，我在瑞典人维斯登堡1771年出版的《真正的基督教》一书里看到了这样的记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伦敦。

维斯登堡就像取得了某个神秘之所的特许通行证，在他的后半生里，他一直带着使命感孤独地往返于阴阳两界，并做了大量记录。对世界，对万物，没有人比他知道的更多。

我知道，当我把前述经历告诉人们时，人们或许会厌烦。但我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人们。我想申明的是，我说的不是我的感受，那是我的经历，一段真实的经历。

我拨通了岳高林的电话，我对他说，我们在凤凰岭招待所的房间里看舒马赫和杜汉比赛的事发生在真实事件之前的好多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这件事听起来很荒唐，很长一个时期，我都把它认定为那是因我的健忘而导致的记忆差错。但你在深潭酒吧那段回忆又把我带回到那个看来久已不存在的场景：我们俩坐在床上，观看置放在另一个床上的电视机里播放摩托GP和F1比赛。我们听着《BBC Grandstand Theme》,急切地等待正赛的开始……

在我说话期间，岳高林一直没有吭声。等我说完了，他干笑了一声，然后说，你说的事听起来很有趣，但这是不可能的。要么我记错了，要么我根本没有说。

我不知道他为何要否认。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也让我忧伤。我说，那你总还记得那首曲子吧，每当电视里播放那首曲子，你就丢下手中的事，睁大眼睛坐在床沿上。

是的，我记得那首曲子，《看台上的主题》，英国BBC电台的。但那又如何呢？我记得播那首曲子时，有运动员在投标枪，在跨栏奔跑，在快速旋转身体扔出铁饼。是的，那是田径，你知道我喜欢田径。你看，我的储物柜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双溜旱冰的鞋子。仅此而已。

那挺好，我说，你能记得看台上的主题已经足够了。

我本想挂断电话，但他可能听出我的不悦，他忽又用十分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哥们，有件事不知道有没告诉过你，我已经移民加拿大多伦多了。

我说，那挺好啊，我知道很多人和你一样都移民去了那里。但那里的暮色太长。

事实上十年前我就移民加拿大了。他说。我在两边跑，我的家和公司分别用不同的名称落户两国。

那里该有一个很大的旱冰场吧，你可以把溜冰鞋带过去。我说。

你倒是提醒了我，他说，我会带过去溜一次，至少一次。

再见。

再见。

人们一定能够想到我去找过老表余迈。不幸的是，余迈已经于两年前因肝癌去世。看来岳高林说得是对的，我该时常和故旧保持联络，以确定他们还活着或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余迈的家人告诉我，他死得非常痛苦，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一张皮，脸色暗黑，眼窝深陷。我通过他的家人的描述在脑子里勾画了一幅余迈病痛时的肖像。我看着肖像对他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但他毫无反应。

入冬后的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夜访凤凰岭招待所的冲动难以抑制。我把车停在了山脚下的蜂巢咖啡屋后面的圆形停车场。我缓缓走上山顶，却猛然发现月光下的招待所已经是一片废墟。我先是呆呆地站立现场，然后艰难跋涉在废墟上，希望能找到当年我住的房间的确切位置。然后我坐在一块斜峙于瓦砾中的混凝土块上。寒风袭来，睡意暗涌。我凝神听着从废墟深处传来的BBC看台上的主旋律和一阵阵赛车引擎的轰鸣，我倒是希望能听着它们进入梦境，重回三十多年前的场景：我和岳高林坐在棕绷床上，对面的空床上放着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杜汉的2号雅马哈摩托从屏幕上一闪而过，然后摄影镜头追踪着车尾，排气管显得异常粗大，像个喇叭口，杜汉身体的每一次扭动都意味着赛车正切入一个弯道……但我却又上了茅山道观，见到了杨道长。星星挂在窗边，像在窃听我们的交谈。我有些不安，我让杨禹道人把窗帘拉上。我对他说，道长的见解使我很受启发，但它似乎超出了道家的思想范畴？杨道长站起来，把我带入一扇门里。他把我丢在黑暗之中。过了差不多几分钟，暗室的灯亮了。我忽然置身于一处缩小了的天主教堂，里面供奉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苦像，两边是圣母玛利亚、大圣若瑟的圣像，四壁还有耶稣基督走过的十四处苦路像。杨道长则一身神父的装束。

我大惊失色，无法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杨道人说，我们小时候爱看《封神榜》，我记得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一个神仙，他可能既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也是释迦牟尼的信徒。

……

我知道杨道人在梦里为我演示一种可能性。他给我一个启示：万事万物都存在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不是别的，是它们都可能是复数的存在于宇宙间。除了“真主不在真主之外”，其它的任何事物，包括人的行为，集体的人所做的生活演绎——一种生活工作的场景，比方说一场超级摩托车大赛——像电影那样的场景，都可能有另一个存在，在过去、在将来、在另一个地方。

于是我想到，也许在凤凰岭招待所那间屋子里，还有更加久远的事件发生过，那时还没有电视机和电风扇。居住者当然不是在电视机里看到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事件的中心。比方说，他在这间屋子里努力忘记一次局部战事失利的痛苦时，那场战事的第一声炮火却在十二年后的华北平原某个曾被日本人的大火烧做灰烬的村庄打响。

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约是当年12月中旬），我收到岳高林从多伦多的家里发来的一段微信：凤楼（潘凤楼是我的全名）老兄，我昨天一个人喝了点酒（我每次在多伦多都会陷入一种不可言状的深深孤独，每次都会借酒浇愁），我忽然记起你上次电话问我的事。你可能觉得我断然否认我在深潭酒吧说的话有些不可思议，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当时确实一点都不记得了，既不记得我在深潭酒吧说的话，也不记得我们在凤凰岭宿舍里看车赛的事。但奇怪的是，我昨天喝酒的时候又都想起来了。于是我上网查看了杜汉和舒马赫的比赛历史资料。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是一件神秘事件。我今天上午去拜访了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神学教授罗兰，他听了我的讲述后说，有人认为上帝可以让以前的事没有发生，我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一定也能让一件后来的事提前发生。这恐怕全凭上帝的兴趣。

罗兰教授的解释并不能让我满意，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告诉你。我个人倒认为，这世间其实有很多事是解释不了的，但若从人生一场大梦去解释，也就没有什么是解释不通的。

你有答案吗？你一定思考了很久了，我想你一定有你的想法，我的老伙计？

欢迎来多伦多。

我有答案吗？我什么也没有。我现在只记得我曾在凤凰岭上那个宿舍里给一个女子写信，但她从不回信。但我知道她会看。我陷入两难：如果我继续写，那将会滋长她的傲慢情绪；如果我不写，则我将永久失去给她写信的机缘。昨天上午，我又去了凤凰岭招待所的废墟，在一帮拾荒人挖出的窟窿里，我找到一个用塑料纸缠绕起来的包裹，里面都是已经写好但没有寄出的信件。包裹显然已经被拾荒者打开过，因无价值又被他们扔回窟窿。我打开那些信件，一眼就认出那都是我写的，是我三十年前的字体。但我一点也不记得曾经写过这些信，事实上当时也不可能写这些信，因为每一封信的内容都是近年来我反复想对她说的那些话。而当年，也就是我住在单身汉宿舍写这些信的时候，她（她叫王嫱）应该还是个刚刚上初中的小女孩，且远在天边，我根本不认得她。

于是，我把包裹拿回家锁进保险柜里，每两周寄出一封，并给信封贴上最漂亮的邮票。我充满欣喜，却也满怀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