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庆元党案禁伪学
第七节 禁伪学（一）
“伪学”即“道学”，是韩侂胄集团对道学的蔑称。前文说过，“道学”就是“程朱理学”，也就是宋朝的新儒学，儒学发展到南宋，由朱熹总结到了新高度，完善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程朱理学”自称继承了孔孟的道统，故称“道学”，当时很多士大夫都是“道学”的忠实拥趸。
赵汝愚倒台后，朝中已无人和韩侂胄抗衡了，但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赵汝愚的坚定支持者，而且这是一股庞大的势力，这股势力无疑是韩侂胄的潜在威胁，这股势力不除，谁知什么时候被反噬，韩侂胄如鲠在喉！
但是“道学”不仅受很多士大夫的追捧，而且在民间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公然反对“道学”，势必引起社会动荡，因此，韩侂胄想到了将“道学”污名为“伪学”，“伪”者，假也，非法、非正统也。这一招很毒辣，除非是铁杆道学家，否则，谁愿意承认自己所学系“伪学”？将“道学”冠以“伪学”名称，实在是高妙得很！那么“伪学”这个名称是怎么来？我们从头说来。
话说公元1180年左右，刘德秀任湖南桂阳军学教授（负责教授儒学的官员），从长沙年终考核回来，走到衡山，遇湖南安抚司的官员曾撙，曾撙从零陵年终考核回。曾撙是朱熹的学生，以前和刘德秀很要好。两人久别重聚，同宿在衡山旅馆，相得甚欢，无话不谈。
两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公事上，刘德秀问曾撙道：“‘仓司’（指提举常平仓）的秘书，听说兄弟谋到手了！”
曾撙连忙道：“哪里，哪里，你兄弟还不知道我么？我从不向人开口求官！”刘德秀有些不信，一再问，曾撙则一再拍着胸脯说没这回事。
刘德秀信以为真，就真诚地问：“那我去走走门路，看有无希望！你看如何？”
曾撙道：“你去吧，这事和我无关！”
刘德秀到衡阳，向仓司官员提出请求，仓司官员答复道：“你来迟了，长官早许诺曾撙！”
刘德秀不相信地道：“我昨天还和曾撙在一起，他说没这回事啊！”
这位刘德秀熟悉的仓司官员就直接拿出曾撙的信件给刘德秀看，刘德秀一看，里面全是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低三下四的词语，刘德秀感叹又愤怒地道：“这就是所谓的道学家吗？”这事在刘德秀心中的阴影面积很大，但还没完。
公元1194年，孝宗赵眘崩，刘德秀此时为大理寺司直，当时朝廷决定将赵眘葬于绍兴，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想迁往别地。于是宰相留正召集有关人员在自己府邸商议。
刘德秀一早赶到留正宰相府，见太常少卿詹体仁、国子司业叶适等先到了。詹体仁和叶适也是朱熹的弟子，并且是刘德秀同年进士。
詹、叶两人正坐在一起，谈得欢快，见刘德秀进来，立即变了脸色。刘德秀上前作揖施礼问候，叶适也站起作揖回问，而詹体仁只是站起拱了拱手。施礼毕坐下，两人默然，刘德秀觉得无趣，坐到别处去了。
不久，宰相留正出来，詹、叶两人起身，高声陈述孝宗不宜葬绍兴，应该迁陵。留正疑惑道：“这事谁敢下结论？”
詹、叶两人道：“蔡元定（也是朱熹学生）深谙堪舆之学，见识高远，他可定论！”
留正思索了一阵后，忽然回头对刘德秀道：“你有什么意见？”
刘德秀起身施礼后道：“相公不问，下官不敢回话。我所历官场，奔走东南、湖湘、闽广、江浙之间，全国几乎周游遍了，论山水之秀，没有哪里比得上越地（指绍兴），安置梓宫最恰当。而且迁移山陵是大事，国家经费也艰难，还是不动为上！”留正点头称是。
几天后，各大臣又到赵汝愚的府邸商量这事。到赵汝愚客厅，詹、叶两人突然对刘德秀道：“年伯（指父亲同年科举之人，他们本是同年，这里称‘年伯’是讽刺的意思）何必如此？”
刘德秀回道：“我的见识就只有这么大，哪里是故意和你们唱反调？”接着又提出了自己看法，后来赵眘山陵迁徙之事便停息了。
此事后，刘德秀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心想：“你们自称‘道学’，可看到同年来了，却变色离席，将同年视为异类；在宰执大臣府邸称同年为‘年伯’，故意讽刺谁呢？你们自负所学，自矜自傲，为了推荐同党（指蔡元定）的私利，不惜假借迁移梓宫的名义，你们真忍心干啊！曾撙、詹体仁、叶适，你们以‘道学’自居，但做的事却是如此，你们是什么‘道学’？你们不过是‘伪学’罢了！”不久刘德秀被韩侂胄提拔为御史，刘德秀便将心中怨气全部以弹劾的名义发泄出来，“伪学”的说法，开始在道学反对者中流行开来。
佐料：上述这个经过，是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考异”里的记载，据叶绍翁所说，这些事是后来刘德秀到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湖南长沙）时，自己讲给下属听的。可不可信，恐怕不能全信。
詹体仁（公元1143年—公元1206年），宋史里有传记，“体仁登隆兴元年进士第”。也就是说，詹体仁公元1163年考中进士。
叶适（公元1150—公元1223年），宋史也有传记，“擢淳熙五年进士第二”，也就是说，公元1178年叶适考中了榜眼。
刘德秀（公元1135--1207），宋史没传记，结合他的年龄，可能与詹体仁同年进士，但绝非和叶适同年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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