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泥水匠，这段时间，快有三四个月没有大活了。只是零星的这边三四天，那边一两天的打几日短工。前些天听一个老表说，隔壁村有个包工头在招人去青海，当天晚上就过去问了。这边的包工头在全国各地揽活，揽来的活又爱招本地人过去，乡里乡亲，知根知底信得过，就算打架有老乡在身边帮衬也是好的。
父亲很快就打听清楚，是去青海西宁的，活儿不大不小，大约能干上个大半年。工资还挺高，像父亲这样的“大工”，一天得有个500多，顶上这边一天半的工钱。就是远了点，所以招呼了一圈，没几个愿意的。
父亲上了心回来一说，我和姐还不放心。以前都是在江苏、上海、南京、安徽这些地方干活，都是南方，就算没有去过，光听地名也知道那边的大致情形。这回可不同了，那是西北，风土人情跟我们南方差了不是一星半点，而且还是在高原地区。
这边计年纪爱按虚岁算，父亲过了年也六十一了。赶上好政策，现在每个月也有个千把块退休金，实在是没必要出这趟远门。我跟姐都劝他，苦了半辈子，也该歇歇了。就算是真的闲不住，在家边上揽些闲活也行。
但还是劝不住，再加上那边也催得紧，说是青海十月就冻上了，不能在户外干活，得紧着把活在十月前完工。母亲把行李包塞得满满当当，实在是想象不出来西北的寒冷，只能把厚的都捎上。
父亲五天后就走，那天我向单位请假送他。在电话里父亲还怪我不该请假，没什么必要送。我坐在公交车上想，这些年倒是跑过不少地方，北京、河北、陕西、福建、湖北，跑了怕是有十几个省，小部分因为工作，大部分是去玩的居多。
他也是到过北京的，从公交车的玻璃窗上看了一眼天安门，巨大的一幅毛主席画像挂在最中间，车一下子就过去了。父亲在外乡，一直是低着头，不停铺砖舔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挣钱供我和姐读书，多少年都是如此！我和姐都不是什么读书的料，说起来倒是有些对不住他的辛苦。
我给他的手机里充了200元话费，又在车站边上的超市里买了点水果，还有饼干之类能放久的点心，转了又转实在不知再买点什么，就进了车站。
车站里人很多，南来北往的人各有各的来路和去处。有人吃着方便面、有人在说笑着、有人嗑着瓜子、有人在训孩子、有人打手机像吵架似的，各式各样人的形态、声音交织在一起，倒是冲淡了车站里几分离愁别苦。
从门口远远地就看到父亲，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上半身有点伛偻，偶尔跟边上同行的工友搭上几句。见我过来，父亲向工友介绍了几句，那人让出一个位置给我。落了座，递过东西，一时无话，只默默地看着他打开行李包，东挪西腾地匀出一个位置。
正准备放入，又顿了一下，想想不对，把底下的一包荔枝干放到了面上。母亲一直深信荔枝干是“神药”，大补！做工吃了长力气，上学吃了补脑子。我和姐读书不好原因就是，荔枝干不肯多吃，父亲为什么这么多年身体康健？都是她一斤又一斤地让他带着的功劳。
父亲一边收拾着，一边埋怨着哪里用买这么许多？我说三十多个小时，多带点不会错。他的额头上爬满 了皱纹，眉毛淡淡的只有小半截，像是没墨了的毛笔，只草草地描了几笔，留下一点浅浅印迹。眼睛很小，眼珠子里有些浑，许是这两天没睡好，眼泡有些肿，鼻子又大了点，嘴上有些裂开。
整张脸已经松了下来，两边脸颊上没什么肉，显得颧骨很突出了。样子实在是算不得好看。母亲说他三十年前就是这付模样，当初相亲见的第一面，就对他不是很满意，人太老实，嘴又笨，架不住外公的威严，还是嫁了过来。
他上身穿了四件衣物，一件内衣，两件毛衣，一件外套。四件里有两件是我穿旧的，裤子有一边的膝盖上打补丁，鞋子是双解放鞋。我问他，怎么不换一套新的出来，家里不是没有新衣，而且今天又不出工。他说，干活的都是这样，没有那些个讲究。
老家三楼，放着两口柜子，里面都是他和母亲的新衣。平时总不肯穿，只是在过年，穿一趟，又放了回去，我姐经常因为这个跟他们置气，说这样还不如到年底租一套得了，省下的钱更多！但是不管你跟他们说多少回都是一样。
两人都沉默着，想来我跟父亲好像一年到头，都说不上几句，仅有的几句也是母亲在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了，他常年在外，只是农忙和过年才回来，后来家里不种田，回来就更少了。到家后总是话不多，默默地做着。
母亲说我刚出生时，父亲喜欢我喜欢得紧，抱在手里久久不肯撒手，在我脸上啃了又啃。在我有意识后，倒是没见过这些亲密举动，对我热望却是有的，回来总要翻翻我的课本、作业。
他只读了初一就去做工了，书上有些内容他是看不懂的。翻还是照翻，仿佛透过我那些写得歪七扭八的字里行间就看出什么究竟来。我初二生平第一次拿了张三好学生奖状，把他高兴坏了，隔天骑着二八杠自行车到了县里，给我花了两百四十六元买了一块表。可惜只让他高兴了这么一回。
初三那年中考，考得不是很好，只能上一个职高。母亲和他好几晚没睡好，商量了多久，觉得是主要是我吃得苦太少了，不知道珍惜。决定让我跟他去上海工地上体验一个暑假。那是我跟他单独相处最久的一段时间，往往天蒙蒙亮就出门了，吃得不好，住得也是边郊空地上，搭得几个工棚，活倒是要干不少。
我啥也不会，只能在工地里打零工，拉水泥、和泥浆、搬砖、帮着大工打打下手。才半天，手上就起了血泡，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不照镜子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每天都在盼着太阳落山，可太阳落山也收不了工，要一直等到天开始发黑了，工头才会喊大家收工。我不知道他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工地和父亲分在两块区域，回到工棚又瘫在床上不想动，两个人之间还是没有多少话可说的。有一晚我早早的睡了，没多久从睡梦中热醒了过来，听到门口有些响动，放眼望去，从门口透进来的月光把一个人的身影映在地上，那架式应该在洗衣服，我瞄一眼手表，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夏夜的蚊子总是恼人，地上的影子洗衣的动作时不时会停顿一下，拍打一会儿蚊子，又继续洗。
工地上脱下的衣服，又臭又硬，很难洗。臭的是汗，硬的是粘在身上的水泥块。还没洗，放到盆里水就浑了，要清上十几遍。影子在换水的当口，从怀里掏出一只烟点上了，压着嗓子，轻轻地咳了一声。
最高兴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休息一天。还是十来岁的年纪，总喜欢到处去看看，父亲一个呆在工棚里听着收音机，见到我闲不住，给我些钱出去耍。那天我尽在书店里磨了，往回走的时候，才发现钱还没用出去，在路边带了瓶啤酒和半斤猪头肉回去。父亲给我倒了一杯，夹了一块肉放到嘴，没一会儿两个人都伸了舌头，一个是因为辣，一个是因为苦，两人坐在矮矮的小桌边都笑出声来了。
回忆总是绵长，眼前的父亲突然咳了起来，并不畅快，每几下就被卡住。双手扶着喉咙，说不出的难受，顺了几口茶下去，才好受了些。多半是又抽烟了，他上身口袋外边印着一个方盒子的轮廓，随着他的动作，时不时露出一点边角。之前他说过，不抽烟已经有段时日了，看来是不确实的。我想说上几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个时候就不说他了。母亲在吃喝上不亏他，只是随身的钱从不肯多给他，就是怕他又去买烟。
其实关于戒烟这事儿，他试过很多次，却总不能够。或许在异乡，每天都是早上六点到晚上七八点的日复一日，有根烟在，多少就有些缓口气的劲儿吧。
广播已经在通知检票了，我和父亲提着行李，排在人群后面。他一直催促着我可以走了，我跟他说不差这一会儿了。两人并排着站在一起，我高出父亲半头，他已经是个老头了，头发稀疏，身板微曲，手掌粗糙、宽大。我想从他手上争过一只行李包，被他挡了过来，手劲儿倒还在，似乎比我还要大上几分。
离着检票口只六七步路，我想对父亲说些叮嘱，注意身体呀，实在干不动不要勉强自己之类的，这些话像被塞在瓶子里，又装进一个箱子，上了锁，怎么都说不出来。眼见着他一只脚已经在检票口的另一边了， 我只好匆匆往他手里塞了一点钱，说一句：
“爸，你在那边，还是少抽点吧！”
他愣了一会儿，点点头，没说什么，随着人流走向另一个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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