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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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年春夏之交我返回母校，拜访高中的语文老师。我带了两本自己出版的诗集，教地理的班主任接到手里后对我连连称赞，他不知道我经常在他课上偷偷写诗。语文老师接到后摆摆手说你知道的，我不懂诗。他也没有装模作样拆开翻一翻，就随手插到书架里面了。他满脸皱纹，离退休也没几年。个子中等，瘦，驼着背。他瞅着我，吸了一下鼻子，问些在不在作协啊、发过哪些期刊、认识哪些文坛名流啊之类的问题。我的回答当然不能给他什么惊喜，反而让他担忧我文学前途渺茫，转问我工作稳不稳定，在大城市起居怎么样。我们这才聊得高兴起来。

在办公室聊到日暮，他看一眼工作表没什么事情，邀请我去他家喝点酒。我也没什么事情，欣然随他去了。他住在附中的老家属区里面，里面的房子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墙上爬满了藤类植物，爬得高的仍是鲜绿，被彩霞红红衬映着，和人齐高的则几乎都是些近乎灰朽的死藤，密密麻麻的，纠缠在一起，像现代艺术。

我的语文老师名字叫李炎，和我算是老乡——他是永州人，我是茶陵人。这个老乡认得十分勉强，因为永州挨着广西，茶陵挨着江西，地貌和方言非常不同，而且他比我年长1/4个世纪。李老师在我出生那年本科毕业，留在附中教语文。我读高中时，以老乡身份套近乎，找李老师讨教诗歌问题。李老师自称不懂现代诗，还发了通莫名其妙的感慨：

现在还有诗人吗？诗人不是自杀了就是疯子。

这种感慨我在高中时就厌烦至极。但我没有因为这番话因言废人、讨厌李老师，李老师的课很有意思，他会讲很多来自故乡和童年的怪力乱神的故事。本地同学对那些外省故事并不喜欢，有些甚至听了夜里做噩梦，私底下抱怨这个老师。我读高中的年头还不时兴举报老师胡言乱语。李老师那些民俗故事我感到有亲切的野性，和我父亲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比起讲故事的技艺，我父亲就比李老师差了太远——他总是想要提炼出来一些忠孝节义、温良恭俭般的道理——然后扯到我近些日子做得不妥当的事上，教育我一番。不过，如果我是李老师的儿子，李老师可能也会这样对我？李老师没有结婚生小孩，所以无从证明这个猜测。李老师不结婚生小孩是天赋人权。但他在体制里工作。在这所有同事都结婚生小孩的环境，他是如何自处的呢？

当我胡思乱想时，已跟着李老师走进感应灯坏掉了的黑漆漆的楼道。他的肩膀在黑暗中危耸，踏出使者般庄严的足音。我还从未拜访过一个语文老师的家呢。

他拉开绿色的铁门，在尚未全黑的客厅开灯，顿时的明亮照见房屋的整洁，而且有点空旷。桌上有英语的小说，还有些和工作相关的文件。李老师说，不用换鞋。他踏着运动鞋直往里走，感慨一句，你也一直是文学青年啊。我说，当年语文课熏陶得好。这话当然是场面话。但李老师忍不住笑了，笑得很开心。到书房我们坐下来，我环顾周围的两面书架，里面都是些很老的书和杂志了，都是九十年代的，也有一些世纪初的。这些书架里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像穿越了一样。但李老师不是古板的，他已经拿起手机点了湘西菜的外卖了，还贴心地给我点了啤酒。他知道年轻人喝不惯白酒，他家里只有白酒。

总之，李老师太不像一个高中老师了。那家湘西菜来得很慢，他自己先忍不住开始喝书桌上的牛栏山，杯子都不用。他喝了几口，变得更加放松，像个泥人般站起身拉开书柜，从里面缓慢地抽出两本杂志，分别是1994年6月刊的《宝石文学》和1995年秋季刊的《悬挂小说》。《宝石文学》现在还是大刊，《悬挂小说》我没听说过。他哗哗翻动，指给我看，那个“炎帝”就是他。我看到这个笔名心里发笑，但细细读下去，小说本身却是细腻微妙的。李老师说，《宝石文学》上这篇不得已被删改了很多，不好；《悬挂小说》上面这篇好。我粗略读完，感到还是《宝石文学》的好一些，更温和。我向李老师表达了这个看法，他笑道：

你们这代年轻人太保守了，时代在退步。

我问李老师，还有没有别的小说。李老师摇摇头，说，没有了。我补充说，不是说发表的，没发表的还有没有。李老师说，没有了，我就写过两篇小说。我表示不相信。李老师说，后来我写不出来了。我坚持不相信而且大呼小叫：

那你在课上讲的那些有意思的故事，都可以写成小说啊！

李老师说：“那不是我自己的，我写出来也不是。”即使才情如李老师，也不影响他和他那代人一样顽固。我不依不饶：“那总是写过吧，写了一半但是不写了。”李老师总算承认有这种情况，但也是二十年前了。他说：“近二十年我一个字也没有创作，但我一直在语文课上给学生讲故事。那些历史悠久的，我的父辈和兄弟编造的故事，比我自己写出来的小说有意思。写小说还是太知识分子气了。读的人也都不是普通人，都是你们这种极少数的文学青年。你看，谁还读小说啊，还读发在小说期刊上的小说啊，想到当年我发小说在期刊上那沾沾自喜的样子，和草包一样……”

李老师没喝多，他说得很诚恳。但我实在没法认同这个，我自己也在写小说，而且一篇没有发表过。李老师在90年代发表过两篇随即好好上班、不再创作，现在说想在期刊上发表是草包，实在很不厚道。这时候湘西菜外卖到了，我们转移到客厅吃饭，他打开外卖盒就骂道不正宗，骂骂咧咧的和我吃了一顿。吃得有点热了，他打开客厅的电风扇。电风扇在那里嗡嗡嗡地摇头，我大口大口地喝冰啤酒。说实话我吃不出来那个湘西菜正不正宗，茶陵菜不是这个做法。我和李老师说，你知道我老家那边做菜有多野吗，炒鸡里面都是有血腥、有鸡毛的。李老师觉得我吹嘘这个很幼稚，他没有接招。但沉默一会儿后，他很突然地开始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而且特意强调：“我要给你讲一个亲身经历，我自己的事……”

二

我故乡的村庄藏身在山里，但离县城不远。村庄贫穷，我的家庭算优裕的。父亲懂一些文化，给公家算账；母亲是纺织工，在县里工作。因为母亲的影响，我很小就会刺绣，家里人也不认为男孩刺绣是可笑的。但这种兴趣爱好所养成的性格确实不合主流，导致我不是一个能和同龄人打成一片的孩子。

我乐意跟着他们玩耍，但不能是同去偷花生，也不能是去河里戏水、摸鱼。这些事我做不来。我只是和他们一起去村小学旧址玩，那里有一架秋千，绑在一棵据说有几百年的大树上。那秋千有多少岁月也不得知，我的父亲小时候就在那里荡秋千，也在那里念小学。

我们这一代孩子没有在村小学旧址上过课，但都知道旧址有秋千，绑在村子最古老的大树上。村小学、大树、秋千都设在一处高坡的平整处，这平整处像一座空中的孤岛，一面通向山径的大道，三面的边缘之下是十米深的断崖。秋千当然也朝向断崖，但你坐在上面不会感到危险，你的手会把那坚固的铁链握紧，而且手指可以完全嵌进铁链的环扣。一开始你的手感到冰凉，但没荡多久那铁链在你手中就温热起来。金属的秋千绳看起来笨重，但这高坡的风太大了，只要你用力推动一下那秋千，就不用再推，它可以无限地回荡在风中。

在我五岁光景，小学堂搬到了断崖下面的另一片平整处，但那个平整处的三面边缘，还是断崖，风还是那么大，新修了间小图书室，没有大树和秋千。我们如果想去荡那个秋千，就要往高处走，大概二十分钟的路程。那架秋千一直是村里孩子的乐园之一，另外两个乐园是田野与河流。对于我，秋千所在的高坡是惟一的乐园，它还多了一处完整的建筑废墟，里面有许多宝藏、玩意，虽然都是成年人认为没必要带走的垃圾。

因为那秋千几乎可以在高风中永动，所以一般没有人会独自去玩那架秋千，因为需要同伴去帮忙制住铁链，减缓它的加速度。荡秋千的人才能稳妥地下来。当然也有比较勇猛的，当秋千回荡至高坡的低点，支起身子跳下来。最初这么做的男孩是王天虎，在三年级那年，赢得满坡喝彩。后来大伙发现这并不艰难，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们终于都学会了，女孩中也有两三个胆大的可以做到。除了我始终没有胆量，都是呼唤邓晓林帮我扶住铁链。邓晓林不在时，我就索性不玩秋千。

我在秋千场上如此依赖邓晓林，但邓晓林不是我特别的好友。实际上我和他一点也不熟悉。邓晓林和我们所有人都不亲近。他年龄比我们大两岁，身为班长，成绩向来是年级第一，沉默寡言。但他的沉默寡言和我不同，他是一个正气缠身的人，他的沉默寡言被认为是一种严肃，是一种领袖式的不苟言笑。所有同学有难处，他都会沉默寡言地帮忙解决。我荡秋千无法自理的问题，他也当然会帮忙解决。由于是他这样的人帮忙，我每次也都郑重地道谢，从来没有产生过和他拉近距离的感觉。但或许正是因为常常依赖的是邓晓林，其他玩伴都从来没有笑话过我12岁了都还不能自己从秋千上跳下来。

那架秋千屹立多年，铁链依然像新修的小学堂崭新生辉，而且从未有人因为它发生意外，跳下来摔伤的都没有，可谓是安全的奇迹。要知道村子里每年都要在河流里淹死一到两个孩子，田野里也出现过毒蛇咬伤不治身亡的个例。可是在我六年级的春季，秋千乐园的安全奇迹也终结了。

那天阳光和煦，我因为帮家里做事，上午没去学校。下午本来该去学校，但我也打定主意不去了。父母午后出门，我假装同路出门去上课，却又折回家去。我折回去干吗，去完成那面刺绣。可家里我四岁的弟弟太吵闹，他被关在父母的卧室，出于无聊不断地制造噪音。我不可能和他沟通，因为如果他知道我在家，一定是缠着我玩，我不如他的意，他就会告我逃课的状。我离开了家，到有秋千的高坡上刺绣了。我坐在从那个废墟里搬出来一个小板凳上，一针一线地勾勒起来。我在绣二只张开小翅膀的麻雀。绣了一个多小时，邓晓林来了。

邓晓林为什么会来，是来抓我回去上课的吗？我提心吊胆，他在我眼里比起同龄人、同学，更像是大人、老师。他和我对视一眼，非常短暂，又把目光移开。他坐到那架秋千上去。我脑子转过弯来，邓晓林也是逃课——他逃课来这里荡秋千？事情非常诡异，使我把手中的刺绣放在膝盖上，看他荡秋千。我诧异得说不出话，也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太缺乏说话的锻炼，声带退化了。我站起身，想去给邓晓林推一把，邓晓林已经用自己的双腿把秋千驱动起来了。秋千回荡在风中。

我憋了半天总算发出了问询的声音：“班长，你为什么不去上课？”这话问得很可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可笑了，严肃的邓晓林没有回应我，也可能因为他耳边只有呼呼风声。我坐回到板凳，看他高而瘦的身躯像端坐在课桌前那样端坐在那截阔大牢固的木板上，他已经14岁了。我那时候还很矮，别人看我像只有十岁甚至九岁，我不到一米二。我没法一直盯着那架回荡的秋千，耀眼的日光会打断我。我低下头刺绣，时不时抬头看看邓晓林。但后来绣到翅膀的纹路我全神贯注起来，很长时间没有抬眼。我不知道那两次抬眼间隔了多久，但邓晓林不在秋千上了，秋千当然也悬在离土地一尺高的半空，被风吹出微弱的摇晃。

邓晓林什么时候回去了吧？我依据太阳的位置感受时间，估计正是接近于放学的时间，我也应该回家去了。但我回得稍迟一点，我坐在那里把刺绣完成了，一面漂亮的麻雀迎春。但我怎么没有听见邓晓林从秋千上跳下来时，鞋底与土地响亮的摩擦声呢，可能是绣得太入迷了。邓晓林为什么逃课，这个困惑也没有在我心里停留多久，这天我沉浸在刺绣的欢喜中。

晚上，村里的两个干部来到我家，问我们知不知道邓晓林的下落，说这孩子失踪了，下午就没有到学校去，一直没有找到他。其中一个干部指着我说，李炎，你下午也没有去学校，你和邓晓林一起的吗？我见逃课的事情已经败露，也没有遮掩的办法，只好老实回答：“是的，我下午逃课去高坡上刺绣了，我刺绣时邓晓林过来，他去荡秋千，他荡完秋千应该就走了，我反正没看到他，刺完绣我自己回来的。”干部记了一下我的说法，随后继续去挨家挨户问了。而邓晓林的父母以及族人，包括他们的一些朋友，都在四处找邓晓林，都找到了隔壁村子的田野与河流。

第二天，他们走进了山里，在秋千架断崖下面的树丛里找到了邓晓林的尸体。邓晓林无疑是摔死的，而且没有立刻摔死，他显然在坚硬的土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因为他的身躯不是蜷缩的，而是展开的，一只手朝向树丛外面的路径，在爬。

最后一个目击邓晓林的人是我。这个信息不胫而走，一日之内传遍了整个村庄。我的父母和族人当然不相信我会行不轨之事，因为我是那么乖巧，但邓家那边则是对我满腹狐疑。于是在这天晚上，干部、老师和警察就一起找上门来，审讯我是否加害于邓晓林。我急得大哭，结结巴巴地解释自己怎么无辜，毫不知情，而且说了很多现在想来与案情无关的事，比如邓晓林成绩很好，品学兼优；又比如自己下秋千架不能自理，邓晓林如何帮助我下秋千。我的反应其实是很反常的，为了洗清嫌疑，我和平时那种怯懦、退缩、羞于说话的形象判如两人。老师第一次听见我说那么多话——即使并不利索。我的嫌疑并没有因为证词洗清，但我还是照常要去学校上学。

老师和同学对我当然另眼相看，老师首先就认为我有嫌疑，因为邓晓林总是年级第一，而且品学兼优。我成绩在三到五名浮动，能否升上乡镇的初中是未知数，因为这所小学能升上初中的每届大约四人。邓晓林被除掉，我就很有机会。那位老师没有在班里表达过这个观点，我也从未想到过这个观点，但后来到我家里向我审讯的民警却抛出了这个观点，我一下子明白自己是如何被老师看待。

这是多么悲哀的往事，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被民警审讯了半个月之久，而且没有因此洗清嫌疑。这半个月民警不是每晚都来，但每晚我都提心吊胆，仿佛自己随时会被抓到监狱里去，像小人书里的反革命一样被枪毙，然后遗臭万年。民警的审讯也并不严厉，实际上，他比起村民们温和得多，他不太相信我是凶手，因为我长得实在太小了。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害怕这位叔叔，即使他后来基本没有来问我这件案子的事，而是和我打听邓晓林在同学间的表现，以及今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而我即使满心的积极配合办案，也想不出太多关于邓晓林的信息，我关于他的记忆，几乎全在那高坡的秋千上了。

有一个晚上，民警和我说有需要时会再来询问我，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我家里。这突然的消失更带给我巨大的折磨，因为他并没有开一个全村人都要参加的大会，和他们宣告，李炎是无罪的，邓晓林是自己不小心从秋千上摔死了。我一直盼着这样的宣告，但没有发生。当然我也没有去坐牢。这件事最终因为证据不足，暂定为事故死。

很多年后我才接触到“疑罪从无”这个词，但这个“无”指的是“无需坐牢”，而不是“无需被怀疑”。邓晓林的死给邓家蒙上巨大的阴影，给我也蒙上巨大的阴影。虽然我们两家一家住村西，一家住村东，本来就无甚交集，但这个事件以后，疏离就会演变成冲突，酿成许多丑事。而伴随半年后我考上初中，而邓家有史以来最会读书的孩子却英年早逝，这矛盾达到了极点。

我的大堂哥被邓晓伟打折了一条胳膊，一个星期没法上工。随即的报复活动在村庄持续下去。我的父亲也辞去公职，跑到县里工作，为的就是避开祸端。我的弟弟升入小学，没少被人欺负、恐吓，他是这件疑案中活着的最大的受害者。消息当然也传到了我在乡镇中学的班上，我很快就成了人人白眼的阴险之徒。

在我们那里，你因为斗殴杀了人，不会被人鄙夷，如果你是因为复仇，他们还会当你是好汉。但你如果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把前途无量的苗子陷害了，你就是该遭雷劈的。但好在那时候人人都想好好学习、出人头地，所以也没人来专门整我。那是我不幸中的万幸。为了离开可怕的故乡，我拼命读书，想考上县城最好的高中，那里就没有知道我往事的同学。后来也如我所愿，我摆脱了邓晓林的死，摆脱了故乡……

这件事想来，是非常悲哀的事。那架秋千那么牢固，从来没出过事，为什么是最优秀的孩子邓晓林死去？在我升上初中不久，那架秋千被拆掉了，那坐小学堂的废墟也被彻底清空，那片高坡的平整地于是只剩下一棵巨大的树，显得它非常孤寂高旷，因为也再没有小孩去那里玩了——当然不是因为有人死，而是因为没有好玩的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回乡办父亲的葬礼，还故地重游，去拍了那棵没有秋千的古树。在相片里，那就像是无风之地，那棵粗壮的树和它的树枝都不被吹动，相片里没拍到我随风颠倒的长发。总之，我的族人受了邓晓林太大的苦，但他们从来都相信我是无辜的，也没有因为此事因我而起责备我，只是支持着我一路考试，离开这倒霉的故乡……

三

李老师讲这件亲身经历的往事讲了一个多小时，我的兴致只持续了一半多。我首先听完不太相信是一件真事，怀疑它只是一篇口述的小说，或者说他有原型，但不是发生在李老师身上的。我不相信李老师身上发生了这么沉重的事，他的讲法也不太沉重，尤其是讲到他被村民锁定为嫌疑人后的生活，讲得很潦草。而且逻辑完全是很老土的，那一代人的，靠用功读书改变命运，离开封闭愚昧的乡村，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

但我不想戳穿李老师，我希望李老师能把这篇小说写出来。于是我感叹它是多么有趣的故事，如果写成小说就好了。李老师说，这写成小说有什么意思，而且如果出名了，被我老家的人读到了怎么办，被邓家的人读到怎么办……我立刻讽刺他，你想得可真多，你不是说期刊没人看吗，还担心这些。

李老师脸一红，解释说，不一样的。他又低下头，沉思起来。

我恍惚感觉李老师实际上有可能是不是真的把一个同学从那架秋千上推下去过？

这感觉只是一霎那，却让我害怕起来。

我于是问：“你现在还刺绣吗？”

李老师说：“早就放弃这爱好了，但我针线活很好，闲来毛衣都是自己打。”说着就像变戏法一样指给我杂物堆里的一团褐色毛线球，好像是他一指就变出来的。

我放轻松了许多，拿起啤酒喝了一大口。今晚应该是愉快的晚上。不要想邓晓林了。

我开始想起秋千，和绑秋千的铁链，想起一棵很高大的树。我想起来叶琮，他是我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同学，人长得瘦瘦小小，像猴儿一样的。我想起小学的操场后面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有两棵大树。两棵大树绑着铁链，铁链下是木板。左边的那段木板是叶琮的秋千。

那一天，我们班在操场自由活动。独自荡秋千的叶琮从高台飞出，摔在操场边缘的砂石，脑袋上的洞汩汩地涌出血。中断的丢手绢游戏，混乱的操场。我们互相跟随簇拥在抱起叶琮的老师身边。兴奋地叫喊，快打110，120，119……

第二天，班主任告诫我们：不要去高台荡秋千。我和其他几个男生放学就去高台，坐上叶琮的秋千，看到眼皮下的血迹。我们都握紧铁链，也只敢轻轻荡起。一天之际就丧失对秋千之力的把握，很快就觉得没有意思。很快学校就把两架秋千拆了。没人知道叶琮的下落，他没有回到班里上课。他头上模糊缠满绷带，缝了很多针，和我说关于秋千的灾难。那是梦里的片段。叶琮的长相也熔化到绷带里了，逐渐我只记得那滩血的形状。有时会在一片黑暗里绽放，耳边又响起喧嚣的童声：110，120，119……这声音像吹动铁链的秋千的大风在我耳边响，呼呼的。可能是因为我刚才听故事时喝了点白酒。我快要昏睡过去，身体在木板上摇摇欲坠，我听见李老师对我的呼唤，他一只手伸过来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