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女孩叫阿丹

那个女孩叫阿丹

2002年底，全国首个“SARS（非典）”病例在广州出现，当时我和阿丹正在某咨询公司实习。

2003年春节后，非典大规模爆发。那段日子，学校安保力度加强，不许学生随意进出校门，每天点名并上报学生处，若有发烧症状必须立即隔离。

连续两个月，电台每天都在更新非典死亡人数，现场招聘会陆续停办。在求职路上，很多同学一筹莫展，若论压力最小的，只有阿丹一人。

阿丹父亲在广州经商，开了几家五金店，毕业后就可以回家帮忙。可她的兴趣不在此，她想从事政法工作。和我一起，她报考公务员，还有H大学本科插班生考试。

那是高校扩招后，毕业生全面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第一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专科生很难找工作。

作为求职大军中的一员，我的公务员面试失利，网上投递简历也石沉大海，内心无比迷茫。那感觉，就像小时候大山里走夜路，眼前漆黑一片，头顶星光暗淡，恐惧和压抑如影随形，唯一能做的，就是沿着脚下的路，不知疲倦地奔走。

阿丹是一个文静的女孩，人很瘦，不漂亮，却开朗爱笑。知道她想考专升本，源自一则校园广播。2002年10月31日，她二十岁生日。同寝室的姐妹点了一首歌，预祝她考试成功。而那天，恰好也是我的生日。

我无意中说了和阿丹同一个生日，接着班里就传言，说我对阿丹有意思。对儿女私情慢半拍的我，只当是茶余饭后中的谈资。

因非典引致的封闭氛围，加剧了学习资源的“抢夺”。每一天，图书馆、自习室，几乎人满为患。晚上，学校的熄灯号一再延后，最终教务处只能逐个课室扫荡，“驱逐”那些像打了鸡血的学生。而我和阿丹，通常最后一批离开图书馆。也是那时，阿丹告诉我，她公务员考试惨败，“专插本”是最后的机会。

我们学校不大，半军事化管理，非典期间每天都有专人消毒。三月份，备考的高压下，有人病倒。考试前一周，阿丹不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那天早操，阿丹没有出现。同寝室的橙子替她请假，说她有急事回家。橙子的眼神闪烁，似乎另有隐情。

收操时，我找橙子进一步确认。她才红着眼睛说，昨晚阿丹高烧不退，咳嗽不止。早操前，捂在被窝中的阿丹，满头大汗，一直喊冷。

“班长，阿丹不让我说的，她怕……被当做非典隔离。”橙子哽咽地说。

我倒吸一口冷气，明显的非典症状，按规定必须上报！不由分说，我赶紧向班主任做了汇报。

很快，校医全副武装赶到阿丹的寝室，迅速将她隔离，并对寝室进行消毒。当晚，疾控中心的人开着救护车将她接走。事后，便有人对我非议，就连橙子，每次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

广州的初春，乍暖还寒。三月中旬，我独自赴考。在题海中，我昏头转向，不禁怀念起阿丹来。

四月，专升本录取分数公布，我再一次落榜，心情跌入低谷。

彼时，广州的非典疫情得到控制，学校的警报解除，又可以自由出入校门了。听班主任说，曾被送校外隔离治疗的学生，已陆续安排返校。

一天夜晚，家人打来长途电话，让我毕业后回家。我怅然若失，独自跑去校外透气。

走到正门，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校门口停车场慢慢走出，后面紧跟着一位黑瘦的中年男子，手上拎着大包小包。

“班长，散步呢？”那身影飘至我跟前，甩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阿丹！我抬起头，两人打了个照面。眼前的她，头发比之前长了，脸显得更瘦了。一件浅色抓绒男式西服，松松垮垮地套在她的身上。

“一个月不见，认不出了吧？”她咧开嘴笑，像没事人似的，转过头对那个中年男子说，“爸，我们班长，我的病多亏他及时汇报。”

“你就是方木？是你向老师打的小报告。”中年男子打量着我。像受审的犯人，我定在那儿，如芒在背。

“叔、叔叔好！”我小声打招呼，羞愧得无地自容。

“爸，别瞎说！”她有些生气，推着男人往里走。

透过昏黄的路灯，阿丹那白皙的脸，蒙上一层油彩。走了几步，她不忘扭头问我：“班长，考得怎样？”

“成绩没出呢。”我声音有点发抖。

“等你好消息！”她朝我挥挥手，消失在夜色之中。

我对着她的背影点点头，脸上火辣辣的。

校外的夜宵一条街，已然恢复早前的喧闹。大排档前，摆起一张张圆桌，处处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些考得好的，召集三五好友，吃饭喝酒，像有说不完的话。

躲到最远的档口，我找了个僻静处，叫了几瓶啤酒喝起来，然后踩着熄灯号，踉踉跄跄地走回宿舍。

第二天，我一觉睡到中午，手机有一条未读信息和一个未接来电。阿丹打听到我落榜，发信息给我打气。回拨未接来电，是实习公司人事部的电话，他们决定录用我，希望毕业前去办手续。

刚想问阿丹有没有被录取，对方工作人员却挂断电话。我的心咯噔了一下，空落落的。

受非典的影响，学校取消毕业聚餐。毕业典礼结束，同学们陆续打点行装，各奔前程。除了校门口多了些出租车，整个校园就像以往无数个暑假般平静。

阿丹前来道别，说她找了份律师助理工作，接着便关心我住的问题。

“补贴500块钱住宿，问了几个中介，价钱都比较高。”我埋怨道。几天后，她打电话给我，说沙河顶有单间出租，租金500块。

尽管房子靠近马路，夜晚有些吵，但终归有落脚之地，我马上付了定金。

阿丹带着橙子，探望过我两次。我的厨艺不精，刚参加工作没什么积蓄，只能在大排档吃饭。她也不娇贵，一块五一份的瘦肉炒米粉，吃得津津有味。橙子想当红娘，当面问我觉得阿丹怎样。我尴尬不已，不知该如何回答。

嘟着油光发亮的嘴，阿丹帮我打圆场：“班长可忙着呢，别整天想东想西。”

2005年7月，广州“申亚”。那一年，阿丹离开律所，到她父亲的店里管账。9月份，我以业务经理的名义，被派往南沙办事处，从此搬离沙河顶的小屋。那是我第二次搬家，将个人物品分成两处，其中一部分留天河姑妈家里。

大半年的时间，我往返于天河和南沙之间。南沙办事处，大多是我一个人留守，里里外外没个照应的人。白天，我坐在咨询窗口，替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见了不少社会底层的人。那时，拖欠工资还不能入刑，被欠薪的农民工几乎天天可见。晚上，独自返回宿舍，空旷的房间，动一下都有回声。老板备了部小灵通，公私两用，接听还免费，对此我很满足。

那年冬天，阿丹常常深夜给我打电话，聊一些生活琐碎，陪我解闷。我们说好了，等我调回市区上班，再报考成人本科。还有五年后，我要买两张亚运会现场门票，带她看最喜欢的乒乓球比赛。

即便久未蒙面，一旦有了共同的期盼，两颗心也逐渐拉近。

那时南沙还未通地铁。周五下班后，买一张二十块钱的车票，搭一辆破破烂烂的巴士，回广州五羊新城，再转乘一趟公交车去姑妈家。这些，成为我生活最大的动力。因为周末，我可以和阿丹结伴外出，四处游玩。

都说“食在广州”，我们到处走走停停。清晨，吃一碗白云山的山水豆腐花；午后，来一串上下九的萝卜牛杂；傍晚，叹一煲黄埔古港的艇仔粥。阿丹说，广州挺好的，要我留下来。

2005跨年夜，中华广场前后，人潮汹涌，热浪滚滚。我和阿丹十指紧扣，穿行在热闹的人群中。最后十秒，气氛空前高涨，有人双手合十，有人大声倒数：“10——9——”

当数到“1”时，阿丹突然抱住我，大声喊道：“方木，你听着，我喜欢你！”

“丹，我也喜欢你！”我用同样的语调回应，再将鼻尖埋进她的发丝。把她紧紧搂在怀里，我第一次，闻到爱情的味道。

姑妈在城中村做小生意，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当时的城中村，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凌晨一点钟，外面不断有人下夜班回家，有人在烧烤摊撸串喝酒大叫，还有人因太热睡不着走出房间。

从唯一的窗口往外望，深灰色天际下，那一片荒芜的土地，便是广州未来的CBD——珠江新城。忍不住痴想，多年以后，那里或许有我的容身之处。但骨感的现实、廉价的自尊，让我一直躲避阿丹想来姑妈家的期盼。

2006年夏，姑妈养的母猫产了一窝猫崽。我在电话里头讲得声情并茂，阿丹立刻回应，说她店里的东西遭老鼠咬，央我送一只给她。从她迫不及待的语调，我料想鼠患不轻，连夜叮嘱姑妈挑一只最勇猛的留下。那个周末，阿丹坚持亲自前来抓猫。我劝说无效，坐立不安。

周日午后，气温陡升，阳光炙烤着脚下的路。着一袭长裙，蹬一对高跟鞋，头发也被电成大波浪卷，此刻的阿丹，散发出成熟女人味。看得出，她化了淡妆，口红颜色刚刚好。

“我爸不放心，非要一起来。”阿丹拉过站在身边，一脸严肃的父亲。

带着他们左突右拐，走进姑妈住的“握手楼”。像招待贵宾一样，姑妈姑丈两人早早守在门口。进门开了灯，泡一壶好茶，姑妈滔滔不绝地介绍家里的母猫，还不忘帮他们添茶。

阿丹一面点头回应，一面打量房内的摆设。看她紧锁的眉头，还有鄙夷的神色，似乎有些不满。自村外一路走来，她父亲的脸色愈发凝重。

姑妈租的是一房一厅，连我和表弟，家里常住四人。不大的客厅，要容纳一张铁架双人床、一个电视柜，一张茶几，两张木椅，还有折叠餐桌一台。坐在屋里，显得压抑不堪。

“方木，这儿有学习的地方吗？”阿丹的眼睛停止搜索。察觉出言外之意，姑妈停止了讲述，默默去床底下抓猫崽。

“在这儿住，挺舒服的。”我没有直接回答。

阿丹又扫视了一遍，摇摇头，提出要走。

送他们回去的路上，太阳几乎把地上的一切蒸熟，城中村的上空，散发着各种恶心的气味。布袋里的猫，也不安分，喵喵叫得心烦。

各怀心事的我们，闷声不响地走着。

“方木，换个地儿住吧，我帮你找。”趁着父亲走去取车，阿丹终于开口说话。

“我的事，你少管！”从小姑妈就疼我，如今管我吃住，还不收房租，我不敢再奢求其他。

“懒得理你！”阿丹抓过布袋，往停车场奔去。

此后有一阵，我俩陷入冷战，谁都不愿先开口认错。有一天，橙子偷偷告诉我，有男生追求阿丹，听说两家条件相当，又是广州本地人，人也聪明可靠，阿丹父亲很满意。

那一刻，我幡然醒悟，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阿丹父亲一直不待见我，此时我更加确信。而要让他改观，需要克服重重困难。

眼下的我，刚参加工作的外来工，勉强能养活自己。即便如此，与阿丹家的差距，相差太远。在现实和尊严面前，爱情，像易碎的玻璃，脆弱得不堪一击。

如果我们注定无缘，那就让爱情，烂在回忆里。而不打扰，是对过去最好的怜惜。

仿佛毕业季的情景重演，我和阿丹连一声“再见”都没讲，便消失在彼此的世界。每年仅有一次的动静，在十月生日那天凌晨，QQ好友列表中，她的头像亮了几分钟，然后又暗下。

2008年底，为了圆自己的“本科梦”，我离开那家咨询公司。公司极力挽留，交接了两个月，我执意离开。

与此同时，妹妹大学毕业，姑妈家已容纳不下。经橙子介绍，我搬去东风中路附近，一个带阁楼的单间居住。这是我的第六次搬家。

房子在老城区，重新装修过，租金也合理，但通风采光不好，白天仍旧要开灯，饭点打开窗，有呛鼻的气味，还常有老鼠光顾。

备考那个月，我宅在家里做题，每天很晚才睡，索性让妹妹睡阁楼。有天深夜，外面下着暴雨，阿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在我楼下，和男友吵架跑了出来，要找我诉诉苦。

我惊讶不已，两年没联系，她居然还能找到我。

她，还是两年前的模样，站在楼道口，被冷风一吹，像摇曳的纸片。

进了屋，我才发现，她的肩膀和裤子湿透了。被打湿的衣物，紧贴于身，冻得她瑟瑟发抖。

“快擦擦，小心着凉！”我递上干浴巾，再打开沐浴间的灯。她眯着眼睛笑，眉毛弯弯的，像听话的小孩。

哗哗哗的流水声，从沐浴间漫溢开来，我坐立不安，不知该如何面对。

“啊！老鼠！”阿丹的尖叫打破我的慌乱。循声奔去，只见浴室门已打开，湿答答的地面，躺着三只粉嫩的、尚未开眼的小老鼠，吱吱吱乱叫。她衣服没换，头发裹着浴巾，指着天花板砖，说不出话来。被尖叫声惊醒，妹妹穿着睡衣，吧嗒吧嗒走下阁楼。

阿丹见状，霎时涨红了脸，把浴巾扔给我，头也不抬地收拾自己的物件。

来不及解释，便听阿丹对我连说几声“打扰”，然后夺门而出。冷风扑面而来，我打了个激灵，想追，却迈不动脚步。

第二天，我收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自称阿丹的父亲，说她昨夜凌晨回家，淋了雨，一直高烧不退；他又提起非典时期，阿丹因我错失深造的机会，如今这一病不知何时能好。临末，他几近哀求地说：“傻丫头始终放不下你，可你们是没有未来的！方木，请你让她放弃你，好吗？”

我一直没有说话，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如果对我死心，能换取她的未来，我宁愿当那个提分手的罪人。

“阿丹，我有女朋友了！”

“方木，祝福你！”

2009年初，我找到新的工作。那年生日凌晨，阿丹发来短信——祝我们生日快乐！

可我，竟忘了回复。

那一年，广州房价逐渐回暖。由于涨租，我又连搬两次家。

也是那一年，橙子被确诊尿毒症，需要透析治疗。她婚后成为全职主妇，丈夫在外地，儿子尚幼，高昂的治疗费用，如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

团支书将橙子患病的消息通知我，我们迅速通过班级群，发动全体同学为她捐款。短短一周时间，一笔笔善款汇入指定银行账户。唯独，没有阿丹的消息。

在医院里，我和几位广州工作的同学，亲手将银行卡交给病床上的橙子。那天，橙子刚做完透析，脸色稍显红润。

趁人群散去，我随口问起阿丹的情况。橙子的眼眶潮红，说刚发病那些天，多亏阿丹的照顾，到处联系医院、找病床，帮忙垫押金，把她给累病了。如果不是阿丹找到团支书，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阿丹这个傻姑娘，整天替别人着想。你在沙河顶和东风中路两次搬家，都是她求爷爷告奶奶，磨破嘴皮子砍下来的租金。”

“她总说，你是干大事的人，以后可出息呢。那些是小事，不想你操心。”

橙子还是没变，一见面就喜欢唠叨个没完。

“她……还好吧？”我从混乱的思绪中挣脱，一丝丝酸楚，迅速由鼻尖沁入心底。

“明年结婚，亚运开幕那天摆酒。”

2010年11月12日，广州亚运会盛大开幕。我不敢打开阿丹的QQ空间。那一年，广州启动城中村改造工程，姑妈一家只能搬向离我更远的郊外。

11月16日，女子乒乓球团体决赛打响，中国女队以3:0战胜新加坡队，成功卫冕女子团体冠军。我提前买了票，独自看完整场比赛。散场前，我扬起手中的小国旗，在球场内留影并上传至QQ说说。

“五年后，我来了，那你呢？”我在照片下发完这句，竟收到阿丹送来的第一个赞。

如今，我已有了自己的爱人。明早，我将带着她完成又一次搬迁，住进郊外的婚房。

阿丹，我要结婚了。这一路，我会带着你的祝福，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