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隶校尉、琅邪人诸葛丰，当初以刚直特立独行闻名于朝廷，屡次冒犯达官和皇族，因此老是被他们说坏话。后来，诸葛丰因为违犯了春、夏两季不拘捕和惩治犯人的律令，被降职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于是上书控告周堪、张猛。元帝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便下诏：“城门校尉诸葛丰，之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之时，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诸葛丰以前任职司隶校尉，不顺应四时节令，不遵守律令，以苟刻暴力来获取威严虚名。朕不忍将其法办，让他去担任城门校尉。他不内省自己，反倒怨恨周堪、刘猛以求报复，控告中全是没有证据的话，揭发的全是无法验证的罪，恣意损毁他人名誉，不顾自己以前的言论，不讲信义，真是到了极点。朕怜悯诸葛丰已年老，不忍施加刑罚，将其罢免为平民。”又说：“诸葛丰说周堪、刘猛没有贞节和信用，朕出于怜悯就不治他们的罪了，但又可惜他们的无法报效国家，决定周堪将降职为河东太守、刘猛为槐里令。”
司马光评论说，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先是赞誉而后又诋毁，其用意不是为朝廷举贤除奸，不过是想结交朋党以求重用而已。他是郑朋、杨兴一类的人，怎么能说他是刚直啊。作为人君，应审察美恶，明辨是非，以赏劝善，以罚惩奸，国家才得以治理。如果诸葛丰之言属实，诸葛丰就不应当被罢免；若他诬陷他人，周堪、张猛又有什么罪呢？如今两方被问责罢黜，那么美与恶、是与非又在哪里呢？
贾捐之与杨兴关系很好。贾捐之多次抨击石显，因此没有再得以加封官职，更很少有机会见到元帝，而这时杨兴却因为有才干得到元帝赏识。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一职正空缺，如果你能让我见到陛下，你立即可以得到京兆尹这个位置。”杨兴说：“你妙笔生花，如果能当尚书令，将远远胜过五鹿充宗。”贾捐之说：“京兆，郡国之首；尚书，百官之本。如果我能够当尚书令，你为京兆尹，天下会大治，士子的前途就不受阻隔了！”说完，贾捐之又说石显的短处，杨兴说：“石显正处于显贵地位，陛下信任他；如今你想上去，但须依我的计策，只要符合陛下的心意，便能成功！”贾捐之便与杨兴共同拟写了推荐石显的奏章，赞誉他的美德，建议应赏赐关内侯爵位，可任用他的兄弟任各种官职；又共同拟写了举荐杨兴的奏章，建议可试任京兆尹一职。石显听说此事后，向元帝告发了，于是贾捐之与杨兴被下狱，令石显处治。石显奏道：“贾捐之与杨兴心怀奸诈虚伪，互相举荐赞誉，欲谋得大的官位，欺君罔上，大逆不道。”贾捐之最终被弃市处死，杨兴被剃发钳颈做了城旦。
五鹿充宗，复姓五鹿，名充宗，代郡人。西汉时期大臣、学者，《齐论语》和梁丘《易》的传人。受学于弘成子，心辨善辞，可使四方，成为汉元帝的宠臣，授尚书令，党附于中书令石显。建昭元年，迁少府，位列九卿，贵幸一时。参加经学和易学的辩论，舌战群儒，折服于学者朱云。汉成帝即位后，贬为玄菟太守，不知所终。《汉书·佞幸传》记载：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言其兼官据势也。（据百度）
司马光评论说，作为君子，以正攻邪，尚且恐怕不能取胜，何况贾捐之以邪攻邪，他怎能避免灾祸呢？
元帝改封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刘竟是汉元帝刘奭的弟弟。
匈奴呼韩邪单于部下人口多了起来，但禽兽也被猎尽。呼韩邪单于认为自己的力量足以自卫，不惧怕郅支单于。他的大臣们多劝他北归到王庭。过了一段时间，呼韩邪单于终于率部北归到匈奴王庭，部众逐渐归附他，其国也就慢慢稳定下来。
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二月，大赦天下。二月五日，元帝任命御史大夫韦玄成为宰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三月一日，出现日食。六月，大赦天下。
元帝向给事中匡衡咨询关于地震、日食等天地变故，衡匡上书说：
“陛下身体力行圣明之德，开辟太平大道，怜悯那些触犯法律和禁令的愚昧官民，连年都有大赦，使百姓得以改过自新，这是天下大幸！然而，臣发现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今天遇大赦出狱，明日却又犯法，随后重新入狱，这大概是教民而不得其法。当今天下风气低俗，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好声色，以豪华奢侈为时尚，亲戚之间恩情淡薄，好联姻结党；以侥幸为念，不惜以身谋利。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虽年年大赦，刑法却不能不用。愚臣以为，应当痛下决心改变这种世俗风气！朝廷的作风，是天下的示范。朝廷上官员恶语相向，下面就会有争斗之祸；朝廷上有专权之官，下面就有不谦让的人；朝廷上有争胜之人，下面就有伤害他人之心；朝廷上有贪利之臣，下面就有盗窃之民。根源即在此。治理天下，首要的应当慎重考虑在社会上崇尚什么。礼义教化，用不着挨门挨户的逢人就说，只要贤德之人在位，能干的人尽职，朝廷崇尚礼义，文武百官敬让，道德的奉行由内而及外，从身边的人和事做起，然后民众就知道效法，社会风俗便日有所进地在不知不觉中改善了。《诗经》上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商朝的都城，礼仪威严，是四方所景仰。今天的长安，是天子所居，直接传承圣上教化，但其俗却与与偏远之地没有什么不同。各郡、国来的人不知道该效法什么，有的见到奢侈荒淫的东西便去仿效。都城，是施行教化的中心，风俗养成的枢纽，是最该规范的。臣听说：天人关系之中，精气与邪气相互冲荡，善与恶相互推动；事作于下，则迹象感应于上；阴的方面异变则会使静止的事物动荡，阳的方面遮蔽则会使明亮的东西失去光彩，因而旱涝之灾也就相随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示，悲悯黎民百姓，就应该去除奢靡，完善国家制度，接近忠正之人，远离奸巧之辈，崇尚真正的仁义，改变败坏的风俗。道德在京师得到弘扬，美誉传扬于四方，然后才可能实现教化天下，复兴礼让之风。”元帝欣赏衡匡的话，升迁他为光禄大夫。
荀悦评论说：大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长久的办法。汉朝的兴起，继秦代战乱，社会矇昧，人人皆可诛，所以制定“约法三章”，实行大赦，以荡涤污泥浊水，给民众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后世继承祖业，只沿袭旧制而不加以变革，就有失时宜了。惠帝、文帝之时，就无须什么大赦。景帝之时，七国叛乱，人心反常，奸诈百出。及至汉武帝末年，税赋杂役繁多，群盗接连而起，加上太子刘据事件、巫言蛊惑之祸，天下纷乱，民不聊生，直到光武帝（刘秀）平乱之后。像这种时候，就有必要施行大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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