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二字最早见于《尚书》。《甘誓》中是载：“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洪范》中载：“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甘誓》被认为是夏书，《洪范》被认为是商书，于是五行说只能起源于更早的年代了，太史公在《史记·历书》中下了论断：“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这种说法历来是不认为有问题的，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是梁启超先生，他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介绍到：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二事从未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常齿及。四年之后任公弟子刘节先生又作《洪范疏证》，证明《洪范》成书于战国之末，其中所载的五行之说，是战国时期邹衍等阴阳学家之言，并非上古学问。
这种疑古的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这是从黄帝时期传承下来的学问，诸子们不可能不提及，纵然不反对，不提倡，也决然做不到只字不提，之所以不被提及，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套主流学问。反观战国后世，汉代学问言论已经完全浸润在阴阳五行学说当中了，到了魏晋王弼更是公然反对这种术数。一种学说在社会中的流传一定会有各方面“反馈”的，后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学说不可能悄无声息的绕过某个历史时期而传承下来，商代甲骨文不见，周代《易经》《诗经》不见，诸子书也不讨论。指向只有一个：那个时期学说并没有被创造出来。
唯独提及“五行”的《甘誓》和《洪范》均被证为战国中后期的伪书，并非古书原貌。文中的“怠弃三正”，说的是夏为寅正，商为丑正，周为子正，无论是谁伐有扈氏，决然不可能用后世的“三正”之说来要求前人遵循。就好比中国统一时区之后，返回去要求晚清或民国来遵守北京时间做事。这是历史轮次的问题。董仲舒最终发现了这个问题，狡辩道：夏代之前就有已经存在寅正、丑正、子正三种历法，故此讨伐有扈氏可以根据他不遵从三正而作为兴师问罪的理由。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有一朝一代会同时使用三种历法吗？同为夏朝，同时使用三正？倘若有扈氏被虏，不禁也要问一句：你到底让我遵循哪一正朔？我一天之中不能有三个开头啊？
诸子书中《墨子》和《荀子》提到了“五行”之说：《墨子》被考定为三家分墨之后的著作，或是在西汉整理成书，形成定本，战国末期阴阳五行之说已经比较流行。《荀子》对五行的描述是出自本人的，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意思是子思按照往旧之传闻杜撰出来一种学说，然后把五行说的不堪数落了一遍，认为子思、孟轲是以五行骗人道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哪些愚昧的儒者不知道子思孟子传播的并非孔子、子游的学说，造成后人把五行当作儒学，这是子思、孟子的罪过。然而我们发现《孟子》一书中连五行两个字都没有，子思之书不传，无从考证，这中间是否存在什么误会呢？
荀子说的“案往旧造说”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弊端，但凡后世有所“造说”不敢以自己之名发表，伪托有一位上古先师，然后传承而来。东汉时期仍有直接从黄帝手中传承《黄帝九鼎神丹》的说辞，且不说丹法，试问既然九鼎的大禹所铸，黄帝又何以得知世间有九鼎呢？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大致有二，一是“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有道理的话须得打着名人旗号进行传播。二是古人普遍缺乏质疑精神，明知说辞多不合理，也缺乏计较，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惟其如此，荒诞谬论竟能笔录丹青。
我们考校历来说辞，辨析道理，虽不能掌握究其真实的来龙去脉。必然可以确定了什么说法其余何时，通过质疑、辨伪，得出一个相对确信可靠的结论出来，而非依旧混沌无知的活在童话世界当中。由上资料及分析，大致可以确定“五行说”起源于战国中期，伪托至上古时期，究竟何人首发，不得而知，然早期集大成者必是邹衍。我们抽时间再讨论邹衍所处的时代以及五行学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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