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

因为一个机缘，想到那个遥远的女孩，想起她黑亮的眼睛，想起她瘦弱的双肩，还有简陋的站台上，她瘦得脱了形的父亲……

这篇小文送给她和她的父亲。

“梅梅！梅梅！”父亲刚转过家门前那条小路，就大声地唤我。我冲出门去迎他。一见到我，他便兴奋地挥动着手上的报纸：“梅梅，你快看，我们县要通火车啦！”

从房山县到南坪市直线距离并不远，但翻山越岭，去一趟市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铁轨铺通就好了，往返只需要两个多小时。

关于通火车这件事，村里和县里的乡亲们已经议论好几年。终于，报纸上明确了开工时间。大伙都满心地期待着。

父亲生在房山，长在房山。二十多年前，他是村里第一个考出大山，到南坪市师范学校上学的孩子。大伙都说爷爷奶奶有福气，儿子以后是城里人了。

但毕业后，父亲却回了村， 在村小当了一个民办教师，讲台上一站就是二十多年。

二十二年前，父亲娶了母亲，二十一年前，有了我。

我出生时母亲很不开心，爷爷奶奶也没好脸色，因为我是女孩。但父亲很高兴，一直把我放在掌心里宠爱。

六岁那年，我上了村小，做了父亲的学生。父亲对我的学业很上心，要求也严格，甚或可以说已经到了严苛的地步。常常连母亲也看不下去，说一个女孩子，学那么好做什么？能认字就行了。

父亲难得向母亲发了火，“谁说女孩子就不能上学？就不能学好？只要梅梅能学，将来考到哪我送到哪。以后不许再说这样的话！”

我六年级，村小有了新老师，父亲调到了县中学。一年后，弟弟出生，母亲从此有了笑脸，便愈加不怎么管我。

小学毕业，我考进了县中学，又做了父亲的学生。

对于未来，我的目标很明确：六年后，我要考进父亲曾经就读的师范学校，做他的校友。将来，像他一样，成为一名教师。

听了我的想法，父亲虽嘴上没有说什么，但眼里的欣慰却是怎么也藏不住。我转过头，忍不住也悄悄地笑了。

三年前，高二下学期，那个周末，父亲从市里回来，欣喜地告诉我县里到市里要通火车了。“等你到市里上学，就可以坐火车回家了。一下火车，你就能在站台看到我。”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以后我们村里县里的孩子也能常出去见世面了。诶，真好！”

我大二了，铁轨终于铺就完成，货车已经开始运行，客车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还能等到客车正式开通的那一天。

父亲的病有一阵子了。初时，常觉得累，没有胃口，消化不好。当时他正带着一个毕业班，便一直以为是工作压力太大的缘故。慢慢地，腹部疼痛越来越频繁，人瘦得厉害，小腿也开始肿胀。

我劝了好些次，要他到市里医院检查一下。他总说没时间，说学生们的时间耽搁不起，在县医院吃吃药就好了。

“等火车开通吧！”他说，“你看新闻，快啦。到时找个周末，当天就能来回，也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

铁路修通了，呜呜叫着的火车头，拖着长长敞口货车车厢往返于房山县城和南坪市，每天两趟。

父亲终究还是坐上火车了，但不是封闭的客车，是敞篷的货车厢。

搭车的乡亲们一个挨一个，或盘腿、或屈膝坐在冰凉的车厢底部，弟弟陪着父亲挤在他们中间。疾驰的列车裹着凌厉的风拉扯着他们的头发和衣襟。

同寝室的大姐和二姐陪我一起在站台苦等。我没去过市医院，不知道该怎么带父亲去检查。二姐主动要陪我，拉着大姐一起。

“呜~~”火车伴着悠长响亮的笛声，“哐当~哐当~”地开进了简陋的站台。

若不是弟弟站在一旁，我险些认不出眼前的父亲。大姐惊得张大了嘴，二姐的表情虽没有太大的变化，眼睛里却已是万分的不忍。

我的父亲啊，我不过一个月没有回家，他怎么会变化这样大？

他弓着身子、膝盖半弯地站在弟弟身边，枯瘦的双手拽紧了弟弟的右臂，似乎努力着不让自己倒下。

父亲瘦得脱了人形，一件蓝色的帆布上衣轻飘飘地挂在身上。腹部高高隆起，颧骨白生生地凸着，灰黑的眼窝深陷下去，眼睛大得出奇，直愣愣地瞪着我和两个同学。我哽住了喉头，半天说不出话。

忍住快要夺眶的泪水，我迈着灌铅的双腿迎过去扶住了父亲的右臂，“爸，这是大姐二姐。”

“嗯。”父亲扯了扯嘴角，难看的笑笑，艰难地吐出几个字：“谢谢，你们，真~好。”

“梅梅，你和弟弟陪着爸爸慢慢出来，我们先出去拦车。”二姐向我们点点头，拉了还在发愣的大姐快步走出站去。

出租车直接把我们送到了市人民医院，我扶着父亲下了车，二姐已经快步进了门诊挂了号。弟弟一直没有说话，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只呆呆地跟着大姐二姐，机械地听她们安排坐下，等着医生喊号。

大姐二姐一直守在诊室门口，偶尔回头看我们两眼。

终于到我们了。医生问了一些很常规的问题，看了看父亲的脸色和腹部。拿起处方本，刷刷地写下两行字，撕下来递给我们，“去拿药吧。”

“啊？”我不能理解，父亲病得这样重，不做些检查吗？

“去拿药吧。”医生又说，许是我听错了，声音竟透着一丝怜悯。

“不检查住院吗？医生！”二姐问。

“不住院。去取药吧。”医生不再和我们多说，抬头看看助手，“下一位。”

回到大厅，我让弟弟陪父亲坐下休息，追着二姐到缴费处。

“五角？没算错吗？”刚走到窗口，我听到二姐问。

“没错。”药剂师递出一个小小的白色药包。

二姐付了钱，把药接了过来。回头看见我，眼神复杂地把那一小包药交给了我。

“送你爸回去吧，我帮你请假。”说着把右手从衣袋里拿出来，将一件物事放到我手上，“这个你拿着。只是，我的能力也实在有限……”

那是一张五十元的纸币，二姐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三百，她给了我五十，也是尽力了。

我没有勇气递回去，父亲的病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下午，我和弟弟陪着父亲再次坐上了那一列敞篷火车，揣着五毛钱的药，把来市医院求医的父亲送回房山。

那天的风，特别地冷冽，特别地刺骨。无情地撕裂着我的每一寸皮肤，透进我每一个毛孔。

父亲期盼的铁轨铺好了，父亲期待的火车开通了，父亲想要接女儿回家的那个站台也建好了。

村里的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一个个都坐上了火车。他们到了市里，到了省城。更便捷地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但我的父亲，他从不曾出现在站台。他坐上那列火车，回到了山里，也葬在了山里。

后来我明白，父亲一直所期盼的火车，其实从来就不只是火车。

我毕业了，站上了父亲站立了近三十年的讲台。带着一个又一个的孩子，乘上了开往新世界的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