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八月特别忙，因为新一届学生的招生工作开始了。那年递交入学申请的犯人一共165名，几轮严格筛选后得到面试机会的虽然只有32名，但在我们能够进出监狱的有限时间里，逐一面试这些申请人，也是一项繁琐的工作。
九月，新学年的秋季学期开始，BPI近七百名注册学生当中又增加了15名2013届新生。新生中的12名选了初级汉语课，组成我将要从头开始带领的班级。
这个时候，我在BPI执教已有一年。一年当中，关于我的教学方式，学生们议论得最多的，还是我执意要求他们反复抄写汉字的“倔强”。升上大三的郝亚德最终能够认识写汉字的好处，并不等于所有的新生都愿意步其后尘。
开学两周以后，13届班里的白艾力——这是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向我发难。他的话语方式和当初的郝亚德如出一辙，态度更加恶劣，他甚至低声嘟囔出了一句粗话。
我只佯装没听见，面无表情地强调我的原则：你要么下回老实抄抄抄，要么退出我的课堂。
能被BPI录取的学生，都是高中阶段成绩优异，在监狱里表现得比较好，获得减刑机会比较大的犯人。即使在普通大学的课堂里，公然辱骂教授，也是要被处理的，何况在这里！白艾力作为一个新生，如果开学没几天就被我一状告上去，踢出课堂，接下来的后果远不是被警告或受处分那么简单，他承受不起。
所以，他是不敢坚持公开和我抬杠的。接下来的整个学期里，也没再和我闹过别扭。只是，短短的寒假过后，到春季开学，我发现他退出了我的班级。
留下来的这11个——其实到再后来也还是12个——是我十余年高校教学生涯里见过的最用功、最刻苦、进步最迅速的学生。每一堂课三小时，他们连中间休息都不要，一口水不喝，只为了能听我“多讲一点，再多讲一点”。对于非母语的学生而言，在没有生活氛围，没有文化语境的美国课堂里学汉语，其难度之大，人所共知。何况是在监狱！我不能用PPT课件，他们当时连学语言必须的听力训练设备都没有，学习的辅助材料数量大于等于零。如此有限的条件下，在同等课时长度里，他们所能够达到的汉语水平，“外面”普通高校里的一般学生根本不能比。
又一个草木葱茏的初夏，学年末的考试来临。喜欢绘画、专攻动漫设计的Marcus用中文讲述他做过的一个梦，在梦里他飞到了中国。在一栋“很高很高的大楼的头上”，他看见了一位中国姑娘的身影。他想认识她，就落下来走到她身边，只见那姑娘在唱歌，“她的歌唱是很好听”。
唱完了，姑娘问他：“你喜欢我的歌吗？” Marcus点点头。姑娘站起来，指着楼前市区的街道：“这是北京。这是我的国家。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回答：“不知道”。姑娘又问：“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还是懵懵懂懂，答非所问：“我会说一点点中文。”那姑娘就笑了，慢慢飞升起来：“你一学中文越来越多，就会喜欢中国。”
Marcus舍不得她走，追上去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她叫“美丽”。他继续追问：“美丽，我以后还会见到你吗？”她微笑不语，渐升渐高，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里。
因为是考试，Marcus讲述这个梦境的语速比较慢。毕竟是只学了两个学期而已，那些套用课本中的句型，挖空心思组成的句子难免错误；所有舌面音都发得咬牙切齿，也还是似是而非。但这个不无浪漫色彩的梦境所表现的主题已经足够明白：他喜欢学汉语，热爱中华文化。
Marcus并不是一个特例。数学专业的Anthony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平时在课堂上话不多。他颇有些语言天赋，对句型、词汇和发音的掌握都相当不错。这次期末口试，他讲述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饭的场景。
朋友们不相信他会讲中文，当场叫他翻译：“Ifyou don’t like that cake, give it to me.” Anthony想都不用想，一开口就说：“如果你不想吃那块蛋糕，就给我吧。”
朋友惊讶之余，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样的意思再重复一遍，结果他竟然愣在那里，半天说不上来。
“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不会说西班牙语，朋友笑话我，可是我不觉得害羞。汉语很难，得花很多时间才能学好。为了学好汉语，我也学会安排我的时间了，这很重要。”
还有Brian，那个患有肌肉萎缩症，右手指关节功能严重退化的学生。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他，不必完成抄写汉字的家庭作业。可就因为我在课堂上反复强调必须要写，他找来海绵小圆球套住铅笔，坚持和别的同学一样，将每一课的每一个生字词一笔一划抄写二十遍。我看在眼里于心不忍，说他：“差不多能认读就好，不用写这么多。”
“您不是说不写就不会记得吗，教授？”他憨憨地笑，说：“我真想学好汉语。”
如果要追究他们为什么要学汉语，答案其实并不在于学汉语将来究竟有多大“用处”，而恰恰在于掌握汉语之难。惟其难学，学好才成为他们挑战自我，重塑自我的试炼。他们都坚信，能学好汉语，就一定能把别的事情都做好。“外面”的教授同事们说，啊，他们除了念书，没有别的事可干，所以学业进步神速。诚然，这肯定是因素之一，但也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能够成为BPI的学生，证明他们比其他犯人具备更优质，更大的潜力，激起了他们的荣誉感，开启了他们未来人生的新希望，所以他们格外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无论学什么，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
尽管在狱警眼中，他们始终是犯人，但教授们却大不一样。师生关系在这个全封闭的，极端特殊的教学环境里，比普通的大学校园紧密得多。这些学生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推动着我和每一位BPI的人，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为让他们学有所成费尽心机。
从2012年底开始，我为他们争取到美国《侨报》订阅，每周两次，中文报纸被定期送入；我坚持他们一定要有听力训练的材料和设备，也于13年春到位了；随后，我联系一些出版社，为他们捐赠的中国历史、文化、文学读本陆续被送入教学区小小的图书馆。接下来的14年整个学年里，我抽空看了大量的国产电影，想要为他们找到几部合适的影片，因为我计划在“高级中文”之后，开设“电影看现当代中国”。
我的理由很简单，语言文化的学习到了一定阶段，光凭书本的文字描述，没有更直观、更形象的渠道提供感性的认识，是不可能深化理性认识的。而且，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些学生们最终的专业选择，更大的可能是将“亚洲研究”的中国方向作为辅修，而非主攻方向。从教学的角度，我要传授给他们的也不仅是一项两项技能，更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看待世界，认识事物的角度。所以，在养成他们的语言基础技能之后，课程需要转移到文化方面的内容，重点在哲学和历史，不在文学。
我大幅度调整原先Nagel博士设置的总体教学目标和课程框架，首先将高级语言课之后的“中国古典文学，包括《红楼梦》”换成了唐诗。一来因为经过三年六个学期，平均每两周一首的背诵练习，学生们有了感性积累的基础，教学上便于深入；二来只要认真选诗，唐诗中有足够的典故串联中国历史、哲学、文化传统的关键点，可以与他们的另一门必修课“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内容相辅助。
至于想到要开设“电影看现当代中国”，最直接的原因还不仅是想给学生们增强一点儿对中国的直观认识。“亚洲研究”中国方向的教授，除我之外都不是华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我们概念里的“汉学家”。欧美汉学家群体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大多偏重传统的，古典的中国。所以我才决定开一门展示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否则学生们如何能明白书上说的，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持续若干千年“不间断”的文化？
我早早动手写报告，将需要的材料提前送审。校方和监狱方不会干涉我如何调整课程框架，却必须审核课程的具体内容。“唐诗里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很快通过了，电影却颇艰难，到最后我选出来的18部只能通过7部（被刷下来的包括《红高粱》、《霸王别姬》、《饮食男女》等等），不过好歹算顺利把课开出来了。
其实，若只求完成工作任务，并不需要费这许多周折。但这些学生太特殊。所谓竞争法则之“公平”，在任何社会里都是相对的。他们将来即便拿到文凭出去了，也必须比普通人强得多，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机会“重新做人”。所以，作为他们的授业之师，我们要承当的责任也比在“外面”面对普通大学生严峻得多。
14年初，春季学期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早晨，我照常到监狱，一进门就眼睛陡然一亮。安检门的那一头，等着狱警来护卫进教学区的不是三两个教授，还多了十几二十个穿统一制服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一个个高大挺拔，相貌堂堂，而且气质雄健英武，又彬彬有礼。这是西点军校的辩论队，进来和BPI辩论队切磋的。
这时候的BPI辩论队才组建没多久，由资深的演讲艺术教授指导。我们这里的学生不能频繁走出去，他就设法将别的高校辩论队请进来，为此耗费不知多少额外的时间和精力。附近的康奈尔、耶鲁、宾州大学等等名校的辩论队，差不多都被他请遍了。
我的学生中有4个在辩论队里。他们久不久会拿着辩论题目来问我，对于这样的问题“中国人会怎么看”关于教育公平、信息安全、媒体监督等问题。准备一场场辩论赛的过程十分艰辛。他们不能上网，所需要的资料经过层层审核送进来之时，他们已经比对手至少损失了一周的备战时间，唯一的补救方式就是熬夜，只能熬夜。
某天下了课，我们几个教授照例在教学区走廊尽头的警察办公室门口，等候被护卫出去。我和演讲教授闲聊：“为了准备这一轮比赛，Carol昨天熬了一个通宵。今天在我的课堂上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旁边的同学一直用力捅他。”
“他是辩论队里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演讲教授笑着回答。
旁边大办公桌后面坐着的警察听了，站起来很严肃地对我说：“教授，您应该给他一个警告。他们不仅不能在课堂上打瞌睡，也不能表现出疲累。”
我点点头，默然，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又说错话了。
为考试熬通宵，是每个学生的正常行为，又不是去打麻将喝酒整夜不睡觉。熬了一个通宵之后很疲惫，也是每个人正常的生理反应。可这些“正常”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这个极端特殊的角落里是不被“允许”的。
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得多行一步路，真是这里对于所有人的铁律，无论你是不是在押的囚犯。
除了BPI之外，监狱里还有职业技术培训、高中学历教育等其他的项目。这些项目存在的意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仅在“东方劳教中心”之内，就有不少狱警反对为犯人们提供正规教育的所有项目，尽管这些项目的经费全由私人慈善基金支持，并没有花纳税人的钱。他们与“外面”持同样意见的人们一起组织起专门的机构，长期为抵制这些项目奔走宣传。连带着，他们并不欢迎我们这些人在监狱进进出出，动不动就给我们脸色看的事情并不少见，过安检们被刁难更是常有的事。
只是正如定期来开“健康与免疫”讲座，每次都穿得整齐时髦的年轻护理师曾经说过的，“这是我的工作，我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只要不暴露，不过份，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管那个检测器是不是尖叫！管他们怎么想！”
幸运的是，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支持我们去改变重刑犯们的人生轨迹的个人和机构越来越多了。
2015年，全美大学生辩论赛总决赛，BPI的辩手击败哈佛队，夺得冠军。一夜之间，这条消息炸翻了媒体。赞扬和认可，质疑和讨伐，都如潮水汹涌。但事实永远拥有最强的说服力：仅2013学年，BPI为300余名学生颁发了本科学位证书。他们当中的刑满出狱者，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的超过80%；相对于其他刑满释放犯无法回归社会，最终重复犯罪再次入狱，纽约州政府的官方统计超过40%，而历年来BPI毕业出狱学生的再犯罪率，是零。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才是力量，在这里得到了终极体现。
司卡罗，就是Carol，作为参加辩论总决赛的辩手之一，夺冠回到课堂上之时，我也收到了院方和监狱方联合签发的正式通知：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将要开始制作一部电视专题片，报道BPI的情况，计划用三年的时间不定期来实地拍摄，第一轮的拍摄策划中列入了我的课堂，让我和学生们做好思想准备。
“也没什么好特别准备的吧，我们上我们的课，他们拍他们的，”我说。
“教授！我们把中文学得这么好，难道不要向那些没文化的人秀一下实力吗？！”白艾力在他固定的角落里，故意模仿我平时的话语方式，坏坏地笑。
2014年的暑假，我照例在国内讲学，收到项目组主管学生事务的教授发来邮件，说白艾力想要回到我的班上来，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起初不同意，倒不是对他有什么成见，而是认为他已经整整缺了一个学期的课，再回来怎么能跟上进度？当我随后被告知，白艾力保证利用暑假的时间，用同学的笔记自学，一定赶上进度之后，还是半信半疑，只说等开学了再看。
没想到他真的凭着一股子狠劲儿，说到做到，顺利通过我的考试，回到班上来。后来成为专攻美国移民文学的硕士，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离散、融合与回归：美国西班牙裔与华裔移民文学比较研究”。
那天他的提议引来全班一致附和，我们后来决定给PBS的摄制组唱一首歌，选来选去选定了《我和你》。他们集体唱中文的主旋律，我用英文在相和：
“……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PBS摄制组到来的那一天，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随行。拍摄结束后，有几个人陪着她安静地坐在我的教室，听了二十几分钟课，然后安静地离开。
下课走出教室，那老太太从走廊另一头迎上来，说中文课太有意思了，上得真好，握着我的手不断道谢。一旁的狱方教育监理为我作介绍，说这位看上去十分娴雅整齐的老人，是BPI项目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学费、书本费、管理费，以及我们这些教授和管理人员的薪水……成年累月的花费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什么要资助这样的一个项目呢，我忍不住好奇地问。“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他们会，我们也会，”老太太从容地说。“当然，他们犯的错误比较严重。人的一生很长啊，我希望能帮助他们得到机会，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
是。尽管我们不能过问学生们的背景，尤其不能打探他们的入狱情由，但从逻辑上不难推断，被监禁在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服刑长达25年以上的他们，必定做过不止一件两件伤天害理的事。无论他们过去曾经做过什么，只要能够藉由这个平台，能够向他们传达一点人性的善、生命的美、自然的真纯，让他们学会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今后真的能够树立起崭新的人生观和道德规范、行为标准，那么，我们所有的人为这个项目的存在和实施所付出的努力，就是有严肃意义的。
等到“唐诗里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电影看现当代中国”陆续这门课开起来，选修的学生已经是10届、12届和13届的学生混杂。我对13届的责任不变，又多了指导硕士研究生论文的任务。有的学年必须开晚上的课，有的学期开暑期课，进出监狱益发频繁。平日里但凡能接起朋友同事的电话，对方必然一开口就少不得调侃一句：“从牢里出来了？”
然而监狱里的教学空间是有限的。除了基础学科以外的课程，其他专业课程必须轮换。我的课程周期已经结束，要换给西班牙文化与文学了。最后一次课的临下课前十分钟，除了已经离开，转往次级安保监狱的学生以外，所有我教过的学生都来到了我的教室——他们早已计划好，并说服了狱警。否则在下课铃响之前，他们是不能离开各自的教室的。他们逐一和我拥抱告别，每个人送给我一支黑色圆珠笔。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最廉价的那种黑色圆珠笔，是他们能够给我留下的，唯一的纪念品。他们说，我让他们写过的汉字，是他们铁窗生涯里的阳光。32支笔，外观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我知道，每一支后面的笑脸如何各有各的声音，各有各的表情。
这个初夏，随着学年的结束，我带着32支圆珠笔，离开了“东方劳教中心”。可BPI的发展越来越绿意葱茏，正重新定义着教育公平与刑事司法、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利用自己成熟的办学经验，积极帮助康涅狄格州、爱荷华州、马里兰、印第安纳州和世界十几个国家的高等院校设计和发展适合当地的监狱学制教育项目。另一方面，也秉持着“用知识重塑人生”的理念，开始在临近地区尝试用不同类型的教育项目服务于不同的弱势群体，如今纽约州政府社区服务中心、纽约市布鲁克林图书馆等处，都有BPI主导的新项目进入实施。
正如前总统BillClinton在他的著述《给予Giving》一书中所提到的，BPI是“对一个安全的，更有创造力的社会的最好投资”。到今年秋天，这个项目将迎来设置整整二十年的纪念日，PBS的报道片也将正式播出。我肯定不会在电视画面中看到自己，那么，我会看到这32支圆珠笔中的哪一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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