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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云峰
我到延城的第一天见到了老八。第七天见到了小安。没有陌生感。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他们一直在这里等着和我重逢。等得都有些心焦了，我才来。
我和老八是在延城的录像厅“重逢”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录像厅作为一种新事物方兴未艾，遍地开花。它融合了城镇繁华和颓靡的精髓。录像厅里收纳了各色人等，精力旺盛无可消遣的大学生，非正常关系的男女，热恋中的低收入情侣，无处栖身的游荡者（如我和老八）。两块钱就解决了夜宿的烦愁。
我身上的衣服三个月没洗了，在六月底的中原大地，它们散发出独特的诱人气息，在这个气源庞杂的录像厅里，依然引领着嗅觉灵敏的老八找到了我。
打哪儿来，兄弟？
老八从他右耳上取下一颗烟递给我，又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夹到右耳上。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的经典造型。而且他从不吸烟。
内蒙。
我拿出打火机点着了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我已经被迫戒烟一个月了。烟瘾上来的时候，我只能玩打火机。嚓嚓嚓，看它冒出的蓝色火光发呆。打火机是我哥提前送我的十八岁生日礼物，半年的时间，却恍若隔世。
兄弟贵姓？老八又问道。
李。李云峰。
我觉得没有必要对老八撒谎。直觉告诉我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况且，延城离我的老家内蒙有几千里地之遥。
你呢？我问。
老八。
我当然知道“老八”不是一个真实的名字。可是他既然不愿意告诉我，我就不问。这是江湖规矩，我懂。
那我以后就叫老八了。
老八呲牙一笑，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中。
老八收留了我。他带我到他的住处。在延城的边缘地带，有一大片被原住民遗弃的房子，荒无人迹。七拐八拐，进了一座四面漏风的破屋，里面堆了一些废旧木头，老八的破被褥胡乱摊放在这些木头上。老八指了指，说，以后你就和我同床共枕吧。
老八说一口地道的延城方言，小安也说一口地道的延城方言。老八版的延城方言常常让我费尽思量，小安版的延城方言我却能顺风顺水地听懂。这使我很感慨人与人的不同。老八却骂我没有兄弟情义，在听力上也重色轻友。每当这时，小安就在旁边吃吃地笑。
无名氏小安
其实老八是冤枉我了。我之所以听不懂老八的方言，是因为他说的是地地道道的延城乡下方言，而小安是延城城里人，说的是已经进化了的官话方言。相对来说，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我和小安认识是我到了延城的第七天。那天晚上，大概十点钟，我和老八从录像厅出来。录像厅在临街二楼。二楼的出入口是在一家面馆的厨房后面。厨房的后窗正对着上下二楼的必经之路。那天晚上，是小安值班，她正站在灶台前忙活，一抬头，正好看见我和老八从后窗前经过。
老八问，小妹，还有饭么？
小安说，有。
我问，小妹，叫什么名字？
小安说，无名氏。
那天晚上，我和老八在“无名氏”小安的面馆里吃了两碗羊肉烩面，外加两个香喷喷的猪肉火烧。当然，是老八请的客。就这样，我们和小安认识了，并成为朋友。
“小安的面馆”是一家烩面馆，叫“马记烩面馆”。小安不姓马，烩面馆也不是小安的。不过我和老八习惯把它叫做“小安的”，因为小安在那里。
延城不大，只有一条中心街道，以“十字”划分，把小城一分为四个角。四个方位的名字却是正的，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分别叫东关，西关，南关，北关。延城几个像样的工厂就散落在中心街的外围。化肥厂在西关，机械厂在南关，棉纺厂在北关。东关没有工厂，只有一个大型的生肉批发市场。再往外，就是庄稼地了。
延城除了遍地开花的录像厅，还有一家电影院，在北关，离中心街很远。我只去过一次，是陪小安去的。看电影的人很少。电影院仿佛是一个已被时代遗弃的老旧事物，孤独地伫立在城市边缘。
比电影院命运更悲惨的是延城剧院。它也有过辉煌的历史，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处旧址。剧院旧址就在城中心的西街，那里白天空空荡荡，到了晚上就成了喧闹繁华的夜市。各种小吃摊混杂一处，各色人等混杂一处，热气腾腾，人声鼎沸。我和老八曾经在那里吃过饺子，喝过啤酒。我和小安也曾经在那里吃过凉皮。延城剧院辉煌的历史，就是我和小安吃凉皮的时候，她告诉我的。
那天晚上，我和小安挤坐在低矮的马扎上，周围是嗡嗡嘤嘤的人声。我喜欢这样的氛围，它让我感觉到一种尘世的温暖和踏实。我扭头看了看小安，小安也看了看我，笑着说，你知道吧，这里可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延城大剧院。小安又说，你知道吧，我妈可是当年延城大剧院赫赫有名的角儿。
我问，你妈是当家花旦？
不是，我妈是当家青衣。
那你妈现在干啥？
不干啥。在家里歇着。
小安说，延城剧院解散之后，她妈妈就分流出去了，被安排在延城饮食服务公司上班，每天在面案上做面食工作，蒸馒头包包子，周而复始，一直干到退休。她这辈子再也没回到她热爱的戏剧行当。
我问小安，那你会唱戏么？唱个给我听听。
小安咯咯笑了起来，我会打火烧，你要不要吃？
娃叔
小安是接她妈妈的班。延城饮食服务公司是一个国营单位，小安进来后便是正式职工了。小安被安排在了公司的下属单位——烩面馆。烩面馆的老板姓马，名字不太雅致，叫马狗娃。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笑得差点岔气。
我问小安，延城人起名字都这么随性么？小安频频点头。就连旁听的老八也频频点头。据他们所说，给孩子起个丑名字是延城自古以来的风俗，猪马牛狗，都可以拿来起名字，为的是让孩子能够顺利长大成人。小安说，我妈说丑名字辟邪，能保佑小孩子无病无灾。老八说，叫狗娃还是好听的，我们村还有叫狗蛋的哩！说完，我们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马狗娃和小安的妈妈是老同事，都隶属于延城饮食服务公司，是小安的长辈，应该叫叔。小安妈妈第一次领着小安来入职的时候，对小安说，不要叫狗娃叔，太难听，叫娃叔就行。从此以后，小安就叫马狗娃为娃叔了。我和老八和小安相熟之后，为了进出烩面馆方便，便也随着小安，亲热地把颇显生分的“老板”称呼改换成了更具亲和力的“娃叔”。
我们每次去烩面馆找小安或者路过烩面馆，都会看见娃叔安坐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柜台后面，他的神貌大多数时候是不清醒的，头发蓬乱，眼神迷离。一见此状，老八便打趣他，娃叔，昨天又喝大了？娃叔心情好的时候，会讪讪地笑笑，嘟哝一句听不太清楚的话，大约是“胡说，哪里有”之类的驳斥之词。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对我们嗤之以鼻，翻翻白眼就过去了。
娃叔是个酒鬼。这是小安告诉我们的。即使小安不说，时间久了，我们也能看出来。烩面馆里除了可以吃面食，还可以吃菜喝酒。酒是零酒，一个白塑料大酒桶就放在娃叔端坐的柜台旁边。娃叔作为掌柜，其他事务是不做的，除了负责收银工作，他还专门为客人打酒。他也喜欢这个工作。有爱喝酒的常客来了，往桌边一坐，对他说，老马，来二两。娃叔一听，精神为之一振，立马放下算盘，抄起酒提子，往酒桶里一探，满满一提子酒就上来了，一提子酒倒进玻璃酒杯里，刚刚好二两。常客是老熟人，他会提得满一些，遇到生客来喝酒，酒提子是浅的，倒进玻璃杯里也是浅的。这是娃叔作为生意人的小精明。
经常来面馆里喝闲酒的是一个叫老陈的男人，年纪和娃叔相仿，身材比娃叔壮实一些。老陈和娃叔是酒友，也是一个酒鬼。据说老陈以前是做大生意的，有一次没做好，赔大了，从此以后一蹶不振，混起了日子。老陈有时候白天来，有时候晚上来。白天来，是他自己喝。面馆里有现成的卤菜，卤豆腐，卤花生，卤猪蹄。老陈不吃卤猪蹄，只用卤豆腐和卤花生当下酒菜。老陈晚上来的时候，店里客人少，老板娃叔酒瘾上来了，也会坐下来陪老陈喝几杯。喝到十点多，面馆打烊，两个酒友互相扶持着，嘴里说着乌里哇啦的醉话，东倒西歪地各自回家去了。
面馆里除了老板娃叔，打火烧的小安，还有厨师小周，服务员春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大姨。
“大姨”是老板娃叔的姐姐，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女人，和娃叔相貌极像，一样的精瘦。不过，娃叔的精瘦重在“瘦”，大姨的精瘦重在“精”，光从眼神就能看出来。大姨确实比娃叔精明。在面馆里，小安负责打火烧，大姨负责除了打火烧之外的其他面食，烩面，烩饼，饺子，这都是大姨的工作内容。除此，她还负责做监工，不知道是她自封的，还是奉了老板之命。小安每次说到大姨的时候，总是撇撇嘴。小安不喜欢大姨，因为大姨总是把自己当作二老板，对他们几个颐指气使，脾气坏得很。有时候甚至还敢骂老板。
那她是不是想篡权？我偷偷问小安。
那谁知道。大姨这个女人阴得很。娃叔太老实了。小安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说，管他们呢，我下班了，我们去找老八吧。
老八
一般情况下，我和老八是形影不离的。但那几天例外，老八说他的老大住院了，他要去照顾几天。
老八说的老大不是他的亲老大，是他拜把子的老大，是和老八一个村子里的。老八的把兄弟们除了老大，其余的我都没有见过。老八说，他们几个兄弟平时都是分散各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盘，只有重大活动的时候才会聚集一处。
老八带我去看过老大一次，那时他刚入院，病情比较严重，有气无力的。这一次我再去，看到老大已经好了许多，能坐在病床上和大家说说笑笑了。病床边除了老八，还多了一个人，老八向我们介绍，说，这是老大的未婚妻。未婚妻长得很柔弱，白白净净的一个女孩。老大长相也很文弱，像一个白面书生，让人想不到他竟然是和别人打架受伤进了医院。真是人不可貌相。不过想想我自己……唉，世事难料，又有谁知道自己最后能沦落到何种境地呢。
老大有未婚妻照顾，老八自然就不用再呆在医院了。那天，从医院出来，我们四个人——四个人包括我，老八，小安，春豆（小安非把春豆也拉来），四个人骑两辆单车，老八载着春豆，我载着小安。老八在前面一边骑车，一边用他的破锣嗓子大声唱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逗得小安和春豆坐在后座上不停地咯咯笑。
老八这个人，别看他一脸憨厚，其实挺会搞笑的。和他在一起，总是让我们心情愉悦。我说过的“人不可貌相”这句话，不仅仅是指老大，更是指老八。
我第一次了解老八的职业性质，是我到延城的第三天。那天早上，我们俩从录像厅出来，老八揉着眼睛，说，兄弟，咱们得去挣点钱了，要不然就得饿肚子了。我问，咋挣？老八说，你跟着我就行。
那天上午，我跟着老八来到一个破败的家属院。家属院没有大门，也没有传达室，院子里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几辆上了锁的单车。老八看上了一辆半新半旧的飞鸽，小声对我说，就它了。你帮我看着点人，我来开锁。我刚退开几步站定，还没顾得上紧张，只听“叭搭”一声，锁开了。老八推起车子，骑上去，喊我，快坐上来，走。
那辆飞鸽车被老八卖了五十块钱。老八把钱揣进口袋，拍了拍说，够咱们兄弟俩活了一阵子了。走，我请你喝啤酒去。
老八靠偷窃为生，说得更精确一些，老八靠偷自行车为生。至于为什么只偷自行车，用老八自己的话说就是，术业有专攻。你没发现我开锁很厉害？老八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厉害厉害。我使劲点头。我也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七月初的延城已经很热了，而我还穿着厚厚的长袖长裤，这是我唯一的行头。我出门时带的行李，在一次坐火车时被偷了。同时被偷的还有我哥给我的二百块钱。
春豆
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对小安撒谎。我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小安，毫无保留。当然包括我和老八靠偷车为生的事情，我以为小安知道之后会鄙视我们，果断地和我们断交。然而没有。她只是很安静地听着，不置可否。听完之后，她轻咳了一声，脸色微微一红，说，我快下班了，你等我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吃凉皮。
小安喜欢吃凉皮，不喜欢吃自己打的火烧。或者是因为工作原因。整个夏天，她每天都要站在烩面馆门口那个土炉后面，炉灶里烧的是煤炭，火焰升腾，小安原来略嫌苍白的脸庞被炙烤得红扑扑的，鼻翼上挂着晶莹的汗珠。
当初小安的妈妈为女儿挑选工种的时候，特意选择了来烩面馆学打火烧，说这是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即使将来你不在面馆干了，也可以自己支起炉灶另开张，完全养得活自己。小安问，将来我要是不愿意打火烧了呢？小安妈妈说，那也不打紧，艺多不压身。反正你又不吃亏，怕啥。
延城是一个中原小城，遍地小麦，小城里的居民都是以面食为主，而火烧就是延城特有的一种北方面食。延城人喜欢早饭时吃一个火烧（饭量大的吃两个），再喝一碗胡辣汤。午饭则是吃火烧，再来一碗羊肉烩面。当然，这是很不节俭的吃法。像我和老八这种人，是经常吃不起的。我们一般只吃烧饼，再吃一碗清汤面条。延城的芝麻油酥烧饼也很有特色。个大，芝麻多，起酥，趁热吃，咬一口，很有幸福感。最关键的是，它比火烧便宜。我和老八手头拮据的时候，每天就只吃烧饼。一人吃一个，五六成饱，不至于饿瘪肚子。老八的人生常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而我也经历了大半年的飘泊，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半饥饿的生存状态。对于我们来说，有地方睡觉，有东西果腹，就是幸福的生活。
况且，还有小安。我和老八不做事的时候，经常泡在录像厅里，录像看腻了，就下楼来，去小安的面馆里坐一坐。面馆里有一台巨大的落地风扇，我们可以免费乘凉。一边乘凉，一边看小安站在土炉后面打火烧，看娃叔坐在柜台里打瞌睡，看春豆在厨房里和厨师小周拌嘴。
春豆是从延城乡下来的姑娘，心思单纯，性格率直。她和小安关系很好。小安对我说，春豆刚来的时候，大姨想拉笼春豆来对付小安。她撺掇春豆去学打火烧。大姨的想法是等春豆学会了打火烧，就可以把小安顶替了，让小安滚蛋。
春豆对学习打火烧不感兴趣。她也耐不住火烧炉扑面而来的高温炙烤。有一次，趁着小安休班，大姨让春豆站在火炉那儿学打火烧，一天下来，春豆的脖子里出满了痱子，两只白嫩的手也被火苗烤得红彤彤的。往后，春豆说什么也不愿意学了。
小安说，春豆其实是不愿意让大姨的阴谋得逞。她后来把大姨说的话都告诉我了。
小安说，你知道春豆和小周为啥老在拌嘴么？
我笑了，说，我哪里知道。
小安也笑了，说，我也不知道。
小周
已是初秋天气了。昼夜的温差慢慢有了变化。白天还是燥热的，天一擦黑，气温就降下来了。夜风吹到身上，清凉如水，真让人舒服。
晚上九点以后，面馆里客人就少了。我，小安，春豆，三个人坐在面馆外面的台阶上。一边看街景，一边享受着秋夜的凉爽。小周还在厨房里忙活。
一个年轻姑娘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问我们，小周在哪儿？
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指向面馆里面厨房的方向。
姑娘从我们身边走过，进了面馆。
她是谁？我问小安。
小安摇摇头，表示不认识。
春豆也摇摇头，表示不认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小周的未婚妻。也是最后一次。
那天晚上，小周和他的未婚妻玩了一夜“猫和老鼠”。他在前面跑，未婚妻在后面追，他们一次一次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停止了看街景和聊天，饶有兴味地看起热闹来。小周看上去忠厚老实，其实很狡猾，那天晚上，他最终也没让未婚妻逮住。
小周的未婚妻最终放弃了这场追逐游戏，怏怏地走了。我们望着她纤弱的背影，都觉得挺可惜的。这个姑娘看上去温柔娴淑，又有一股不屈不挠的韧劲。这么好的姑娘小周为什么要退婚呢？我们拿这个问题去质问小周，小周却拒绝回答。
和春豆一样，小周也来自延城乡下。只不过春豆是来自延城西的乡下，小周是来自延城东的乡下。延城东是比延城西更加贫穷的地方。靠种地无法发家致富，连娶媳妇都困难。小周和他的哥哥大周都出来学做了厨师。
我来到延城以后，一直跟着老八在城里活动，没去过乡下。延城乡下是什么样的，我没有见过。
有一天，春豆说要去找小周。理由是小周一周前骑着她的车子回家养病去了，至今无归。她想拿回自己的车子。
小安说，我离不开，你们陪她去吧。“你们”是指当时正在面馆里的我和老八。可是我和老八不知道小周家住哪里。旁边正在喝酒的老陈自告奋勇，说，我知道。我带你们去。
我和老八骑着小安的车子，老陈骑着自己的车子载上春豆。一行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出发了。
延城不属于工业城市，它的周围遍布农田，出城没多久，就是乡野和村庄了。乡路都是黄泥路面，崎岖不平，骑着车子在上面走，颠簸得很。春豆说，这还是好的，如果下了雨，不但崎岖，还泥泞，路面成了万能胶，粘人粘车，更难走。老陈和老八听了，都频频点头，他们大约都深有体会。
沿着这样的乡间土路大约走了十里多路，终于到了小周的村子。小周在他家厨房里接待了我们。小周的妈妈也在——她是一位面露苦相的疲惫农妇。小周妈妈对这个成分复杂的造访队伍表现淡漠，并不多问，很客气地切西瓜给我们吃。倒是小周很是吃了一惊，问，你们怎么来了？
小周的病养好了，家里的农活干得也差不多了，那天下午，在天黑之前，我们一行人又原路返回，所不同的是，老陈一个人骑车子，小周载着春豆。回到面馆后，我和老八向小安交差，我们把春豆给完好无损地带回来了。
第二天晚上，当我，小安，春豆，三个人坐在面馆外台阶上休息时，春豆说，昨天小周在路上说我了。小安问，说你什么？春豆说，他说你胆子还怪大的，跟着两个偷车贼一个酒鬼，就敢跑，也不怕他们把你卖了。
小安听了哈哈大笑。
我也笑着说，我们只偷车，不贩人。
我心里想的却是，小周看着老实，心眼倒不少。而且，他对春豆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我转头看了看坐在小安身边的春豆。春豆微笑着，神情里有一种淡淡的怅惘。
大姨
日子流水一样，我在延城的生活简单而缓慢。有活儿的时候，我跟着老八去干活。没活儿的时候，我和老八去录像厅消磨时间。消磨不掉的时间里，我要么跟着老八在延城的大街小巷闲逛（其实是踩点），要么去小安的面馆里闲坐（当然是人少的时候，多数是晚上）。
娃叔的酒瘾越来越大了，每天都要喝到烂醉才回家。原来只是到了晚上才开始变成醉鬼，现在白天也逐渐显露“醉鬼”的迹象。娃叔一喝醉了酒，就诸事不管，面馆里的事务基本上都由大姨来接管了。大姨并不阻止娃叔喝酒，只是对他的态度越来越不好，这时候她是真正的“大姐”，娃叔像做了错事的糊涂孩子任凭她斥责数落。在小安他们面前，大姨俨然成了代理老板，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把自己放在“二老板”的位置。
面馆里的生意渐渐冷清起来。
有一天，小安说，小周要走了。他师傅为他找了一个更好的饭店，就在延城西关。
没有人挽留小周。娃叔有心无力，他每天都在半醉半醒之间徘徊着。大姨巴不得小周离开，她想让自己的儿子到面馆做厨师。小安和春豆虽然心里不舍，也不能挽留。面馆再这样下去，恐怕连工资也发不下来了。
小周走了之后，春豆好几天都闷闷不乐，做起事来也没有精神。有一次春豆被大姨训斥了一通，没想到平时温顺内向的她突然发起脾气来，和大姨吵了一架，大姨吃了一惊，找娃叔告状去了。春豆则赌气不做事了，自己坐在面馆那间唯一的单间里生闷气。
小安向我使眼色，我跟着她悄悄退到面馆外面，坐在台阶上。
老八最近怎么不过来了？小安问我。
哦，他大概是不好意思吧。我说。
老八不好意思来面馆是因为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天，我和老八去踩好的点偷车。老八说，最近手头紧，天也冷了，多搞点钱添件棉衣。于是我俩决定偷两辆车，他搞一辆，我搞一辆。而且，这几个月下来，在老八的亲自教导下，我的撬锁技术熟练了许多，完全可以单独作业了。
结果那天运气不好，我俩刚刚撬开锁，就被治安警察发现了。老八多贼，一看形势不好，撒腿就跑，比兔子还快。我慢了半拍，被抓住了。
那天，当老八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面馆，小安看到老八神色不对，劈头就问，李云峰呢？
老八喘了口气说，被逮住了。幸亏我跑得快。
小安脸色一变，急道，那他怎么办？你这是啥兄弟呀？！
老八脸红了，尴尬地笑着说，也没啥大事。我去想办法把他弄出来。
说完，赶紧溜了。
小安
老八说他想办法把我弄出来，当然是借口。他一个小毛贼，哪有什么办法。我在里面关了七天，才被放出来。警察叔叔念我是初犯，年纪小，认罪态度又好。
那天我出来后直奔面馆，小安见了我，一句话没说，轻叹口气。小安让小周做了一碗羊肉烩面，自己又从炉里拿出来一个刚烤好的猪肉火烧，放在桌子上，说，吃吧，我请客。
我坐下来吃饭。小安对面坐着，不说话，看着我吃饭。
等我吃完了，小安说，明天我休息，你陪我去买衣服。
第二天，我陪小安去逛街买衣服。她说买衣服，其实是给我买棉衣。她看我穿上，说，挺好看。天冷了，别把身体冻坏了。我看着小安，想说句笑话，张了张嘴，却没说出来。
那天，小安还买了毛线，说是要送我一条围巾。那一年冬天，在延城的年轻人中间流行戴一条毛线围巾，黑色，或者白色。长长的绕几圈围在脖子里，既保暖又帅气。从那以后，小安下了班便窝在家里织围巾。有时候我去找她，她便拿了半成品的围巾出来在我脖子里比划一下长短。她这个样子，总让我想起我妈。以前在家里，我妈给我织毛衣，也时不时放我身上比划一下大小长短。
小安的家在延城西关一个小巷子里。巷子往里走，走到尽头，就是小安家。一个小小的院落。小安家兄妹三个，兄长已经结婚，房子不够住，她父母就在平房顶上起了一个阁楼。小安和妹妹住在阁楼上。
我去小安家找她，站在巷子里靠近阁楼的墙外，吹两声口哨，她便知道我来了。我去找小安，有时候是取衣服，有时候是取信。我的衣服大多数时候是小安帮我洗的，洗好晾干了，我去取回。取的信是哥哥写给我的。我离家这么久，一直和家里是断了音讯的，后来到了延城，我才通过小安和哥哥联系上。
快到元旦的时候，哥哥给我来了一封信。信里说，我闯的祸事家里人已经帮我摆平了，妈妈非常想念我，让我早点回家。
我把信拿给小安看。我说过，我对小安没有任何隐瞒，她知道我的所有事情。这个“所有事情”里就包括我哥信中说的“祸事”。
那是一次意外。我在学校里和同学斗嘴，斗来斗去的，都恼了。斗嘴演变成了斗殴。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知道轻重，我掏出口袋里的一把水果刀就捅了上去（那时的我认为，揣一把水果刀在身上，是酷的表现）。也不知道捅到了哪个部位，血瞬间就涌了出来。我吓傻了，扔下水果刀就跑。一直跑到我哥那儿，我哥也慌了，说，你先出去躲躲，后面的事我来处理。
我哥后来在给我的信里说，幸亏我捅伤的不是重要部位，我的同学抢救及时，命是保住了。只是还要在医院里住很长一段时间。至于事情怎么解决，我哥说，现在由学校出面正在和对方家长谈判沟通。不能让他们告你，那样你就完了。
我哥在信里只是说摆平了，但是没有说怎么摆平的。他不说，我也知道。家里人为了我犯的错，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绞痛。
小安把信还给我时，看了看我，她伸出手来，握了握了我的手。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小安问。
我想了想，说，过了元旦吧。我想陪你过个新年。
小安沉默了一会儿，说，也好。我给你织的围巾，差不多到了元旦也就好了。
我“嗯”了一声，低下头去。不敢再看小安。
延城
半年之后，我收到一封信，没有署名，我知道是小安写的。
在信里，小安说，她已经不在面馆了。果然如她妈当初计划的一样，在延城南街租了个摊位打火烧。烩面馆现在是大姨的了，娃叔被扫地出门，他已经沦为一个纯粹的酒鬼。清晨起来扫大街的人曾经看到像乞丐一样披着被子醉卧于地的娃叔。娃婶正和他闹离婚。
小安说，春豆也离开了。据说是去了新市。她偶尔还来延城看看。春豆的离开我并不意外，自打小周离开面馆之后，她就一副落落寡欢的样子。她的心已经不在那里了。
小安说，你知道吧，老八已经不在了。老八跟着他的老大参与了一次非常大的盗窃案，被抓了，那时候延城正在进行“严打”行动，枪毙了一大批犯罪分子。你知道是在哪里公审的吧，就是我们经常去吃凉皮的夜市——延城剧场。公审的那天，延城剧场人山人海，好像又回到了剧场最繁华热闹的时候……
小安说，你知道吧，我订婚了。订婚对象是延城南街的。南街你知道吧，就是小铁道往南的方向……我的眼前起了雾，薄雾迷离里，我看到我和小安手拉着手，在凉风习习的夜晚，沿着小铁道一直走，一直走……有那么一刻，我觉得那就是永恒。
我还看到我和老八骑着单车，载着春豆和小安，穿行在延城那条老街上，街道两旁绿树成荫，老八粗犷的歌声和少女清脆的笑声交相辉映，久久回荡在那个炎热的延城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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