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王东迁，王室日益衰微，天子威望大减，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权而互相征伐兼并，天下干戈四起。一时间，整个华夏大地陷入了一片混乱，百姓于水深火热中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有鉴于此，大批心怀天下的哲人智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之法。其中，以孔子和庄子最为人所熟知称道。然而，同样心系天下的两位伟大哲人提出的办法却是截然相反，甚至水火不容。那么，双方的分歧到底源自何处？
孔子像
孔子认为，社会之所以混乱，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人们广泛接受的秩序规范，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制度”。“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则所措手足。”现在人们大都将“名正言顺”用于个人为人出事方面，其实这句话讨论的是如何治国理政，是孔子答学生子路“卫君侍子而为政，子将奚先？”的话，这里的“名”指的便是“规范”。这句话更合适的理解应该为：如果行为规范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那么说话沟通就不顺畅；沟通不畅，那么做什么事情都很难完成，礼乐制度就没办法建立，刑罚也就难以做到公平公正，这样一来，人们就容易陷入迷茫不知道该怎样行事才是正确的，时间一长，便各行其是，进而导致了社会的混乱。
那么，应该推行怎样的秩序规范呢？孔子向前人寻求答案，“克己复礼”。这里的“礼”指的便是周礼，完整的周礼制度分为两个部分，“礼”和“乐”。“礼”主要是用一些仪式和程序来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形成社会规范，最终形成并巩固等级制度。“乐”则是运用音乐来缓和由于等级制度带来的社会矛盾，或者说，“化解戾气”。这套礼乐制度由西周政治家周公旦创建，为西周的和平稳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孔子对此十分推崇，以至于“夜梦周公”。但是孔子也看到了周礼的不足。西周实行宗法制，以血统远近来区分亲疏，是一种以维护贵族阶级的内部秩序为目的的政治制度，虽然普及到了整个社会，形成了“孝悌”观念，但也仅仅适用于血缘亲属，而周公的“礼”和“乐”也更多的关注贵族间的秩序关系，对于没有血缘纽带联系的的朋友、君臣以及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却没有一个确定而普遍的规范。因此，孔子提出了“信、忠、恕”作为周礼的补充。信，既可用于朋友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也可用于君与民之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忠，则主要指为臣之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恕则大多用于朋友以及与陌生人的交往，“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么，有了确定的行为和道德规范，社会就可以和谐安定了么？显然是不行的。任何的规范，任何的道德取向，终归是要落实到社会中一个个个体的人才能实行的。因此，除了个体外部的行为规范、道德趋向外，孔子更提出将所有外部的影响内化，实现所谓的“仁”。“仁”强调的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和思想修养的倾向。只有有了这种主观能动性，人才能真诚地去守礼，而守礼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又加强了人对高尚品德的崇敬和向往，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导向一个逐步进步、日益美好的社会。
庄子
与孔子理论对立的庄子则是另一种说法。庄子认为，社会混乱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名利的追求。“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窑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庄子满眼都是世人为了一己私利而勾心斗角、费尽心思相互争斗的场面，上至诸侯，下至百姓，无不终其一生为了名利而奔波耗命，在庄子眼里这样的人是“近死”的，是“莫使复阳的”。那么，怎样才能使大众从这种痛苦的境界中脱离出来呢？庄子决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世人都追求名利，那么，一旦名利不存在了，世人不就自然解脱了么?因此，庄子以一种天才的哲学式的方法，告诉人们，名利其实是相对的，是不存在的，小与大没有分别，长寿与短寿没有分别，有用与无用没有分别，祸与福没有分别，是与非没有分别，世间所有都是相对的，无常的，是人站在一个及其有限的角度和高度去看待所得到的片面映象。所谓的仁、义、勇、智、圣也是相对的，圣人与大盗是没有分别的，“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眼里，看到的是无常，是无穷无尽、无时无刻的变化。而名利的区分在这无穷变化中变得毫无意义，变得不存在了。一旦了解了这点，世人谁还会去追逐名利，徒费苦功呢？
但是庄子并不止于此，在从根本上否定了名利之后，他提出了人们真正应该追求的、真实而有价值的东西——逍遥，即“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的逍遥是一种跳出物外的精神自由境界，“物物而不物于物”，在消除人与外物的对立中避免“与物相刃相靡”之苦，无拘无束，无羁无绊，通达自在。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必须要做的便是“无我”、“齐物”，要将万事万物当做平等的，不再为外物的变化和差异而烦恼，万物就是我，我就是万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所提倡的境界是高深而神秘的，同时也令人无限神往。而庄子用两个字给人们指明了达到“齐物”、“无我”，最后得以“逍遥”的途径——“去知”。不要误会，庄子所说的“去知”并不是有的批评者所谓的“愚民思想”，而是指要忘掉我们在生活中为事物所做的分别，由此达到“浑然”，得到“天人合一”。这里的知不是一般知识，而是关于“如何对事物作分别”的所谓“知识”。因此，才有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所谓“去物欲”、“去生死”都可以算是“去知”的一部分。“去知”不等同于无知，那些认为庄子所求不过回归原始蒙昧社会的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去知”后的“无知”是在了解事物的分别后，又能忘掉所作的分别，是先作而后忘，这个过程是不可缺少，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真正去知的人，应如《世说新语》所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
与孔子相同，庄子在描述自己理想中的真人时，也是向古代求取。他说：
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厉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
由此可见，庄子的“真人”不同于后世道教所推崇的那些仙风鹤骨、不食人间烟火只求长生的神仙一流，他并不与世隔绝，不通人情，而更多的是享受一种处于世而不滞于世的精神境界。
综上所述，孔子与庄子学说虽然有着诸多不同，但到底都是为了匡扶乱世、救民于水火的一种尝试，只不过一个是将希望投向于建立一种优秀而长久的社会制度，另一个则诉诸于每一个个体的自我精神解脱，有点现代人“制度”与“道德”之争的意味。孰优孰劣我们暂时不可评说，但是其各自学说中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哲学思考，却至今仍然闪耀在全人类的文明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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