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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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与伯乐主题写作之【色彩】

我家门前有个窄巷，两边建筑破旧参差如锯齿排列。沿窄巷往南不到一百米往右转，过街角有个很小的理发店，外墙涂着混凝土，颜色灰暗，无任何装饰。从我入住此地，就一直在崔师傅的理发店理发。屈指算来已经快三十年了。有一回，我领着六岁的儿子一起找崔师傅理发。儿子被理发室门口那个三色转筒吸引住了。

“爸爸，理发室门口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它们像水草一样游动，蛮好看的。”

我对儿子说：“是不是有点像妈妈的长头发？”

儿子说，“像是像，但妈妈的头发只是黑色的。”

我说，“弄成彩色的是不是更加好看些？”

“是的。”儿子说。

过了差不多十年，世面上果然开始流行彩发。

动脉

还记得我第三次到崔师傅理发店理发的情景。

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几个顾客在等，我只能轮候在一只油漆斑驳的小方凳上。崔师傅个头很小，精瘦精瘦，脸色很白，看上去不是很健康。但理发的动作很麻利。他总在忙碌的间隙朝我看两眼，似在跟我打招呼，意思是“让你久等了”。

“孩子们都工作了吧？”一位留着髭须、年约五十的顾客问崔师傅。

“儿子在部队，已经是连长了。姑娘出嫁了，帮着女婿搞汽车配件，生意不错，比我强多了。”崔师傅的口气有些自得。

“好福气啊，老崔。再忙几年就歇了吧，在家带带孙子，有机会再出去走走。”那顾客说。

“是啊，我也这样想。两个孩子也算是有出息，时常还能接济我们。其实呢，我们并不需要他们接济，我们只要他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你的那条腿还疼吗？像这种阴雨天。”

我下意识摸了摸有点潮湿的外套，然后看看门外，淅淅沥沥的春雨在继续。

“作阴的时候会酸痛，雨下下来就好了。”

“他现在怎么样了？”那顾客问。

“也挺好。”崔师傅说，“他后来去参军了，做了个连长，转业到地方后，做了我老家东乡镇的副镇长。”

“这个我知道。要说就是这副镇长害了他自己。”

“是啊，算他倒霉。都是因为经济问题，坐了几年牢，出来后落下一身病。怪可怜的。”

“你提人家这些事做什么？”崔师傅的妻子——另一位理发师不大高兴地插嘴说。

“我又没说他坏话。”崔师傅说。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我终于听懂他们说的事了。

崔师傅和他妻子都是东乡人。年轻时，崔师傅和同村张守业同时喜欢上了能干的李金娣。李金娣一时无法从他俩中间做出选择。后来三个人经协商做出决定，两个小伙子进行游泳、爬树、扳手腕“三项全能”比赛，两项胜出者即可和李金娣结婚。最后，崔师傅赢了比赛，李金娣也成了他的妻子。

“我长得瘦小，爬树、游泳他都不是我的对手。”崔师傅脸上的笑容兀自存留着几十年前的得意。

“扳手腕你肯定比不过他。”髭须顾客说，“我见过守业，他那块头，膀子都有你大腿粗。”

“扳手腕没比成。”崔师傅说，“他不肯比了，他说三项输了俩，还有什么好比的。”

“愿赌服输，也算是一条汉子。”

“你还要脸不？”李金娣忽然嗔怪说，“总是翻我家院墙。”

“翻墙？这是怎么回事？”髭须顾客问。

崔师傅笑着说：“他老子不同意金娣和我的婚事，说我像个瘦猴子，不让我进他家门。我只好夜里翻院墙去找她。”

“看不出你还会这一手。哈哈哈。”

李金娣在一旁抿嘴笑。

“你凭良心讲，嫁给我有没错？”崔师傅对妻子说。“世上有几个生双胞胎的？又有几个生龙凤胎的？”

“哼，龙凤胎，还不就是这龙凤胎把你的左腿弄断了？”李金娣没好气地说。

“这一点就是张守业不是他妈东西了。”崔师傅有点愤愤地说。

“这一节我倒是听说过。”那髭须顾客说。“主谋是张守业还是刚刚才知道。要说守业当时在镇政府分管计划生育工作，他怎么可以把双胞胎判作是两胎呢？”

“哪个怀了龙凤胎的有本事只生一个，另一个留在肚子里？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李金娣气鼓鼓说。

“守业借故把我关起来，先是饿我一天，到了夜里，他让邻村两个愣头青打我，一直把我的左腿打断。我听到咔嚓一声，顿时就痛晕过去了。”崔师傅说，“他和我有什么仇？还不就是为了金娣子？他不甘心，竟然七年之后还寻机报复。”

“‘咔嚓’一声！也真够夸张的。”李金娣有点不屑地说。

“这下手确实够狠的。”那髭须顾客说，“不过，他也遭报应了不是。”

“不谈了，不说这些事了。”李金娣不高兴地说。看她那神情，她的心理似乎挺复杂。

终于轮到我坐上理发的旋转座椅了。

崔师傅在电推子上滴了几滴估计是缝纫机油之类的东西。推子经行之处，我嗅到一股淡淡怪味。有节奏的剃刀声和剪刀声几乎让我睡着。半睡半醒中，我忽然想到自己十五六岁时的光景。那时我只想当一名农村拖拉机手，我喜欢闻柴、汽油味。有一次，我站在大片开满紫红色小花的紫云英田里对拖拉机手舒朝晴说：“让我开一下好吗？”

拖拉机手是同村人，他友好地对我说：“你要是能把机器摇响，我就让你过把瘾。”

说着，他关闭油门，让耕田的柴油机停下来。我站在开满鲜花的紫云英里，屏住气，用力握住柴油机的手摇曲柄，手臂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根根凸起。但我试了三次都没能成功。舒朝晴点燃一支烟，顺手掐了一根紫云英花放入口中咀嚼。他笑呵呵对我说，“今年十六吧？再过两年，等到了十八九岁，自然就能弄响这个十二匹马力的家伙了。”

我怏怏不乐往回走。走到自家土坯院墙边，我伸手想摘了一朵开得最小的月月红，手指被扎伤，尖刺断在肉里。

吃晚饭的时候，妈妈重拾关于我谋生的话题。

“你干脆去学个手艺吧，这么大的人了，不能整天闲在家里。”

“学什么？”我漠然说。

“学篾匠，或是学剃头。冬天冻不着，夏天热不到，都是轻松活。”妈妈说。

“不！”我瓮声瓮气回答。“我不要做轻松活，让人看不起。我要开拖拉机。”

……

“好了。”崔师傅解开围在我脖子上满是头发味的浅蓝色围布。

我从口袋里摸出几枚硬币，码成一个小柱子，放在隔山照前的条案上。

走出理发室，小雨还没住点。我摸了摸左眉骨上那个五分硬币大小的疤痕。那是我第一次摇响十二匹柴油机时因操作不当，被抽出的曲柄打破留下的。那年我十八岁，记得是春末夏初。

静脉

那天参加系统领导职位竞岗回来，心情不错，因为我的演讲很能打动人，衣着也很得体。站在穿衣镜前，越发觉得身上这套深蓝色西装很合身，为我增色不少。要说这身西装，那可是几年前在上海东方商厦花了近四千元买的，平时舍不得穿，只在参加一些重要活动时才穿上身撑撑面子。现在我要脱下来，换上便装，因为我在穿衣镜里看到两鬓和后脑的头发有些长，需要去崔师傅那里修理修理。就在此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人事部的同事打来的。他遗憾地告诉我，我的竞岗又失败了。

我理了理这身曾几度让我感到自信的西装的前襟和领口。我想，这身西装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作为礼服派什么用场了。我锁好门，下了楼，直奔崔师傅的理发店。

崔师傅的理发店近来很清静。一来是那个总来闲聊的髭须客有些时候不来了，二来是崔师傅的妻子去南京给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儿子带孩子。店里只有崔师傅一个人，他总是默默给顾客剪头。

“来啦。”崔师傅朝我点点头。

“脑后的头发有点长，衣领容易脏，来修修。”我说。

我感觉到崔师傅在打量我身上的西装。

“这身衣裳蛮合身，穿起来精神。”崔师傅欣赏地说，“你的体形还是穿西装好看。”

“我也发现了，”我说，“往后我会经常穿西装。”

崔师傅让我坐在理发转椅上，为我围好蓝色围布。他用小喷壶先在我的头发上喷点水，然后再用电推子剪发。

“现在顾客好像不如以前多了？”我说。

“手艺跟不上时代了，年轻人都去城中心的美容美发店剪发、染发，只有像你这样的老顾客还时常照顾生意。”崔师傅有些失落。

“对了，以前总在这里和你聊天的老顾怎么很久没见了？”我突然想起了那个髭须客，我从崔师傅口中打听到他姓顾。

“他两年前就搬家了。搬到少城新区第五大街去了，人家现在住的是连体别墅，城里还有两套小户型房子用来出租，别提日子有多好过了。”崔师傅说。

“他是做什么的？老板吗？要不哪来这么多钱？”

“拆迁补偿啊。跟你说，有多少原先住在城郊结合部的农民都因为拆迁成了千万元的富人。老顾家被拆迁时，听说一下子补了他七百多万。这些人那，祖坟埋得好。”崔师傅不无感慨。“人家现在就坐在家喝茶、打麻将，光房租一家人都花不完。”

“真叫人羡慕。”我也慨叹说。

“你羡慕吗？”崔师傅问我。

没料到他忽有此问，我一时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说不羡慕，那是假的。”崔师傅自答道。“但是呢，各人各命。就拿我来说吧，一辈子不会别的，就会这门已经过时的手艺，但糊口养家也够了。尽管现在顾客少了，但我并无危机感，日子还和从前一样过，而且这日子过得很踏实。所以啊，也可以说我不羡慕人家。”

“把唱机声音开大点好吗？”我忽地对崔师傅说。

“喜欢听这段？”崔师傅放下手中的活计，去给唱机调节音量。

我感到奇怪，我仿佛忽然间才发现理发店里一直在播放戏剧唱片，声音不够响亮。

“我对昆剧是外行。只是有几年，我在西郊四圩租用的房子里养病，无所事事，整天坐在小院的梧桐树下听戏曲，听得最多的就是《牡丹亭》和《邯郸记》。”我说。

“难怪啊。”崔师傅说，“听内行说，《昆剧》光听不行，要边看边听，才有意思。”

“听说是这样，可我们到哪里去看呢？”我说。

“听说苏州那边一些公园茶馆里还能看到。”崔师傅说。

“是吗，可我们离那里太远了啊。”我说，“对我来说，我还是很怀念在四圩的那段时光。总是跟着磁带哼哼……不过，有些年没听了。”

“其实我一句也听不懂唱的什么。”崔师傅说，“现在不是顾客少吗，有时老半天就我一个人，冷清了我就胡乱听些曲子。这些磁带都是前些年老太婆买的，她简直就是嗜戏如命。但她什么也听不懂，我敢说和我一样，一句也听不懂。但她却装模作样，跟着节奏摇头摆尾，十分好笑。”

“也许就是一分心境，一种感觉。感觉上来了，就把其它的都忘了，对身体有好处。”我说。

“你的嗓子得去看看，越发嘶哑了。有些话都听不大清。”崔师傅忽然十分认真地说。

“声带坏了。”我说。

离开理发店时，我掸了掸西服上的碎毛发。

此后的春秋两季，我经常穿这套西装来理发，渐渐地西装前襟、袖口和裤腿都磨得铮亮。妻子让我送干洗店洗洗，我没肯。我对她说，再穿穿就扔给拾破烂的。

一天吃过午饭，我忽然心血来潮，非得要妻子陪我去一趟四圩。妻子开始说我疯了，但见我满心欢喜且执意要去的样子，就没再拂逆我的去意。我开着那辆破旧的富康牌小汽车，一路哼哼着《邯郸记》里面的曲调，到了四圩寄居养病的地方。那地方变化很大，新盖了不少漂亮的二层、三层小楼房。卢师傅的老式二层小楼此时显得矮小、破败，墙脚满是夏汛过后留下的水痕和苔藓。它被那些新盖的群楼包围着，必须走进村子中央才能找到。推开虚掩着的铝皮门，小院空空荡荡，尽显午后的寂静。我叫了一声老卢。半天工夫，卢师傅才从屋里走出来。他睡眼惺忪，似乎不太适应屋外的光线。我作了自我介绍，弄了老半天，他才知道我是谁。但他看我的眼神仍是将信将疑。

卢师傅是我原来的房东。

“你样子变化太大了。”卢师傅慢吞吞说，“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蛮显老，头发也稀疏发白了。”

“确实如此，没什么不爱听的。”我微笑着说。“你也变化不小，要是在大街上看到绝对不敢相认。”说心里话，他同样老得有点不像话。

“还在树下坐坐？”他指指树下的凳子。

“好啊。”我有点兴奋，“跟你说，我常常想来这棵大树下坐坐。这些年，我好几次梦到和你坐在大树下吹牛。”

梧桐树比原来少说粗壮了五六公分。

他搬来木凳，拿来茶水。

“这是你家属吧？”

“是啊。”

“唉，那时她看起来还是个小姑娘。”

我递给他一支烟。

“你说说，我们能不老吗！”他感叹说。

“周围邻居都盖新房了，你的房子倒显得老旧。什么时候也该翻新一下了。”我说。

卢师傅半天没吱声。

“这树真漂亮。我一直担心你会不会把它砍伐了或是卖掉。” 我仰头看了看高耸云天的大梧桐。

“不晓得当年你有没有听人私下这样议论，说我为了一点房租，收留你这个病号，会走霉运。”卢师傅低着头，狠狠地抽烟，像是跟自己的脚说话。

我还没来得急回答，卢师傅又接着说，“可我觉得你这人不坏，也就没在意他们的议论。”

听到这里，我的心开始往下沉。

“这话怎么说？”我问。

“你搬走之后呢，我一直不太顺，开始身体不好，后来儿子又被弄去坐了两年牢。”

我和妻子对望了一眼，我明显感觉到她在责怪我不该来此。

“说实在的，开头那几年，我真的相信是你给我带来了霉运。有时我会在心里骂你，甚至诅咒你。”

“你骂得对。”我强装笑容。

“但现在不骂了，因为我根本就不信那些。生病、儿子闯祸，那不过是巧合。”他正视我说。“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不信那些鬼话的吗？就是儿子从监狱出来的第二年。那小子在里面结识了一个贵人，那个常州贵人出来之后开了两家卖车子的什么专门店，他喜欢我儿子，让我儿子为他管理一个店，还让儿子参股。儿子走正路了，有了钱，娶了老婆，为我生了孙子。你说这……”

听了卢师傅家运转好的叙说，我终于能在小板凳上坐稳了。

从卢师傅口中得知，他所以还住在这里，主要是舍不得院子里这棵大梧桐。

“这些年你都在做什么？怎么这么显老？一定吃了不少苦吧？”他关切地问我。

“吃苦谈不上，我还是为公家做事。”我说。

“坐办公室不该苦啊？我看人家都是长得白白胖胖的……”

“可能是我这人拘谨，遇事不太容易放得开，一肚子不合时宜，所以容易衰老。”

我不太想谈这些话题。于是就把话题引开，引到农事和他儿子的生意上。

太阳渐渐西斜。高树晚蝉，凉风如水，周围的一切都那么亲切友好。若非妻子催促，我还想继续坐下去，一直坐到太阳落山。

回家的路上，妻子问我是不是“又得浮生半日闲”了？

我哈哈大笑，以致方向打偏，差点把车开到路牙上。

崔师傅的理发生意似乎越来越清淡。我的头发也越来越稀疏。年轻时头发又密又硬，每次都要请理发师傅给我打薄一些，希望能把头发弄得柔顺一些，以便能梳成中分五五开或是三七开的发型。如今头发又稀、又软、又花白，对理发也就没什么要求，只要能把后颈那些会弄脏衣领的长发剪短就行。事实上正如妻子所言，我后颈的长发只需她用做针线活的剪刀修剪修剪就成，根本犯不着总往理发店跑。话虽这么说，我还是雷打不动每半个月、二十天去一趟崔师傅的理发店。而且，只要我一进他的店门，不管他是不是在做事，他都要先去把《牡丹亭》或者《邯郸记》磁带放到唱机里，并把音量调大。

有一次，我对他说，“换一盘带子吧，崔师傅。”

“换什么呢？你还喜欢听什么？”

“京剧《空城计》有吗？”我问。

“还爱听京剧？”他似乎有点不信。

我说，“你看，来这里理发的人越来越少了，再这样下去你就要唱空城计了。”

听了我的话，他笑了老半天。然后说，“我倒不担心没客人，顶多把店关了。可是你呢？我要是关了店，你去哪里理发？就算是有地方理发，谁会给你放《邯郸记》？音量还要调这么老高！”

绷带

2008年春节前，江南大雪多日，一向喧嚣的城市似乎猛然间安静下来。我都有点不适应。不知别人什么感觉。我看那些缩头缩脑立在枯树枝上的小鸟们，它们大概和我差不多，不太适应这骤然而至的冷清、空寂和惨白。

那天午后，我拥着棉大衣躺在朝南阳台上的摇椅上小睡，恍惚中听到雨滴栏杆的声响，以为下雨了。睁眼一看，原来是屋外开始融雪，檐间的冰凌往下滴水，打在外挂晾衣杆上。

我从棉大衣里艰难地抽出右手，摸了摸脑后的头发。

是不是该去崔师傅那里把头发修剪修剪，准备过年呢？

午后有太阳，一天之中也就这个时候暖和些。

又闭着眼睛躺了一会，我起身换了胶鞋，裹好棉袄，下了楼。

走出窄巷的阴寒，转过弧形街角，就看到了理发店门外的三色筒在冷风中旋转。但理发店的门却是关着的。我想，理发店的门朝西，崔师傅一定是为了挡住凛冽的西风才把门关上的。我走过去推了一下，却发现店门上了锁。我有点纳闷，这扇门一年中除了大年初一到初三这几天打烊，从未关过。此时离过年不到一个星期，正是街坊邻居到店“剪过年头”的繁忙期，崔师傅怎么把店门关了？

我点了一支烟，在门前站了有几分钟，见隔壁墙角的补鞋匠老杨正在晒太阳，就走过去跟他打听崔师傅去向。

“你不知道？他住院了，得了重病。”他在用一把大剪刀把一块翻毛猪皮剪成椭圆形。

我递给他一支烟。

“重病？有多重？”

“胃癌，”老杨压低嗓音说。“我就说吗，他那脸色，你注意他那张脸啦？不光是没一点肉，那灰暗、惨白，简直就是……。”

我记起崔师傅每次靠近我讲话时，呼吸中有种生石灰的苦味。

我有些茫然。我想我总该找个店把后颈的长发修一修，这么糟糕的天气，反正已经出门了。

老街两侧的积雪已结成坑洼不平的冰，冰面此时有一层溶解的雪水，异常湿滑。我小心翼翼踩着冰滑的老街往西南头走，到头就是热闹的五路口，那里肯定有理发店。

走出老街，就像一个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往事回忆中重回现实。五路口是那么喧闹，即便是这种短暂的大雪时晴，依旧车水马龙。人流、车流从五个方向汇集于此，又向五个方向散去。因为这一切总是同时在发生，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十个方向的运动流。车轮轧在污雪上发出的嘶嘶啦啦声和商铺节前甩卖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可我每次来到这里，都会莫名其妙地心慌和迷茫，有时还会出现短暂的晕眩。我总感觉这里多了一条路，同时又少了一条路。记得我第一次开车来到这里就迷了路，然后违章掉头，寻找出路。我总是走不上我想去的那条路。当我被交警拦下接受处罚时，我忽然想到一句话，这里“所有的路都通向无路。”

我站在五路口东北角的副食品商厦楼下，身后每一扇玻璃墙上都有一个金色的大太阳，然后它们又被反射到对面的玻璃窗里，使人不敢逼视。我沿着右侧大街继续往北寻找理发店，这样可以不过马路。我记得前面好像有家理发店，紧邻一家邮政营业所。

没走几步，我就看到一家叫“剪剪风”的理发店，我正踌躇是否要走进这家时尚的理发店，一声吆喝骤然使我感觉到有一股非同寻常的人流在身后不远处汇聚、涌动。转过身，看到在我刚才站立的副食品商厦楼前聚集着一群人，附近还有人正在加入。我意识到出了车祸。于是我往回走。透过人群，我看到有一堆橘黄色的东西，在微微颤动。这颜色怎么这么熟悉？我心中陡然一惊，用力挤进人群。一个男人躺在地上，他身上穿了件橘黄色的毛料风衣。那是陈北邙冬天最喜欢穿的风衣，此时像一堆黄土。一辆钛金色丰田牌小汽车停在他身旁，闪着双跳灯，保险杠和引擎盖均有损伤。

“报警啦？打120啦？”我一边对着众人呼叫，一边蹲下去呼喊陈北邙的名字。我用右臂抄进他后颈，把他的上身微微抬起。

“都打过了，120救护车和警察马上就到。”有很多声音都在回答我的问题。

“北邙，你这是怎么啦？伤到哪里啦？”我急切地问。

“没事，你怎么在这儿？我的老朋友。”陈北邙微微睁开眼睛，带着苦涩的笑意轻轻说。

陈北邙是这座近两百万人口城市里的知名画家和诗人。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但和他熟悉的却不多。因为他性格内敛，郁郁寡欢，很少和人交往。他叫我“老朋友”，其实呢，我和他也就是比较熟悉，在他人张罗的饭局里碰过几次杯而已。我们的相互了解，更多的来源于我们都熟悉的中间人的介绍。当然，后来由于他要和前妻离婚，曾找过我帮忙。因此而言，我们倒是可算作新朋友。

“怎么会被车撞了？能确定撞在哪里吗？”我问。

“我买了烟，从商厦出来就被撞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话很吃力，比平时更慢、更轻。“当时我骤觉有个太阳在眼前晃动，光线太强，我想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回过头，我看见了商厦玻璃墙上光芒四射的太阳。

“给我点支烟好吗？”

他的身边有一条尚未开封的玉溪牌卷烟，此时沾满了雪污。

“不，你的嘴角有血丝，可能伤着内脏了，你不能抽烟。”他的嘴角有褐色的痕迹，像是风干后的丝状血痂。

“不会有事的，我知道哪里疼。求你了。”他用乞怜的眼光看着我。

我迟疑了一会，然后从衣袋里掏出自己的烟，抽出一支放在他倦怠的唇间。我的手有些颤抖，打了三次火才帮他点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闭上眼睛。忽然，他猛烈地咳起来。我吓坏了，赶紧把烟从他嘴里拿开，并轻轻拍打他的后背。他的嘴角有了粉红的血丝。

“没事，没事的。”他微笑着，额头有了汗珠。

“你怎么想起来给他烟抽？”有人在大声责怪我。

我回过头看了一眼。我见一个留着短发的大个子中年男子在打手机，脸上有着焦急的神色。估计他就是肇事司机。

“通知罗轻绫了吗？我来打电话。” 罗轻绫是他女友，也是他的学生。

“不，不了，”他露出倦怠的神情，“事实上，她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又要我给他吸口烟。

他闭起了眼睛，我用纸巾帮他擦拭嘴角的血丝。他一动不动，似在感觉死亡轻柔的抚摸。

警笛声像锋利的尖刀，刺开了冻结在大街上方的寒气。

陈北邙被救护车带往医院。我帮助护士把他抬上担架时，他轻轻碰了碰我，我把耳朵贴近他，听见他说：“我走了，你这个总是不走运的家伙。”他的脸上挂着微笑。救护车拖着哭腔疾驶而去。不知怎么的，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涌出眼眶。因为他的一句话，竟把我半生为人的所有委屈调集起来。

“是哪家医院？我晚上去看你！”我朝着救护车逝去的方向大声叫喊。

现场一片狼藉，三名警察在勘察现场。那个留着短发的大个子肇事司机在向警察陈述事发经过。但我什么也听不见，我只看见那个负责记录的警察的笔在动，只看见那个肇事司机的嘴在动。如果他的嘴巴不动，就轮到那个问话警察的嘴动。

偏西的太阳照在沿副食品商厦这半边街道所有的玻璃墙和玻璃窗上，形成无数个光芒四射的太阳。

我正在考虑是否要去那个叫“剪剪风”的理发店理发。蓦然间，我看到理发店旁的邮政营业所门前站着一个身材修长的女人，她的脸正好掩藏在门前一根粗大的电线杆的阴影里，她正侧着身注视着肇事现场。但我还是认出了她，她是罗轻绫。她依然穿着我上次见到她时穿的那件黑色羊绒大衣。

她肯定在那根电线杆的阴影里一直注视现场的动静。她知道出事的是陈北邙吗？她知道的，她离现场只有二十几米，能清楚看到现场。但也不一定，人群把受伤倒地的陈北邙围在中间，她在二十几米远的外围是看不到的。但最后一刻她定能看到，就是护士用担架把陈北邙抬起来放进救护车的那一刻。是的，那时她一定看到了，所以救护车开走了，她还站在那里，注视着现场，仿佛陈北邙还躺在地上，像一堆黄土。

就在我举步准备过去跟她打招呼时，她突然转身离开。她走的时候应该非常匆忙，以致差点滑倒。她一定是发现我看见她了。她显然不想见我，而且，她也不想见陈北邙。她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致其中一方身处危境另一方都不愿露脸？有时我不得不说，两颗相互理解的心灵结合到一起，然后分开，分开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两颗心灵并不能真的相互理解。

我不想走进那个理发店，也不想回去。尽管日头向西，越来越冷。我紧了紧身上的棉大衣，在路边叫了一辆出租车。我让司机把我带到城西傩山公园。那是一个很少有游客的开放式公园，它的妙处就在于它的荒寒。傩山是一个平顶山，据说是当年周瑜为了训练水军，用开挖人工湖的泥土堆积而成，最高处也不过三五十米。山顶原先有一座山神庙，庙前有一个傩戏戏台，小时候还看过几次戏，每次看不到一半就吓哭了，嚷着要妈妈带我回家。记得每次演出开始前，戏班子的老板就会戴着怪模怪样的鬼面具出来说：人世间也不过是一场不人不鬼的把戏，不信你们就接着往下看吧。然后朝台下观众拱拱手。听妈妈说，这个戏班子老板开始戴的是木制面具，后来改成纸制的，因为制作容易，戴着轻便。有一次，他说完那句开场白，竟摘下了面具。那是一张堪称俊美的男人之脸，引得观众席一阵喝彩。后来有人举报老板的开场白“别有用意”。他被抓了起来。工作以后，我在档案室的证物袋里看到一个奇怪的纸制面具，我想我见过它。它的旁边有一张发黄发脆的旧报纸。我在旧报纸上读到了法院对他“别有用意”之罪行的判词：张守正居心险恶，含沙射影，恶意攻击……原来他叫张守正。他的戏班子因他被捕而取缔。戏台连同山神庙也一起被拆掉，十多年后在原址建了一个观光休憩的八角亭。张守正在牢里只待了三年，据见过他（他当时正在簸箕巷口买烧卖）的人说，他不再俊美，而是十足的不人不鬼，像极了他的面具。

公园的台阶只有很少的脚印，这反倒有助于登山。因为新雪覆盖的地方有着较好的附着力。登上山顶，我站在八角亭里纵目北望，所见茫茫雪原，寂静无声。我从没想到有朝一日会一个人独自面对如此广袤无边的白色。在这个危日西沉的冰冷时刻，如此众多的白色让我感到心寒和绝望，也让我害怕。

我忽地有了大声歌唱的冲动，可能是想以此驱赶心头种种不快。我想对着茫茫雪原唱一段《邯郸记》或是《牡丹亭》。而当我准备吐气开声时，才想起嗓子已经哑了很久。粗心的人，这些年来，你不是一直在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艰难地跟人说话吗？所谓跟着唱机哼唱，那不过是心中的一个想法以及这个想法促成的错觉，嗓子何曾发出一点声音？许多年了，即便是那些在你年轻时就和你熟悉的人，也不知不觉把你当作天生嗓音喑哑之人，好像他们从不知道你和他们一样，也曾有个说话清亮的嗓子。

晚上看电视时，我不得不把双脚泡在一盆热水里，并用一床旧毛毯盖住双腿。因为从站在雪地等待回家的出租车时起，我的双腿就一直处于僵冷状态。

电视里说，全国性的大雪天气已基本结束，但大雪给整个江南地区带来的灾害仍在加剧。很多地方的公路、铁路、航空交通全部中断，大量回家过年的旅客滞留车站、机场……。跟随航拍镜头，我看到一条条没有车辙和人迹的公路、铁路在茫茫原野和莽莽群山中时断时续，像被污染的绷带一样纵横交错，缠绕着伤痕累累的大地。

接下来的许多天，虽然不再下雪，但一律是阴沉沉的坏天气，就像一个心情抑郁、苦闷的人，始终无法给他人一个友好、快乐的好脸色。

初四那天靠近晌午的时候，我去了崔师傅的理发店。门依旧关着，门口冷冷清清。往年的今天，虽说店里不一定有生意，但门一定是开着的，而且门上会贴着崭新的春联；屋内的煤炉一定燃着熊熊炭火，白铁水壶里的水将要沸腾，发出尖细的低鸣；几案上的电视机里都将是关于春节的热闹画面。今年没有这些，紧闭的门外，只有两个小孩在玩抽陀螺的游戏，满地都是烟花爆竹的残骸。

崔师傅的病真有那么严重？

大概是三月份的一个礼拜六，那天阳光明媚，外面很暖和。吃过午饭，我信步下楼，沿着楼前小巷往外走，转过弧形街角，看到一群人从理发店出出进进。走近一看，他们正给那间屋子打扫卫生。我发现理发的转椅、隔山照都没有了。于是我问其中的一个人，这屋子准备做什么用？那人告诉我，用来开一个小型棋牌室。不需再问了，这间屋子作为理发店的历史结束了。我走进屋子东瞧瞧、西看看，好像在寻找某件我熟悉的、属于崔师傅的遗留之物，但我什么也没看到。我悻悻然往回走，心里想：见到妻子后，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告诉她老崔的理发店真的关门了。

你遇到他啦？她会这样问。

没有。

没遇到他怎么知道真的关了？

因为理发店已经改作棋牌室了。

走到弧形街角时，我忽然想起什么。于是我回过头，便看到那个理发店门前的三色转筒，它竟没被拆除，还在那里自顾自转着，似乎是下定了决心要永远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