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

【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早上一上班，我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是父亲打来的。让我明天或者后天回老家，带着姥爷出趟远门。

我心里满是问号，我跟姥爷不亲，一年到头说的话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他长年住在老家石头砌成的老屋里，只有在冬天才会到我母亲的县城里过冬，但是每年小年也必定再返回他的老屋，他从来不在闺女家过年。也就在过年的时候，我才回去跟姥爷说几句祝福的话，或者在中秋端午寄上几盒糕点。

我越想越想不通，姥爷生了三个孩子，我母亲排中间，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他们的孩子也都成年找了工作，甚至成家都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从来不缺少人手，为什么偏偏把我叫回去？老话都说外甥狗外甥狗，作为一个外甥严格意义上不算是他家的人。

到了晚上下班，还是父亲给我打来电话，我跟父亲说的话一年两只手也能数得过来，今天似乎提前把一年的话都说光了。回来的时间，父亲让我拿主意，毕竟我在外地工作忙，家里人都体量。

我做决定了，多请一天假，坐明天第一班火车回去。

父亲犹豫了一下，“其实也不着急，后天也行。”

我决然地不再改时间，父亲嗯了一声，挂断了电话。

其实，我只是想早一天回家，这样能看看母亲，还有父亲，在外面漂着就是为了挣点钱，钱差不多就行，我还能陪伴他们走多久呢？况且工作之后我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

下了火车，又转了一趟汽车，父亲和母亲已经提早在汽车站等我，我开上他们那台老旧的车子，母亲在副驾驶上仰着头，把我全身笼罩在她温暖的注视里。母亲非要请我去酒店搓一顿，我说回家随便吃点就可以，她偏说家里没买菜，我知道她在骗我。小时候她总是骗我不要吃外面的东西，会拉肚子，而长大了她依然把我当孩子一样，骗我外面的饭好吃。我没有拆穿她的把戏，就像小时候一样，在七拐八拐后，我把车开到小饭店旁。

我搀着她坐到椅子上，她股骨头坏死，只能吃了止疼药然后绷直了腿走。我一直劝她换上人造的关节，她却一直用隔壁张姨换了不久就坏掉、现在只能躺在床上的例子证明她的理论，她这样就可以了，换了更麻烦。

她和父亲不停地点菜，一会儿小小的方桌上摆满了红烧肉、鱼香茄子和炸肉条。这时候我才仔细看看她，她总说她还年轻，像个孩子，但是她挑染成酒红色的头发下面显露着一层淡淡的灰白色，要不是她眼神不好，没有把染发剂涂抹到头皮上，要不是她洗发洗得多，掩盖起来的白发又调皮地蹦出来了，我也不会发现这些。

“又头疼了?”，我看着她额头深深的红印，在犯头疼病的时候，她总用手捏。我也学过母亲在头疼的时候捏，但是好像没有作用，而她总是嘲笑我这叫以毒攻毒，她自有她的理论。所以，当看到她额头发红，我就知道她头疼了。

“没事”，她笑了笑，松弛的眼皮被挤压成不规则的形状，她的嘴唇越来越薄，越来越白，几乎看不清血色，一滴醋或是酱油的汁水扩散着像长了一颗黑痣。

我问起姥爷的事情，母亲把筷子架到盘子边上，一脸严肃，把什么时间、去哪里、怎么去、甚至穿什么衣服，一股脑地给我讲了一遍，又重复了两遍。

我点点头，差点想问为什么不让其他人去——比如表姐，比如表弟，但还是咽了回去。

下午，我换上了深色的衣服和鞋，沿着青石板路面一路蜿蜒曲折，把车子开到了半山腰。这崎岖的山路旁还坐落着几十间灰色的石头房子。石头自然从山上搬下来，然后一块块垒起来抹上水泥，搭上房梁盖上泥瓦，矗立着庇护一家老小几十年的时光。我对老家的道路不熟，车子的左前脸碰到了坚硬的灰石，蹭出一道黑洞洞的裂口。当我从车上跳下来，记忆就像潮水一样涌来，周围的一切都似乎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门前巨大的水坑还在，只是水干了，成为了杂草的乐园；水坑旁边的石碾也还在，只是有些坑坑洼洼了，没有了之前的光滑；中间的铁棍也已经长满了黑红色的铁锈，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

我沿着长长的斜坡走到老房子前，推门进了院子，一阵激昂澎湃的三弦和鼓点，紧接着切换成了悠扬的二胡，似乎经过一场激烈的大战后变成了凄惨的悲鸣。

“姥爷，我来看你了！”，我提高了嗓门，姥爷年纪大耳背，所以每次说话我得扯着嗓子喊。

没有声音，我又推开那道爆裂了油漆白皮，露出密密皱纹的老柳树木门，黑洞洞的房间里点着黄昏的电灯，姥爷满面红光地坐在太师椅上，把收音机放在耳朵边，闭着眼睛打着拍子，他仍然戴着那顶藏青色帽子，一如几十年前穿行在锯末和刨花之间，唯独缺少一只别在耳朵上的铅笔，这个上世纪30年代的老木匠，手上和身上都是木头锯末的香气。他和木头打了一辈子交道，自然也就融为了一体。

我拍拍他的手，他才从吕剧唱段中回过神来，然后在脸上荡漾出一个微笑，脸上的皱纹也如同墨斗弹在老柳树上的墨线一样紧实笔直。

“外甥来了啊，喝点水，再走！”，说着他就要按着把手，起身去拿茶壶。

“不咧，不咧。”，我为了扯着嗓子喊，把长句拆成了短句，但是仍然震得骨膜疼，“咱走吧，天傍黑了。”

“嗯嗯。”，姥爷拧了一下收音机，颤巍巍地把它揣到上衣口袋里，借着昏黄的灯光，我才发现姥爷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袖口中还隐约闪现着手表的银灰光泽。

他从椅子上慢慢站起来，努力伸直身子，但还是佝偻得厉害，只能在拐棍的支撑下，才勉强站好，仰着头看着我，“外甥，你去柜子里，把我那件黑羽绒服拿来。”

我打开柜子，从为数不多的几件羽绒服中一眼就看到那件黑色的，似乎有点熟悉，我扬扬手，“是这件不？”

“对，没错，侄媳妇买的！”

噢？我老婆买的吗，我有点惊讶，平时也只是随意买点东西回家，从来也没在意什么款式，姥爷觉得这是他最拿得出手的衣服，我心里竟然有些飘飘然。

但是，现在是夏天啊！为什么要拿羽绒服呢？

我正疑惑着，老爷子已经自己拄着拐棍从房里挪到门口，又从门口走到斜坡，我想扶住他，但他倔强得像个木头，所以只能在身后亦步亦趋地张着胳膊，他已经九十多了，骨头脆，摔一下可不比年轻人似的躺几天就活蹦乱跳的。只有在上车的时候，他才迫不得已按着我的手，那只褶皱的手捏着我的手心，攥着我的手掌，颤动着支撑地挪到座位上，他手温热滑润如婴儿的一样。

我启动了车，青石板路上的坑洼让车子不停跳动，我只好紧紧捏着方向盘，把速度降到最低，路上经过一群村民，我瞪着眼睛小心翼翼，看着左右两边不时往汽车注目的人群，到最后就所幸停下来。我皱着眉头，强忍住了按喇叭的冲动，周围都是人，会把他们吓一跳。

我只好等着，等着人群散去了再走。

姥爷从身后戳了一下我的胳膊，我扭头看，他手里赫然拿着一把木头手枪，黄色柳木的。

“姥爷，这是干啥？”，我把木头枪拿在手里来回翻看，这是一把经典的毛瑟枪，长方形规整的身子往前伸是枪管，往下伸就是把手，中间掏出了一个圆圆的洞是扳机，后面翘着一个小小的撞针，柳木细密的纹路被一层透明的清漆包裹着。

我把它来回捏在手里，上下比划着，“这跟我小时候的那把一模一样啊！”

姥爷墨斗线一样的皱纹又挤在一起。

啪、啪、啪、啪、啪......

我眯着一只眼睛，把自己想象成八路军武工队队长。一枪一个鬼子，然后在一群欢呼雀跃的孩子之中，大声炫耀，“看这把毛瑟枪，货真价实的德国货，从鬼子大校那里缴获的！”，说着又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把手枪用衣襟擦擦，帅气地别在腰里。

那些儿时的玩伴都知道，这把让我在童年里耀武扬威的手枪、让他们馋得直流口水、哭着嚷着让父母买却怎么也买不到的手枪、这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枪，是我的姥爷用铁锯和锉刀用半晌的功夫打磨出来的，想买也买不到哩，只此一把！

他们都羡慕我的手枪，更羡慕我有一个木匠姥爷，他们跟父母吵架要一个木匠姥爷，然后就哭哭啼啼地被拎着回家了。

“哈哈，这都多少年了，家里还有一把那！”，我兴奋地看着姥爷。

他只是眯着眼睛笑，把两手撑在拐棍上。

一会儿人散去了，我继续开车徐徐前行。路边的松树高耸地直插云霄，它们站的笔直就像一个个老朋友并排挥着手。在郁郁葱葱的松叶中，掩映着一座座二层的水泥别墅，都有宽敞的院子。

“快到咧！”，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姥爷微微点头，“在前面那个山坡停”，我顺着他褶皱的手望过去，那个半山腰的地方坐落着一座新盖的二层白房，旁边还有几座灰色的房子掩映在山林中，里面有几个老人走出来，他们向这边张望，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把车停好，姥爷又从怀里递给我一个圆锥型的铁疙瘩，我眼睛又亮起来。

“铁花！”好久没玩过这个了，我纳闷，姥爷你这是带我出来玩的吗？

“在门口点着，放花！”姥爷的脸上又拧成一道道墨斗线。

在一阵噗呲噗呲的青烟消散后，铁疙瘩头上开始冒出金色的铁花，先是小小的几朵，然后越来越高，越来越多，金色的星星闪烁着、不断从黑色铁疙瘩上喷涌而出，最后变成一棵金黄的大树，而那些金星跟姥爷的刨子下涌出的刨花一样美丽。我和姥爷都被金色笼罩着，周围已经是金黄金黄的一片了，那光芒融入到我的血里化成暖流，冲击着尘封的心门。

我眼里晶莹着泪水，流到嘴角，金黄的光晕挂在脸颊，嘴里满是苦涩。

我转过头想对姥爷说些什么，但是座位上空空如也。

我急忙环顾着找他，却看到姥爷颤巍巍地走向那座二层白房，孤零零一个，几个陌生的老人温柔地看着他，看着我。

我想要跑过去，但是脚下像钉了钉子，扎在黑黄的土地上，越来越深，我变成了树的模样只能茫然地挥舞手臂，动弹不得。

我还想喊，嗓子却被土和灰糊满了，只能发出呜呜的低声。

姥爷在门口转向我，披着那件黑色羽绒服，向我摆摆手，他墨斗线一样的皱纹稠密地挤在一起，脸色从金黄变得黝黑。

我的眉心一阵阵刺痛，就像母亲额头揪出的红印，脸被红红的火光炙烤着，我抬起头，母亲已经跪在地上，忍着胯骨的刺痛，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给姥爷磕头”。

我把头深深埋在布满松针的山坡上，又抬起，看到光秃秃的土丘覆盖着红色潮湿的新土，前面的白色二层纸屋在燃烧，迸发着金色的火焰，发出噼啪的脆响，黑色如绸布一样的灰烬被风托起飘向远方的松枝。

“我没爹了！”，母亲一声哀嚎，把头靠在我的肩头，我突然觉得她的身子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