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畏惧暴力，我们死于暴力，这中了毒的岁月里只有我们映在月光下的闪烁的骷髅影子
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本文参与非主题写作之“纪念”。
联系我们的不是爱而是恐惧
也许正由于这原因，我才如此爱你。
——博尔赫斯
赵富才
我能确定是1998年的事情。前一天我们还去了葛斌的理发店，在等待他剪一个乡下男人的头发时，从理发店摆放的电视里，我们听到了王菲与那英对唱的《相约九八》。我当然记得葛斌。记得黄文越。也记得他。我们三个加上他，都是“春天”棋牌室的牌友，那家店如果还在，应该是东环路靠近金星村的一侧，我记得就在客运站对面，很深的一条巷道，往里走走就到了。后来，整个金星村都被县城吞并了，那时我已经离开C县，去过深圳，去过上海，最后定居在这座海边的城市。能见到你我很激动。通常，时间让我的回忆难以为继，而现在我不得不直视你，你身上带有C县那种挥之不去的潮湿气息，就是这种感觉，让我的思维陷入了停滞。只有在这样的时刻，那座存在于1996年、1997年和1998年的县城，才会逐渐褪去它灰暗的色调，从迷雾中一点点浮现出来。看清它的样子使我欣慰。
我初中毕业就当了流氓。葛斌和黄文越是一个团伙的，叫“宇宙帮”，这帮派成员不多，骨干不过五六个，主要业务是收小学生保护费，还有帮舞厅镇场子。有时候也同别的帮派打架，但是很少发生流血事件。我当流氓的第一天就跟他们交了朋友。那是1993年，县城还在扩建，面积不会超过上海一个居民小区。那年夏天，各种坏事接踵而至。首先是地震。据新闻报道，C县北边的几个县都被摧毁了，我们的县城虽然安然无恙，但人人都感到惊恐。尤其是夜间。夜里没人敢入睡。我们都记得地震来临时大地剧烈震颤的感觉，据说财神巷有个老五保户，本来心脏不好，地震发生时受到惊吓，猝死在了钟鼓楼大街上。地震发生后，一连几天，C县居民都搬出砖楼，住在了各自搭建的木棚里。
第二件坏事是随着德国人瓦格纳的到来而发生的。就在C县人相信地震已然过去，中断的生活又将如流水般向前奔涌时，瓦格纳骑着他的“飞鸽”牌自行车出现在古城墙外，金发碧眼的德国人环绕县城骑了一圈，最后在我们一群好事者的簇拥下抵达白求恩外科医院。如今我对C县的记忆已经很不可靠了，但对那座修建在湖边的医院却依然印象深刻：它粉红的外墙犹如一座秘密宫殿，许多年轻漂亮的护士喜欢在湖边晾晒被褥，那股消毒水的气味一直飘过湖面萦绕在县城上空。瓦格纳无疑是一名国际主义者。如果说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在1938年来到中国是为了投身反法西斯战争与共产主义事业，那么德国人瓦格纳在1993年来到C县则是为了践行他那崇高得不现实的理想——他在一部意大利人拍摄的纪录片中得知中国西部正面临着医疗资源匮乏的现状，譬如说，许多工人由于救治延误而在事故中失去了手指甚至手臂。目睹他们的惨状使瓦格纳心神难安。瓦格纳在C县白求恩外科医院开设了骨科诊室，坐诊第一天，从外地赶来的患者就挤满了C县的客运站。他们一批批地来，又一批批地走，来时愁容满面，去时感激涕零。这件事直接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我的父亲，他的骨科诊所在瓦格纳到来以后，生意一落千丈。
1993年夏天就这样过去了。正如笼罩着县城的地震阴影，瓦格纳的高超医术使我父亲彻底失了业，他关掉诊所，闭门研究一堆中医古籍，他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在外科上赢过德国人，就转行从事中医，在内科上获得胜利。父亲每天在家里煮药，苦涩的气味熏得人难受，我就是从那时起夜不归宿的。黄文越，葛斌，还有他，我们都是一样的夜场常客，有时在“新世纪”舞厅玩到凌晨，我们就翻墙溜进县财政所，黄文越父亲是财政所所长，他在这所恢宏气派的单位里秘密建造了一间会议室，里面宽敞的沙发足够让我们度过疲惫的一晚。在初中毕业以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对未来缺乏想象，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流氓，还是梳大背头、穿喇叭裤的潮流青年。我们既没考上高中，也没考上中专，当别人进入新的学校时，我们只能在舞厅一遍遍地跳着霹雳舞，听着那些原本动人的摇滚旋律逐渐变得陌生、恶心，我们像中了毒一样经受着那些岁月。
黄文越
赵富才的话十句有九句是假的，这是与他相处多年得出的结论。事实上，我们过夜的不是什么财政所会议室，而是城郊公路边那些供嫖客与妓女交易的小旅馆，旅馆老板知道我是所长的儿子，跟他们砍砍价，开一间过夜的房花不了多少钱。通常是葛斌与赵富才睡一张床，我和他睡另一张床。他的后背伤痕累累，每当我在半夜醒来，看见他赤裸的脊背上那些狰狞的疤痕（其形状类似刀刃划过皮肤），一种冲动总会驱使我去弄明白这些伤痕的来历，但是内心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敞开心扉的人。在我们这群流氓中，他无疑是最暴戾的家伙。有一件事可以佐证，那是1994年，“新世纪”舞厅遭遇了麻烦：一伙来自外地的流氓调戏了女服务员张红丽。在与外地人的斗殴中，我们几个年轻的打手在事前曾放下豪言壮语，临阵时却纷纷可耻地退缩了。只有他，他在战斗中把一根钢管敲到弯曲，换来的结果是外地人的头领跪地求饶。当然，他也受了不轻的伤，当我们把他背到白求恩医院时，连见多识广的瓦格纳大夫也被这惨烈的搏斗所震惊了。
在那些无所事事的年月，我们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县城街头。
后来我父亲托税务局的朋友给我谋到一份差事，性质类似于密探，工作地点在城南牲畜交易市场。那年我十八岁，一个人叼着烟站在马路边，看着运送生猪和牛羊的卡车犹如候鸟般汇聚到市场。C县人普遍有偷奸耍滑的习惯，这点在交易牲畜与纳税时尤其常见，因此税务局需要我这样不起眼的密探埋伏在市场，窃听个体商户们每一宗交易的数额。年龄与短跑速度是我逮住漏税者的两大法宝，前者使我很容易混入交易市场，后者又使那些企图教训我的商人无可奈何。
当然，做密探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我生长出浓密的胡须，嗓音由稚嫩变得粗犷，最重要的是，那些狡猾的商人已经牢牢记住了我的模样。我又当上了流氓，在父亲混迹于酒桌的夜晚，“春天”棋牌室代替小旅馆，成为我们聚会与过夜的新场所。赵富才，葛斌，还有他，我们都是听着麻将碰撞的声音度过那些夜晚的。“春天”无疑是个好地方，对C县习惯于昼伏夜出的年轻人来说，再没有哪里像“春天”这样温暖了。我们每天都在固定的一张麻将桌上打牌，通常是葛斌坐东，赵富才坐南，我坐西，他坐北。当然也赌钱。不过，赌得不多。
在彻夜未眠的日子里，谈论“新世纪”舞厅的女人让我们兴奋难耐。赵富才刚过十八岁，就与张红丽搞到了一起，我估计她的年纪不比赵富才大多少。张红丽经常偷客人的东西，赵富才每晚出现在“春天”时，耳根总会夹着一支高档香烟，有时是大重九，有时是紫云。我们沾赵富才的光，当C县大多数年轻人抽着廉价的红塔山时，拥有一支金色滤嘴的大重九准会给你带来优越。譬如说，当“春天”的其他客人试图抢占我们那固定的牌桌时，在亮出腰间的小刀之前，我们通常会轻蔑地掐掉烟头，一缕烟消亡在肮脏的地板，烟草燃烧后的残骸就像注射用的毒品针筒。尽管我们对毒品的了解仅限于香港电影，这依旧给我们带来信心。
说到女人，1994年还有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当张红丽抛弃赵富才，转而投向一位混迹城郊的皮条客时（我对他的印象是，此人台球技艺十分高超），赵富才在我们的怂恿下，向那位皮条客发出了挑战。这场决斗的地点选在了城郊屠宰场附近，与公路相隔不远的一块荒地上。据说那里埋葬着过去死于暴力的C县人。当然，决斗并未如期举行。那天，在前往屠宰场的路上，我们目睹了押送死囚的一辆卡车，十余名犯人被缚着双手，像猪仔似的挤在一块。他们的胸前都挂着木牌，根据那些猩红的毛笔字，我们知道有人犯了强奸罪，有人犯了抢劫罪。这是1994年C县的一次“严打”，共计处决十三名犯人。当囚车慢悠悠驶向靶场时，我们在路边预见了自己悲惨的未来。远处屠宰场浓烈的血腥味和路边热烘烘的猪粪让我们呕吐不止。
对于赵富才的临阵脱逃，葛斌有一句精辟的调侃：兄弟如粪土，女人如流水。
葛斌
古惑仔。这是我对那些年的概括。我们既不懂什么叫暴力，更不懂社会为何意，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臭掉的一腔热血，还有被时代抛弃的一张张衰老面孔。如果说在十七岁和十八岁时，我们尚能依靠伪装起来的凶狠在县城赢得一点尊重，到了十九岁、二十岁，我们剩下的就只有一双随时会被镣铐锁住的手。事实上，“宇宙帮”的覆灭与它成立时一样荒唐：两位民警在下夜班的路上，顺手将帮派成员悉数逮捕。在得知眼前这些青年（此刻他们畏惧地蜷缩在墙角，止不住地颤抖）属于一个据称威震C县的帮派时，其中一位警察笑得打翻了饭盒。我记得他在给我们父母打电话，要他们到派出所接人时，依然笑个不停。
第一个赶到派出所的是我父亲，他刚跨进门就差点跪了下来。他身上还穿着肥皂厂配发的深蓝色工装，从车间带出的碱味被风一吹，荡漾在派出所小院里。如果不是接到警察的电话，他会在肥皂厂一直干到天亮，然后顺手揣一块肥皂回家。他永远带着那些黄澄澄的肥皂，好像它们是什么值钱的金砖，而自己的任务就是把金砖推销出去。当一股介于化肥和消毒液之间的气味飘进派出所时，我仿佛看见他悲哀的面孔在黑暗中慢慢浮现，那面孔膨胀、延展开来，最后填充满一扇小小的窗户。就是这囚窗似的窗户让我们恐惧了一整个夜晚。
我本以为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得到自由，事实证明我们这些流氓的恶行在警察眼中如同小孩打闹一样可笑。在接连否定三条询问后（我还记得它们分别是，你有没有杀人？有没有放火？有没有抢劫？），负责笔录的警察挥挥手，像驱赶苍蝇一样把我撵了出去。我的父亲，他就站在派出所小院不规则的阴影中。我们并排朝家的方向行走，那时天还未亮，建设路两边的樱花都开了。
从那天开始，父亲用很微妙的目光审视我。每次从他面前走过，那感觉就好像自己是一个罪恶深重的犯人，于是我知道这个家已经不再允许游手好闲的人生活了。我的母亲，忧心忡忡地向熟人打听到几份适合年轻人的工作，分别是修车，理发，还有裁缝。1995年冬天，在经历一段并不成功的汽修学徒生涯后，我改换门庭，跟随C县一位著名的理发师学习手艺。在剃刀划过石膏头颅的瞬间，我会想到香港黑帮片中古惑仔挥舞尖刀的画面，那曾是我们笨拙模仿的对象。
但是黄文越，赵富才，还有他，我们依然出没于“春天”。
“春天”棋牌室在1995年迎来一次革新。老板敏锐地嗅到时代气息，在原有的几张麻将桌之外，又添置了两台游戏机。我们夜不归宿的时候变多了，那张缺少光照的麻将桌上摆满了酒瓶与钞票，在游戏机叮叮当当的硬币碰撞声中，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又很快溜走了，只剩下嬗递得有些错乱的季节。我们都已经长成了大人，开始为过去荒唐的流氓生涯感到后悔。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意识到自己还担负着传承家族血脉的任务，事情起始于黄文越的一次乡村之行。那时，他重造旧业，又干起了密探的活儿。不过，这次他有了编制，当他穿上征税员制服，坐上气派的进口吉普车飞驰在盘山公路时，从车窗外望去，县城的灯火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四周蔓延。村落进化为集镇，集镇进化为县城，用不了多久，县城亦将进化为城市。这就是尚未到来的新世纪的图景。
黄文越在远离县城的一处偏僻村庄，目睹了一个拥有两位妻子的男人。从他近乎谵妄的描述中，我们推测那两名操外地口音的女人拥有十分不幸的过往。不过，这件事给我们的启迪是，即便在那样落后的村庄，拥有梦想中的女人依旧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我们没有黄文越那样当官的父亲，当他穿着一身制服，人模狗样地在“春天”侃侃而谈时，我思考的是，如何在为德国人瓦格纳理发时，不失礼貌地向他那位当英语老师的对象打招呼。瓦格纳在C县的女友总是粘着他，他们如胶似漆。
赵富才
说起来，陈芳比我大不了几岁。当我念小学的时候，她在读初中，我初中毕业做了流氓的时候，她正在遥远的省城上大学。1996年夏天，当陈芳毕业回到C县时，我已经在“好运来”饭店干起了厨师，主要负责切菜和传菜。瓦格纳与陈芳光顾“好运来”时，我会在切卷心菜的间隙，从厨房偷偷观察他们。德国人瓦格纳大概是有洁癖，他从不使用饭店的餐具，而是随身携带一只精致的木碗，陈芳将饭菜盛进这只木碗，再像喂狗食一样递给瓦格纳。卷心菜，卷心菜，那些推成小山的卷心菜。我要切到什么时候？
对于陈芳与瓦格纳的爱情，葛斌发表过不同的看法。有一次，在“新世纪”舞厅，C县教育局包场跳舞的夜晚，葛斌蜷在舞池角落窃听到陈芳与瓦格纳的谈话。当然，他们是用英语和德语交谈的。那些天方夜谭般的词句（后来葛斌向我们转述时，拙劣地模仿了瓦格纳的弹舌音）犹如一道费解的谜题，使葛斌在舞厅迪斯科灯球的照耀下陷入了迷惘。现在的学徒，未来的剃头匠，葛斌，他在交替闪烁的灯光里顿悟到了谜题的答案。按照他的说法，既然陈芳是唯一能听懂瓦格纳鸟语的C县人，他们成为恋人甚至夫妻也不是什么怪事了。而这正是令我们感到惋惜的。据我所知，从1996年开始，C县突然出现了众多嫉妒的目光，它们像鬼火般漂浮在县城阴暗的街道，齐刷刷射向陈芳那欧美风格的波浪头。
毫无疑问，我们都曾是那些阴森鬼火中的一员。鬼火在白天遁入地下，到了夜晚又成群结队地出没，最后汇集于“春天”棋牌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四个不再按照固定的座位打牌了，一场牌局结束，他投掷骰子，然后我们按照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轮换座次。当我坐到葛斌的位子时，能嗅到残留在那里的洗发水气味，当我坐到黄文越的位子时，他下乡征税所沾上的羊膻味经久不散。那时国家还没有取消屠宰税，但是我们隐隐预感到，黄文越短暂而令人羡慕的征税员生涯即将要结束了。谁知道未来会怎样呢？C县距离最近的地级市五十公里，距离省城三百公里，距离北京一千五百公里，等春风跨越群山吹拂到县城，外面的世界早已将我们抛弃了。一件可以佐证的例子是，1996年冬天，从上海回到C县的朋友向我们描述过一种新型游戏厅，在那座时髦的城市，年轻人娱乐的方式不再是打牌与游戏机，而是一种被称为电脑的先进机器。像“春天”这样的场所，在上海是没有麻将桌的，人们坐在一台台电脑前，地球被浓缩为巴掌大的平面。
新年钟声临近时，我们先前的预感变成了现实。黄玉春，这位掌管着C县财政大权的财政所长，在人们上街采购年货的一个清晨宣告失踪。数日后这起事件被定性为卷款潜逃，当黄文越被迫脱去那身税务制服时，他的父亲正在某处遥远的角落夜不能寐。根据调查，我们曾用来过夜的那间气派会议室，属于黄玉春用公款改造的私人客厅，那些首尾相连摆成回字形的办公桌，也被纪检人员用斧头悉数劈开，从里面找到数不胜数的名贵烟酒。
黄文越后来很少出县城了，从他惊恐的叙述中，我们得知一些令人唏嘘的事情。有几次，黄文越缩着脖子到乡下去做客，先前曾拼命巴结他的熟人，如今全都变了脸色。他们面带讥讽地说：“你没喂过一瓢猪食，怎么好意思来收我们的屠宰税！”
黄文越
1997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香港回归，其二赵富才已经对你说过了。不过，我要声明的是，在乡下征税的日子并非如外界传言那样，我从未动手殴打过什么老太婆，更不可能收受农户的贿赂。我只是遵循法律办事。不管怎样，遭人白眼的岁月结束了，我倒退回做密探以前的日子，再次失了业。
但是我们的情谊比过往任何时刻都要坚固。这一年，葛斌终于出师，从他那刁钻刻薄的师傅那继承了C县人惯常享受的剃头手艺。葛斌租下人民路一间十平米的商铺，在决定店名时，采用了他的提议。春天到来以后，县城的樱花开了，人民路新开业的“振兴”理发室成为我们新的落脚点。有时我心血来潮到理发室坐坐，聆听葛斌与客人闲聊，同时与赵富才和他打着扑克。有好事者戏称我们是C县的四人帮。但是谁都知道，在“春天”和县城其他地方炫耀武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曾享受着热血，如今却畏惧与暴力有关的一切，我们各谋生路，我们永不回头。
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当我们在夜里光着膀子玩牌时，他胳膊狰狞的伤痕犹如一面镜子，里面映射的是被铁锈和酒精侵占的岁月。那些时候，我们骑着摩托疾速穿行在县城街巷，手中紧握弹簧刀与钢管，幻想自己是草原上纵横的骑兵。有很多次，在凝望那些伤口时，我会想到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的对手，他们也是出没于舞厅与酒馆的C县青年。
也是在这一年，收放私贷的团伙开始造访我家。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一件被掩盖了很久的事实：父亲在潜逃前曾欠下巨额债务。谁又能想到平日威风凛凛的财政所长居然是个嗜赌成性的赌棍呢？父亲在位的时候，伪装成朋友的流氓假意大方，如今他脚底抹油玩起了失踪，这些惯于恐吓的狐朋狗友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们笑眯眯地敲开门，把客厅坐满就再不离开了。每过十二小时，另一拨人就来换班，他们高声叫嚷，抽烟，喝酒，打牌，吃在我家，睡在我家。我的母亲，在经历那个混蛋丈夫的出走后本就大受打击，被他们这样一折腾，直接给气进了医院。我不是没找他们讲过道理，问他们要闹到何时才罢休，要还多少你们给个数。领头那人伸出两根手指，二十万，一分也不能少，什么时候还清我们什么时候走。后来赵富才他们看不下去，找C县道上的大哥帮忙说了情，他们才不情愿地离开我家。但是二十万的债款依旧一分也不能少。我下乡去收购药材，再拉回城里偷偷倒卖，被抓过也被抢过，什么苦都吃到了。有一次，在盘山公路的转弯处，我借来的小皮卡蹭到一辆运载生猪的拖拉机，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些猪冲破铁栏跑了出来，就在司机愤怒地下车时，我认出他是附近一家养猪场的场主。他也认出了我，同时很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这不是黄公子吗，怎么，不征我们的税，改行做倒爷了？
我跟你说这些，不是在为过去受的罪辩解。有人说我们家家道中落全是因为那个当过财政所长的赌徒老爹，他不仅把积蓄输得精光，连最后一点存款都不肯留给我们，自己倒跑去外面逍遥快活了。说这话的人肯定不了解我们C县人的习性，我们向来就是最懒惰的动物，好像最后一丝动力也被这潮湿阴暗的环境所稀释，只能在酒精、赌博和暴力中不断老去，这中了毒的岁月里只有我们倒映在月光下的闪烁的骷髅影子。
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因为就在同一年，赵富才那沉湎于熬药与炼丹的父亲，在偶然看到电视台报道德国人瓦格纳的新闻后，终于彻底疯掉了。不过，根据赵富才的说法，他其实是因为长期服用含重金属的中药而精神错乱的。自从这位前骨科医生立志从中医古籍中寻找赢过瓦格纳的药方后，他就在院子里支起了一口大锅，里面昼夜不停地翻滚着各种药汤。我倒卖药材的时候，也经常给他带去一些，我记得他最常使用的几味药材是朱砂、重楼和雷公藤。那口之前被用来熬制预防流感的中药的容器，在他炼金术士般的执着下，不断产出据说能治疗外伤的药汤。他还根据古籍记载炼制丹药，那些猩红色的药丸被秘密赠送给信赖的朋友，却无一例外地被扔在了角落。当他疯掉以后，好事者拿丹药去做化验，竟从里面检出多种重金属成分。
对此，我们也只能在谈论时，尽可能表达扼腕之意，以此哀悼一位曾经救死扶伤的医生。正如葛斌在为客人剃头时脱口而出的精辟结论：我们C县人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像黄所长那样无声无息地消失，要么像赵医生那样在精神病院安度晚年。
葛斌
1998年到处都是新世纪到来的预兆。县城的面积在过去五年内翻了一倍，人民广场建起了巨型雕塑，樱花也在那一年被定为县花。原本热闹的舞厅不见了，跳迪斯科舞的年轻人涌进旱冰场，“新世纪”那些漂亮的女服务员，像散落的星辰一样隐没在大街小巷中。我在为一名三岁的小男孩剃头时，认出他端坐在理发室长椅上的母亲，正是之前打过交道的张红丽。不过，对于我们的印象，她已经不甚清楚了。在搜寻有关迪斯科舞厅的回忆时，她陷入了困境。
新世纪到来的标志之一是，C县郊外常年浓烟滚滚的肥皂厂，在经历多年的亏损后，终于宣告倒闭。这家国营企业曾拥有数百名工人，在物资短缺的七十年代，它是无数C县人眼中的圣地。每当傍晚，下班的工人从厂房鱼贯而出，骑上他们的自行车浩浩荡荡杀回县城，讨论着晚上将要放映的电影。他们被肥皂水浸染的天蓝色干净外套常出现在电影院、迪斯科舞厅、诗歌朗诵会现场。如今，年轻的工人已经老去，他们在国有企业改制浪潮的冲击下，无可奈何地被时代抛弃了。
我父亲下岗那天，疯掉的赵医生模仿电视节目，用一贯诙谐的口吻对护士说：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1998年7月10日，C县的气象局发布了强对流预警。所谓强对流，就是通常伴随有雷暴与强降水的一种灾害性天气。出于谨慎，当然也为了预报的准确性，气象局并未说明降水的范围与时间，而是一连使用了“可能”“大致”“大概率”这样圆滑的修辞。在论及灾害性后果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更是语焉不详。由于对自然缺少敬畏，C县许多无所事事的人在当天夜晚像往常一样溜出家门，准备消磨漫长难耐的夏夜。
在那天，赵富才因为顶撞了饭店厨师长，被处罚削掉半个冷库的土豆皮，他像西西弗斯般重复这无聊的工作时，目光落在了厨房捣花椒的铁杵上。这只沉重的铁器使他想起了另一件悲哀的事情。不久之前，从精神病院回家的赵医生，毫无征兆地发起了疯病，他挥舞着用于捣药的铁杵，将自己年迈的母亲砸死。赵富才办完祖母的丧事，又将父亲送回了精神病院，据说，赵医生在那所拥有上百个疯人的医院，仍然兴致勃勃地研究着丹药。赵富才模仿想象中父亲挥舞铁杵的样子，将“好运来”饭店的后厨砸得稀巴烂，随后冷静地在路边坐下，非常悠闲地抽完了一支红塔山。
也是在那天，黄文越将一麻袋药材卖给药店后，被守株待兔的工商局逮个正着。因为销售违禁药材，他被开了一张相当严厉的罚单。办案人员将他借来的“金杯”面包车扣下，顺便将未来得及出售的药材（主要是乡下收来的当归、天麻和三七）悉数没收。在试图向他们求情时，黄文越惊恐地在那群制服中找到两个熟面孔，一个是数年前被他征过税的农民的儿子，另一个是曾上门讨债的黑道成员。不过，他们并未认出黄文越的身份。当他们不耐烦地问“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时，黄文越只能讪讪地答道：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那天我的运气比他们稍好一点。德国人瓦格纳在理发店关门前拨开门帘，他那鸟窝似的头发已经两个月未打理了。瓦格纳是当天最后一位顾客，也是唯一的顾客。事实上，我所学的手艺已经相当落后了，C县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前五年留着寸头和大背头，等到了1998年，什么稀奇古怪的发型都出现了，年轻人出入于时髦的发廊，他们管那些理发师叫发型设计师。整个1998年，光顾“振兴”理发室的主要是老人，也只有老人。如果照这样下去，这间理发室很快就会关门。瓦格纳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向我分享他的喜悦，在那时我知道了陈芳将要与瓦格纳结婚的消息，他们的新房是陈芳学校分配的教师集资房，坐落在城郊人工湖畔，与白求恩医院遥相对望。
1998年7月10日夜晚，我，赵富才，黄文越，还有他，我们四个人相聚于“春天”麻将馆。天黑下来不久便刮起了风，麻将馆门窗紧闭，猛烈的狂风依旧震得窗户吱吱作响。这阵怪风让我们想起了几年前的地震，我对那场灾难记忆犹新：屋顶不断有瓦片摔落，一只猫敏捷地在瓦砾间跳跃，同时人们惊恐的叫喊声此起彼伏。风停下来后，阴沉的黑云迅速堆积在县城上空，由于此刻天已大暗，人们又恼于炎热，所以对天空的变化缺少感知。我们四个人光着膀子，心事重重地在电风扇呼呼的凉风下搓着麻将牌。我注意到除他以外，其余三人的手臂上，刺青的痕迹已经模糊难辨了。这些图案曾经是我们热血的象征，在当流氓的岁月，老虎或者龙形刺身是勇气与力量的来源。而当我们各奔东西，朝着并不确定的远方踽踽独行时，这些刺青又成为一种罪证，一种背负在心头的刑具。我们当初有多自豪，后来就有多懊悔，当初满怀期待地刺上纹身，后来又千方百计地试图将它们抹去。而他好像还一直留着刺青。
瓦格纳
在太行山脉简陋的棚子里进行外科手术的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富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先生。在因败血症而弥留人世的沉重日子里，他仍竭力编著一本有关战地急救的医疗手册，同时亲自指导了数台紧急外科手术。他还对身边的朋友描述过一幅梦中场景，在那个法西斯分子被彻底消灭的新世界，公益性的医院拔地而起，为急需医疗救治的世界人民带来福音。半个世纪后，白求恩先生的愿景成为现实，在中国，以他命名的医院都塑起了白求恩雕像。这是我决定前往中国的原因。
我知道在中国的西部地区，那些荒凉的大山深处，有许多劳动者因为事故而残疾。我没有白求恩先生那样高尚的觉悟，也没有为什么崇高事业而献身的决心，中国的风景不错，另外，医院的薪酬还算可观。不管怎样，我来到了中国。
我如今已是个老人，蛰居在符腾堡僻静的乡下，做着与阿兹海默症徒劳的搏斗。回忆于我而言，只是欺骗自己的一针镇定剂（愿上帝保佑我们！）。尽管如此，你的到访依然使我感到兴奋。我知道你为何而来，也知道1998年发生在C县的事件。追忆往事使我再次年轻。
当我骑着自行车抵达C县时，立刻引来一群好奇的小孩。他们抛出简单的英语单词，你叫什么名字？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估计他们认为所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都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也可能他们唯一知道的外语就是英语。我骑车继续前往白求恩医院，跟在后面的好事者越来越多，最后竟形成规模可观的一支队伍。等候在医院的政府官员缺少准备，他们携带的翻译只会讲蹩脚的英语，与他们握手之后，欢迎仪式就陷入了沉默。后面的故事你很容易猜到。解开尴尬的是陈芳，那时她也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她在外面念大学，并且自学过一点德语。
这是1998年那起事件的开端。实际上，对于事件的发生，我们隐约产生过预感。那天有着很糟糕的天气，C县的气压低得可怕，并且不时有乌鸦掠过窗外。那天傍晚我下班以后，去了县城一家很狭窄的理发店。在密布水珠的大镜子中，我看到了理发师悲戚的神色。C县人好像天生带有忧郁气质，这气质与县城潮湿荒芜的街道有关，在我拍摄于1998年春天的一张照片中，满大街的行人都神色严肃。他们很少露出笑容。
那天是7月10号。这日子没什么特殊的，不过是雨季一个寻常的工作日。晚上陈芳做了红烧鱼，鱼刺很多，因此我们并未吃完。我注意到窗台生长着墨绿色的青苔。对此，陈芳的解释是，这套集资房虽然属于新房，但C县特有的潮湿气候使苔藓类植物能长到任何地方。我们在客厅看了会儿电视，中国的电视连续剧可真有意思。当暴雨来临时，陈芳提议关掉电视，于是我照做了。陈芳把一盒磁带放进录音机，是德国一位女乡村歌手，歌词说在巴伐利亚州的乡下，有一位等待丈夫归来的新婚妻子。整首歌就这样翻来覆去地唱。后来我们说起回德国的事，陈芳要在斯图加特找一份教汉语的工作，我想这样也好，要是顺利的话，明年就带她到德国去，我们开一家外科诊所，假期就到符腾堡的乡下去度假。
暴雨下个不停。陈芳在关灯睡觉前特意告诉我，这栋楼目前只住着我们一户，并且周围没什么建筑，如果出现治安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检查了防盗门，又把阳台的窗户紧紧关上。那些苔藓好像长得更旺盛了，它们沿着水痕一路疯长，几乎要将窗台占据。
后半夜雨停的时候，我从梦中醒来，听见一阵清脆的咔嗒声。我想那些苔藓是不是成了精灵，它们在窗台举办篝火晚会，欢快的歌声响彻云天。可是我轻轻推开卧室门，来到阳台时，借着外面的灯光，立刻反应过来，家里可能进了贼。这时一种冰凉的感觉从腰间传遍全身。
有人在耳边悄声说：“瓦医生，你把钱乖乖拿出来，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另一个人附和道：“您最好别出声，吵醒陈老师可就不妙了。”
于是我慢慢转身，在黑暗中看见三道黑影。一柄尖刀抵在我的左肾部位。拿刀的强盗推着我来到客厅，另外两个打开手电筒，哆哆嗦嗦地在茶几上翻找。
接下来几分钟，我努力回想了家里所有财物的位置。主要是我们的钱包和银行卡。三个强盗慌张地搜刮着财物，他们拿走现金和银行卡，还带走半导体收音机、一副玉手镯、一整套香港回归纪念币、五千马克钞票、两瓶红葡萄酒。
做完这些他们就准备离开了。这时一个强盗在卧室门前停了下来。我听见陈芳小猫似的鼾声在耳边鸣响。“瓦医生，”一个强盗带着歉意说，“你可能要多睡一会儿了。”
等我从剧痛中醒过来，陈芳已经被强盗带走了。在这个沉闷的雨夜，警察搜遍方圆五公里，没有找到陈芳。第二天，人们才在白求恩医院外发现她的尸体。因为泡了一夜水，再加上技术原因，从她身上提取犯人的DNA十分困难。
很快我就回了德国。后来我还去过其他国家。我追寻切·格瓦拉的脚步去过古巴和玻利维亚，拜访过拉美雨林中年迈的游击队员。我去过皮诺切特统治后的智利，与曾经支持阿连德的左翼流亡者彻夜长谈。我去过非洲帮助那里的医生抗击疟疾。我在乌克兰搜寻过马赫诺黑军的遗迹。我到美国组织过反战游行。我加入过一个国际性的医疗援助组织。人们说我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一个白求恩式的无私英雄。但是我始终不能忘记在C县的那个潮湿的雨夜，因为那三名强盗脸上无时无刻不带着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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