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时候，我就站在离他落地点不到两米的位置。很大的一记闷响，有一粒小石子弹起来，砸在我的小腿上。
我皱眉转头，看到工友们惊慌失措地聚过来，在不远处捂住嘴巴，瞪大双眼，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看起来就像是被刻意放慢的电影镜头。
而此时的张平则像破麻袋一样趴伏在地上，离我的距离不到两米。
人们很快从最初的惊愕中反应过来，以张平为中心围成了几个圈。我挤在人群里，视线被挡住，鼻下只闻到被烈日蒸腾出来的汗臭味。
01
自从二十岁那年趁着夜色离家之后，我就决定要避开一切有可能把我再次拖入那段回忆的人和事，比如张平。
张平是工头老刘带进来的，二十多岁。来的那天，他身上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工装衬衫，其中一只袖子上印着几个快要掉色的英文，如果我记得没错，有好几个单词存在拼写错误。我不自觉地冷哼一声，在这种地方，这样的人就没有少过。
他个子不高，身体瘦削，面容白皙，笑起来有两个很深的酒窝，看上去就像个女孩，让人怀疑，这样的人能干体力活吗。
老刘介绍他的时候，东子正带着几个河南的老乡在打牌。他将纸牌高举过头顶，“啪”一声用力甩在床铺上，然后抓紧时间把叼在嘴里的红塔山夹下来，边吐烟圈边用中指轻巧地将烟灰弹到床与床之间的缝隙里。
我当时正在吃泡面，张平站了一会儿，看没人搭理他，主动坐到我身边：“哥，我叫张平。侬……哦……你叫什么呀？”
句尾的“呀”字拖得很长，还用了“侬”，甬舟那边的口音？果然，他紧接着介绍自己是宁波人。也算是我的半个老乡，方言基本相通。只是那边的话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说过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字，梗在我的喉咙里，要上不上，要下不下，很难受。
我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没有打算回答他的问话，继续低头吃我的泡面。
张平见我不理他，吐了吐舌头，也不走开，而是把视线移到我放在床头的几本书上。是的，我的床头总是放着几本书。因为工期一结束，我们就得换地方，所以我不敢买太多的书，只留了喜欢的几本翻来覆去地看。其中有一本叫《麦田里的守望者》，我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还没有读完，书就找不到了。后来我逛了三次旧书摊才又勉强淘到一本。
“麦……田……里……的……守……什么？”张平手里拿着的就是这本书，“守望者”三个字因为封面掉了一层，几乎看不见了。我从他的手里夺过来时，不小心碰到了泡面桶，红油溅到了书脊上，尽管我马上拿了纸巾去擦，油腻腻的污渍仍然不可避免地漾开了。
张平大概没有想到我是这个反应，“腾”一下站起来，不停地和我道歉，我绷着脸不想说话。听到动静的东子叼着烟，冷哼一声，对着其他几人扯了一句：“你们干啥嘞？狗啃麦苗，装洋嘞！”他们几个听了，随即往我这边递了下眼色，嘴角笑笑的，又“啪”、“啪”、“啪”地甩起牌来。
我向来不理会他们，这让我在这里的日子并不好过。东子纠集了一帮老乡，成了这个工地上最大的派系，平时有什么轻省的活儿，都被他们霸着，其他人根本就没有机会。他们很“团结”，连工头老刘都要忌惮三分。在第一次喊我打牌被我冷漠拒绝之后，东子就对我很不满，冷嘲热讽、指桑骂槐那都是常有的事。
所以，我平时就不怎么说话。张平来了之后，这样的情况才好一些。他总喜欢往我跟前凑，缠着我给他讲书里的故事。东子自然是看不惯的，有好几次在我们聊天时，强行把他拉走参与他们的牌局。
02
其实这反倒让我轻松。沉默和远离，我已经很习惯了。我甚至认为这种沉默和远离，是一道屏障，可以安全地阻隔清明的理想和污浊的现实。
张平却不这么认为。他总是和我说：“文哥，你得多和大家多说说话”、“文哥，笑一下嘛”或者“文哥，集体的活动要一起参加呀”。
因此，有一段时间他很想改善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怀有赤子之心的大男孩，总觉得付出努力就会有好的结果。他先是决定教会我打扑克牌。这个过程很艰难，从刚开始的叫牌，到后面的记牌猜牌，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智商考验。我的父亲曾说，我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人。也许他说得没有错。而且说到底这是一种妥协，我的内心是排斥的。
这项努力失败之后，张平又试图说服东子他们少打牌，多做点其他有意义的事。
东子听了这话的反应是这样的。他把手里的牌“啪”一声甩在地上，嗤笑着将张平逼到墙角：“啥是有意义的事嘞？”
这个问题张平答不上来，我也不能。我的父亲用细竹棒抽打我，把我困在屋里，不让我出门，拿着水泥匠用的瓦刀，逼着我跟他学手艺，龇牙咧嘴喊着的就是“侬成日地看这些东西有嗖意义”。讽刺的是，我现在白天，拿在手里用来养活自己的就是这把瓦刀。
张平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只好退而求其次，尽量不让我们呆在一个房间里。下了工，他不是撺掇着东子去隔壁打牌，就是拉着我去工地的空旷处抽烟聊天。
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在说话，每次他都显得很高兴，比如说他去工地外的小超市买水的时候，收银的小姑娘给了他一个礼节性的微笑，他也能绘声绘色地讲上半天。“她只是出于礼貌！”我提醒了他很多次，却完全影响不了他快乐的程度。
在知道我发表过几篇小文章后，他对我愈加崇拜，“有自己喜欢的事情真好呀！”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里闪着光，拿着书的两只手略微有些颤抖，脸颊两边的酒窝深陷，像两个刻意挖出来的小坑。
他不知道的是，拿到手的那点稿费，还没有他做小工一天挣得多。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张平彻底和东子他们决裂。那天我没有在工地，东子他们突发奇想决定在工地上烤红薯。用石块搭完了土灶，却发现没有引火的东西。最后东子回我们住的板房拿来了一本书，正是我之前不见了的那本《麦田里的守望者》，封面的四个角我特意用透明胶带缠了一圈，丢的时候还是八成新。
当时，张平蹲在地上生火，发现东子递过来的是一张纸。看了页眉上的书名，他伸手就要去夺书。几个人把他拦住，东子歪着嘴，故意挑衅地一页一页往下撕。
“我只要想起这是你心爱的书，我的火就噌的一下起来了，我什么也管不了了。”所以，当东子将整本书都扔进火堆的时候，张平疯一样地扑过去，可是，火势太猛，书页易燃，纸张的黑色灰烬就像我们还来不及实现的梦，被风吹散，迷了眼睛。
“你……打不过他们，所以没有必要。”我坐在他的床边，看着他嘴角暗红色的血迹，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不自觉用力，掐得自己生疼。
其实，我的书不是第一次被烧了。那一次，父亲拿走了我所有的书，我从被关着的房间窗户望出去，纸张燃烧的声音和味道，我听不见也闻不到，只看到跳动的火苗像可怕的巨兽吞掉了我对未来全部的向往。我拼命捶打房门，可是没有人来帮我。母亲坐在厨房里暗自垂泪，祖母颤颤巍巍地在门外回应我：“还是学门手艺来得实用”。
“文哥，有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真好呀！”张平又一次说了这句话，我终于松开抓着自己膝盖的双手，感觉自己在无尽地朝着未知的方向奔跑的时候，有人结结实实地抱住了我，告诉我要“继续加油”。
03
120很快就到了，工友们都搭了一把手。老刘跟着上了救护车，我挤在人群里，看见护士给张平戴上呼吸罩，把他垂下来的双手平放在担架上。我踮起脚尖，试图确认下他还有没有在呼吸，车门却一下子关上了。
“张平不是刚来没多久吗，怎么去这么高的地方做钢筋工了？”我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也很残酷。和东子他们打了一架之后，张平很快就被调去扎钢筋，这个工种要一直低着头，保持同一个姿势，东子他们没人愿意干。老刘排班的时候，特意叮嘱张平，就在下面扎，不要去上面。但工作起来说不准，哪里需要就得去哪里。命运推着我们往前走，能由我们选择的机会少之又少。
救护车走后，我又在张平落地的地方呆了一会，凌乱的石子铺了一地，和前后左右并没有明显的不同。然后我回了板房，坐在他的床上。我在他的枕头底下找到了一本日记。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他还有记日记的习惯。
小小的一本，还被编了号，我拿在手里的这本是第七本。翻开来，字写得歪七扭八，还有一些素描，没什么技巧，但看的出来画得很用心，每一笔都下得很郑重。其中有一页画了一本书《麦田里的守望者》，看封面，是被烧毁的那一本。
他在旁边写了这么一句话：“文哥的书，可惜被烧了。”还画了一个哭脸。再翻一页，又画了一本书，还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但是封面不一样，“买给文哥的生日礼物”。旁边画了一个笑脸，笑脸上有两个酒窝。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在他的床头又找了一下，果然发现了一个用礼品纸包装起来的东西，包得高低不平，好几个角都没有折好，透明胶带胡乱地贴了好几道。金黄色的纸面倒是很像麦田。
撕开包装，果然是画在日记本上的那本书。翻开来，一股新鲜的油墨香直冲鼻尖，我低头深嗅，一张纸片掉了下来。纸片上密密麻麻地摘录了书中的一段话，是张平的字迹，稚嫩但很工整：
“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大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里守望，要是有孩子从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里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它们捉住。……我只是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他还在这段话后面画了个棒球手套，就是书中霍尔顿的弟弟艾里的棒球手套，写满了诗歌的棒球手套，然后是一句话：“看不太懂，太深奥了。用这个就能捉住吗？哈哈。”旁边又是个笑脸，有两个酒窝的笑脸。
这时候，我的眼泪开始落下来，黄白色的书页先是有了几个凸起来的水滴，水滴慢慢渗下去，纸张变成了灰白色，“悬崖”两个字模糊了边界。我蹲下来哭得像一个孩子。
04
老刘从医院打来电话，说张平还在动手术，还没有脱离危险。
我把书小心收好，继续往下翻日记。说是日记，其实更像是一个画册，画个什么东西，然后写一小段文字。锅碗瓢盆、瓦刀线锤、石块木条、钢筋水泥，甚至还有一只偷吃方便面的小蟑螂。
每幅画都画得很用心，一笔一划都遵循着自己的章法。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他喜欢画画，也许当他说起“喜欢而擅长的事”时，心里想着的还有自己当画家的梦想。
翻到最后一页，画的东西最多。一桶油、一袋米、一包红枣、一袋麦片以及一袋洗衣粉。旁边写了一行字：明天下午带回家的东西。落款是昨天。也就是说，今天下午，张平计划要回家。
从这里坐高铁到宁波，只需要两个小时。张平曾经和我介绍过他所在的村子，所以我决定替他跑一趟。
不知道是不是困顿在自己的世界里太久，对于关心别人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完全适应。我有点恍惚地在十平米的板房里来来回回走了四五趟，才想起来张平喜欢把大件东西放在床底下。一桶油、一袋米、一包红枣、一袋麦片以及一袋洗衣粉。
我不能理解回家为什么要带这么重的东西，但是我仍然把它们全部塞进了一个大的旅行箱里。轮子滚动时发出“咯咯咯咯”的声音，很久没听到了。车站里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旅人，有些要离开，有些正回来。我站在大厅中间，茫然四顾，有一瞬间竟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前还是往后。
一直等到我坐进东向的火车，坐在吵嚷的车厢，男女的交谈声、孩子的哭泣声、列车员的叫卖声真真切切地钻进我的耳朵，我才意识到自己正奔赴在曾经最排斥的方向上，越来越近。
张平的家并不难找。在问过两个老伯之后，我顺利地站在了他家门口。开门的是张平的母亲，结实又粗糙，和我的母亲一样。
我在高铁上已经想好了措辞，自称是张平的队长，正好要回家就顺便帮张平带点东西过来。张平的母亲并没有怀疑，她小心地摸着我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油、米、红枣、麦片和洗衣粉，双眼湿润：“前几天，阿平和我说，他到了那里很受领导器重，领导给他发了很多奖励。”
“是的，他很努力，也很上进。”我很自然地接了她的话，一点都不觉得谎言是多么可耻的东西。
张平的母亲很热情，坚持要我去张平的房间坐坐。房间不大，墙上贴满了学校的奖状。“他弟弟的成绩比他更好，而且我们听说学画画会花很多钱，没办法，只好让他辍学。不知道他会不会怪我们。”张平的母亲把张平留在家里的其他六本画册递给我，神情郁郁。
是啊，也是个不实用的梦想。
一个小时后，张平的弟弟张安送我出了村。和他的哥哥一样，张安的脸上也有两个很深的酒窝。
站在落日的余晖里，他问了我三句话：“哥哥还在继续画画吗？”、“哥哥是不是出事了？”、“哥哥会好吗？”
挂掉老刘的电话，我看着这张和张平酷似的少年的脸，再一次湿了眼眶：“会好的，你的哥哥是一个优秀的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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