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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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这里发生了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事故的结果是，十几个工人失去了生命，十几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几十个孩子失去了父亲。我就是这几十个孩子中的一个。

我背着书包离开了学校。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该考初中了。

我穿上了一套长过膝盖的衣服，像军装又像警服。我成了企业的一员，我每天站在单位的大门口，防止手脚不干净的工人还有家属，盗窃国家的资源。

我们这里是一个国有小煤矿。按道理来说，这么小的煤矿早都应该归当地政府管了，但是我们这个煤矿却出产着一种特殊的优质煤，虽然产量很低，却归国家统购统销。所以我们与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上级部门远在省城。

据说这种优质煤的煤层很薄，却埋置很深，在几千米的地下。机械根本用不上，全凭人工开采。出一吨煤就同时要出几顿岩石，工人的劳动量很大，危险系数也很高，但由于它有特殊用途，所以国家一直在开采。

我小时候看到的山和现在的都不一样。原来层峦叠嶂的山峰现在已经没有层次感了，每个山峰下的山谷都被工人们开采出来的岩石填平，所有的山峰一样平，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巨大的屏障，横亘在我的眼前。它像巨兽一样，压得我上不来气。

矿上经常死人。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为人民利益而死，就重于泰山。

我爸爸也死了，也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在我十二岁的那一年。他和他的工友们埋在了一起，我和妈妈在一起。我离开了学校。

本来妈妈应该顶替爸爸的工作，成为一名光荣的煤矿工人。可惜她是残疾人，坐着轮椅，参加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就在五年级的最后一个月，顶替了爸爸的工作。

我的工作，按现在的话来说，其实就是保安，但是我们不这样叫，我们管自己叫警察。

我每天站在单位门口，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急急忙忙去上学，又看着他们踢里吐噜地放学。他们的脖子上，早都没有红领巾了。他们已经是中学生了。

我默默地看着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话，我也不想和他们说话。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难过，心中只有孤独，能把人压垮的孤独。

中午和傍晚，工人们下班的时候，总能发现偷煤的人。他们把煤藏在衣服的夹层里，或者装在工具袋里、饭盒里，甚至口袋里，总之，偷煤的办法五花八门。但是，还是逃不过警察们的火眼金睛，每几天，大门背后的空场地上，都会堆起一个煤的小山。

但是，我不快活，非常不快活。并不是因为我离开了学校，也不是因为失去了爸爸，这两点是我心中的刺，是我必须要藏起来的刺，是不能让妈妈知道的。我在家里通常是很快活的。虽然我是装的。

我们这个单位好像要保不住了，他们天天都在说改制，说得我心里很烦。我很清楚，一旦失去这个工作，我和妈妈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

五十岁的老白，是爸爸的朋友，他毫不顾忌地把双腿放在桌子上，屁股深深地陷在弹簧椅的凹槽里，腿高头低地说：“我怕什么？我大不了退休。你们年轻人可就苦了，谁让你们没赶上好日子呢？想当年，我们只操心工作干得咋样，谁还操心企业能不能长久呢？”

他的话没有说完，爱打篮球的大王说话了：“对着呢，你们老一代人除了操心工作，还得操心膝盖上的破洞用什么布来补呢。”

这句话引来了哄堂大笑，我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补膝盖的典故我是知道的，据说当年老白只有一条笔挺的涤卡裤子，是他结婚时置办的。这条裤子曾经给老白添了不少光彩。可惜随着岁月的推移，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到来，家庭生活越来越难，就再也没有条件添置新衣服了，这条裤子不知不觉地穿了十几年，终于把膝盖磨出了两个破洞。他老婆实在找不到补破洞的布，就把自己结婚时的大红褂子拆了，这褂子也被穿得快透明了。选了两块结实点的地方，剪下来给老白的裤子做了补丁。

谁料第二天，煤炭部的领导来矿区检查工作，一眼就看到了因为迟到正奋力奔跑的老白，当然也看到了他的大红补丁。领导们没想到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为国家能源建设贡献青春，甚至生命的工人们，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当即指示当地政府提高矿区职工的福利待遇，定量供应的粮棉油都增加了定额。

这个好消息瞬间传遍了矿区，老白的大红补丁也搭着这个好消息的顺车，也传遍了矿区内外。时至今日，这个典故仍然如同绕梁三日的音乐一样，绕到了我这一代。

听到大王这样说自己，老白坐不住了，他翻了几次身都没有坐起来，只好对着我伸手：“儿子，拉一下。”我很不情愿地把他拽起来，心里却有一种把他折叠起来的冲动。

他披着外衣，一手叉腰，一手扶着窗框，像个将军一样对着值班室对面的选煤楼看去，他好像自言自语一样说道：“现在的人，哪里吃过我们这一代的苦？你看看装车，只要把车停在溜槽下，几分钟就自动装好了。哪像我们当年，用大筐装车，一辆车装下来，腿肚子都发颤，连车都下不来了。真要把我们改制掉，天理难容。”

正说着，队长推门进来了，他指着老白说：“把衣服穿好，衣冠不整地像什么样子？条例是怎么规定的？”

老白一边穿衣服一边不服气地说：“又不是真警察。”

“什么？你说什么？”队长生气了，“既然你是这样想的，那你可以调离。”

老白不敢说话了，大王赶快打圆场：“队长，你是不是开会去了？单位改制的事有什么说法吗？”

队长坐了下来，用拳头拄着额头，艰难地说：“改制是肯定要改制的，具体怎么改，还不知道。”

他拿起大王的杯子喝了一口，愤愤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真是把什么倒霉事都遇上了。长身体时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上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要找对象了，又被送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好不容易从农村回来，生活刚稳定了一点，又遇上了改制。真是倒霉透顶了。”

他的话像一片阴云一样，笼罩了我的身心，我的心沉重得像压了个磨盘。

“净吃苦了！”老白观察着队长的脸，不失时机地说道。

队长没有答话，却见一个拿着袋子的人从墙角转出，便移了方向，对着窗户外嚷道：“又来偷煤了吗？你也不给你姐夫留点面子。”

来人我认识，他姓金，是我们这里著名的二流子。

前几年，他老婆很爱来我家，和我那不能出门的母亲聊天，她几乎是我母亲唯一的朋友。但是，自从她的独生子在一场群架里丧命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来过。她失踪了。我母亲很怀念这个可怜的女人。

但是，老金却在那一场要了他儿子的命的群架之后，活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原来他只是一个猥琐的酒鬼，最多就是打打老婆，偷点东西，自从他儿子被打死以后，他却受到了本地二流子的尊重，大家见他都叫一声金爹，俨然成了二流子的头。

他表姐是矿上的干部，嫁给了现在的矿长。

因为这个原因，他仿佛成了政策的代言人，什么企业全部都要实行股份制改革、什么单位要像农村一样实行承包制…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姐夫和他在马路上遇见都不打招呼，但是依然有一部分人愿意相信他的鬼话。尤其是在他儿子死以后，他的确活成了一个有份量的人了。

他听到队长的声音，推门走了进来，大王往外轰他：“出去出去出去！”他死皮赖脸地把手里的袋子放在地上，坐在了队长的旁边。

“要改制了，知道吗？”他对着队长说道。

“我们这一代人，净吃苦了。”老白叹息道。

“你怕什么，该退休了。”老金用看不起老白的眼神，对着他说。

老白深深地叹了口气。大家都知道，他一心想让待业的儿子顶替他，现在看来要泡汤了。

老金又转向队长说：“你也不要紧，这一次改制主要是针对工人。”

“凭什么欺负工人？”大王生气了，“如果只针对工人，干部不改制的话，我就去省上闹去。”

“省省吧，闹什么闹。有这个劲头，先想想失业了干什么。”老金撇着嘴，鄙视地看着大王。

队长也深深地叹了口气，他慢慢抬起头来，说：“我是以工代干，还没有转成正式干部。”

“什么？你还没有转正？”老金故作吃惊地说，“你怎么不找我呢？你要早点找我，我早都帮你把干部身份解决了。”

看着苦涩的队长，我也觉得不妙。但是我能说什么呢？只是在旁边呆呆地听着，暂时忘了自己更加不堪的境地。

“净吃苦了。”耳边又传来老白的声音。

中午到了，恹恹的太阳像完任务一样，继续挂在天上。早晨起的大雾，已经消散了不少，只是太阳还像笼在纱里，隐约着一张大白脸。

我看着值班室里的人开始陆续离开，心里不由得发慌。老金继续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他脚边的袋子像有生命一样，一会儿歪在这边，一会儿又歪在那边。而队长，早都去别的值班点了。

终于，屋里只有我和老金了，一直东倒西歪的他随着老白的离开，瞬间清醒了。他拿起脚边的袋子，跨出门来，往院子中间的煤堆走去。

我瞬间心慌起来，我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也知道自己对付不了这个二流子。但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值班了，煤丢了我没办法交代，我只好硬着头皮跟了过去。他已经蹲在煤堆上面，往袋子里装煤了。我赶快把他扒拉到一边，学着队长他们的样子，严肃地说：“别装了，行不行？”可惜声音一点也不粗壮，还透着点颤音。

他一下站了起来，声色严厉地说：“你敢赶我？你出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我管你是谁呢，反正不让你偷煤。”

“这是偷吗？傻子，我们为矿山奋斗了一辈子，你老爹连命都搭上了，咱们用点煤，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不行，我不能让你偷煤。”我推得他没办法装煤了，他只好一屁股坐在煤堆上，掏出一根香烟点上，和颜悦色地问我：“你娘好着吧？”

你问我娘干什么？我气恼地扭过头去，没有理他。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说道：“你娘和你金娘娘可是最好的姐妹，姐儿俩谝起来没有完，连时间都忘了，害得我经常吃不上晚饭。”他像个公鸭一样，“嘎嘎嘎”地笑了一阵，又偷偷地瞄了我一眼，假装难过地说：“可惜你金娘娘死了，不然又不知道往你家跑多少趟呢。”什么？金娘娘死了？不是失踪了吗？

我有点意外，赶快问他：“你怎么知道金娘娘死了？”

“她儿子都死了，她能不死吗？肯定死了。”他把烟头掐灭，揉了揉干干的眼窝，继续蹲下身来，往袋子里装煤。

我一把把他推了个趔趄，愤怒地说：“她儿子不是你儿子吗？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他又像个公鸭一样嘎嘎地笑了：“小杂毛，我可是二爷的爹，听说过二爷吧？你再这样欺负二爷的爹，小心二爷的弟兄们跟你过不去。”

他儿子的外号是二爷，是个远近闻名的地头蛇，我的同学们都这样称呼他，有几个很为认识二爷而自豪。

但是我没有想到，老金居然也这样称呼自己的儿子。

正在这时，回家吃过午饭的老白和大王回来了，大王还对着煤堆上的我扬了扬手，意思是让我回家吃饭，我为难地看着煤堆上的老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老金像只癞皮狗一样，端坐在装了一半的袋子上，把一根香烟斜叼在嘴角上，时不时地对着我吐烟圈。

可能老白看出来了什么，他往煤堆走来。他没有理我，客气地对老金说：“怎么坐在这里？不嫌脏吗？去值班室坐吧。”

“怎么？要拘留我？”老金斜着眼问他。

“哎呦，我怎么敢啊？更何况你也没有犯什么事儿呀！”老白明显有点谄媚。

老金却不管不顾，“你们吃过午饭了，我家还等着煤点火做饭呢。”他拍着身下袋子说。

老白赶快给老金挤眼睛，对着我说：“你赶快回家吃饭吧，说不定下午还要训练呢。”

“训练个锤子，这样没有眼色的货，赶快下岗得了。”老金很鄙视我。

我已经走下了煤堆，听到这话，我的犟劲上来了，我又走回了煤堆。

老白正在拉坐着的老金起来，嘴里还在问：“真的有下岗的说法吗？你姐夫是咋说的？”看到我回来了，赶快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老金站起来，面对面地对老白说：“我姐夫说了，这一次改制，主要就是嫌辅助工种人的太多了，一线不受影响。所以你不想下岗，就调去一线采煤去。”

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的大王“啊”了一声，吓了我一跳，他哑着嗓子说：“好不容易从井下调出来了，难不成又要调回去吗？”

老金的公鸭嗓又“嘎嘎嘎”地笑起来了。他得意地说：“你能下井还不知足吗？这小兔崽子恐怕连工作都保不住。”他幸灾乐祸地指着我说。

老白担心地说：“我都这个岁数了，不会让我去井下吧？”

“肯定不会，”大王插嘴说道：“你没看报纸吗？外地企业改制，对快退休的人员，一般就是先下岗，在家休养，到退休年龄了回单位办退休手续。”

“你怎么知道？你说了算吗？”老白生气了，急赤白脸地怼大王：“我们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凭什么老了还要让我下岗呢？”

“我让你下岗了吗？我不是说外地企业有这样执行的吗？”大王也生气了，边说边挥舞着手臂。

老金不怀好意地拉大王：“别动手、别动手…”

大王一把把老金推了个屁墩，老金生气了，他指着大王的鼻子叫嚣：“你敢打我？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我儿子是二爷！”

“去你的二爷，给我当孙子我都不要。”大王毫不畏惧地对着老金吼道。老金被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对着我们几个说：“我姐夫是矿长。这一次改制留谁不留谁，只有他说了算。”

他捡起地上的袋子，想背到脊背上。我一把抢过来，把里面的煤倒在煤堆上，把袋子递给了他，他甩手不要了，抬腿往煤堆下走去，嘴里还在说：“只有我姐夫说了算！”还回头看了看老白。

他突然露出了吃惊的表情，我和大王不知道他又要表演什么，便死死地盯着他。他生气地指着老白说：“你们看老白啊，看我干什么？看我干什么？”

我们顺着他的手指往老白脸上看去，只见老白目光呆滞站在那里，嘴歪在一边，一串长长的涎水挂在嘴边，我赶快喊他：“白师傅，白师傅…”他不理我。大王转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他扶着老白，紧张地对我说：“快去打电话，老白中风了！”

我飞快地向值班室跑去，身后传来老金“嘎嘎嘎”的笑声。

转过年，我正要去上班，看到了刚从省城回来的老白。时间过得真快呀，老白去省城的大医院住院已经半年多了。我看到他和他老婆从长途车上下来，他像个孩子一样呆呆地站在路边，他老婆则忙碌地一件又一件，从车上往下拿行李，我赶快跑过去帮忙。他看着我身上的工作服，大着舌头问我：“你下岗了吗？”

我摇摇头：“没有。”

“那你怎么穿着这个衣服？为什么不穿警服？”

我指了指远处的群山，说：“单位上成立了采石场，我调到采石场了。”

“采煤都差点下岗，采石？”他摇着头，满脸都是不相信的表情。一串涎水又把胸口打湿了。

我让他看远处的群山，山峦已初现峥嵘，山峰与山峰之间的岩石已经矮下去了。我告诉他，现在各地盖楼修路都需要石子，你们数十年来堆积在山坳里的岩石，经过粉碎，是很好的建筑材料。我们的采石场经济效益非常好。

他高兴地说：“看来不用改制了。”

“不，已经改制了。”我告诉他。

“裁减了多少人？”

“没有减人，采石场还增加了三百人。”

“没人下岗？”

“没人下岗！”

他看着远处山上忙碌的人影，喃喃自语道：“这才叫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对啊，”我帮着他老婆把他扶到轮椅上，对他说：“过不了多久，咱们这里也是青山绿水了。赶快让你儿子来上班吧。”

我匆匆往山脚下的采石场跑去。背后传来老白的叹息：“我们这一代人，净吃苦了。”

“废话少说，赶快办病退，让儿子接班。”老白老婆推着轮椅，往老白做不了主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