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歌德席勒以前的德国文学不值一提？为何1750年以前，德国文学还没有达到欧洲文学普遍的水平，而在接下来不到五十年时间里，却出乎意料的跻身于世界文学宝库？这一飞跃将德国文学史区分为比例不衡的两端：前半部分尽管漫长，这一期间产生的文学作品却必须通过文学史的记录才得以摆脱被遗忘的命运，也几乎仅仅在文学史家的记忆中存在；后半部分虽然短暂，却出现了世界级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它们依然是，至少应该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的必读书。在史腊斐看来，如果将民族文学理解为使用该民族语言发表的作品总和，那么德意志文学汗牛充栋，然而如果仅仅将之理解为活跃于人们文学记忆中的作品，那么必然是短小精悍的。实际上德意志文学的高峰只不到百年，它有两次高峰，一次在1770年到1830年，也就是歌德席勒的时代，另一次是所谓的德国现代主义的时代，从1900年到1950年，随后德意志文学似乎又开始了漫长的蛰伏或死亡。那么，是什么造就德意志文学的经典？是什么致使德意志文学的平庸？史腊斐的这本《德意志文学简史》以宏观的视野发现了德意志文学隐秘的结构。
1.失败的开端
德意志文学发端于中世纪，但彼时作品未引起人们重视，更甚之它们对后世的德语文学几乎没有影响。德国虽是最早掌握印刷术的民族之一，然而他们的技术并未用在出版上，有的优秀作品常常只有孤本或从未付印，即便侥幸留存的作品也非实至名归。中世纪作品的处境十分窘迫：专家孜孜不倦地公开推荐，而在读者群却备受冷淡。德意志文学的失败开端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中世纪的德意志文学并不那么德意志，而是受普罗旺斯和法国北部文学影响，执迷于形式高雅规则严格的文字游戏，热衷于格律、内容和思维固定模式的循环往复，完全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的交往仪式。这样的作品太过“形式主义”，文学不再是探索未知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的工具，更多的是被用来装点固有的知识，附丽于历史、地理和传记的装饰品。文学的地位并不高，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文学不过是修辞术的练习。其他的国家情况则不同，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不在于它们循规蹈矩，而在于突破常规。一个国家中要出现突破性作家，前提是语言已经足够自由，可以无视修辞术的规矩，收放自如，不必顾虑。另一方面，德语的发展缓慢，直到16、17世纪，大部分德语作家却仍在用拉丁语创作，甚至到18世纪仍旧守护着拉丁语传统。真正的德语创作不受重视，甚至被斥为乡野产物，相反，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品表达自然，没有书呆子气，显得更为优秀。教育的缺乏反倒成了文学创作上的优势。
2.第一次高峰
德意志文学失败的开端已经预示了其经典化的发展方向。
（1）宗教的式微与文学的美学自律。18世纪以前，宗教和文学界限分明，当时的教派都认为文学诱人堕落，而将宗教和世俗领域混杂在一起有伤风化，因此严格禁止并作出严格区分。于是，文学作品失去了宗教的严肃，而只要文学不上升到宗教和哲学的高度，那就只能是应时应制的文字游戏，缺乏了生活领域的重大思考。但到了18世纪，两股思潮相向而行，打破了宗教和文学的均衡：一方面，虔敬运动试图用一种内在的基督教观念和解释打通所有世俗领域；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对于基督教的绝对权威提出了质疑。两种显然相互抵牾的思潮碰撞后得出的结果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们胸怀宗教热忱，去认识启蒙后的世界，这种免除了宗教义务的虔诚，带来了德国文学的兴盛。因此，教堂已然成为缪斯的神庙。如果不是出于宗教目的，对于基督教母题的文学改编必然以背离基督教传统为前提。细读基督教原始经典的语文学研究直接导致了基督教的式微，这并未使得这些离经叛道者远离基督教原典，他们为文学而着迷，于是将《圣经》归入了文学经典之列。放弃宗教会使得文学消亡，高尚情操会消失，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上帝的缺位，世界才显示出无穷的美丽和无尽的深沉。另一个条件也促使了文学美学原则的自律，那就是长期以来不成熟的出版市场。德意志文学长久独立于尚未成熟的文学市场带来的一个好处是：许多独特的作品得以问世，它们的价值无需依靠广大读者的喜恶来作出轻率的判断。德国作家不需要依靠文学生活，而是为了文学而生活。
（2）大学的影响。德语文学的创立者、主人公和读者都是大学生。德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大部分发生在大学中，教授、助教、学生都是文学角色，学者间的争论、书籍和实验室是文学的背景。这样不懈的求知氛围，塑成了德国的成长小说。德国很少有社会小说，因为社会小说的前提是小说主人公必须是社会中人，或者不断返回社会，社会是社会小说的描写对象。面对粗鄙不堪的德国社会现状，德国小说中的主人公却总是退避三舍，选择了与自然的孤独对话。若能在俯仰天地之间，与伟大的神性自然心心相印，谁还会费心思量自己身处何方，又属于哪个阶级。
（3）语言革命。文学诞生的首要条件是言论自由。《圣经》被翻译成德语，以及基督教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结合对德语文学影响深远。德国文学的语言革命源自于其诠释学传统，施莱尔马赫以降，诠释学的研究范畴从释经学转移到了对世俗文本的历史审美解读。理解试图穿透语言表层抵达深处，文学创作的过程则反其道而行之，从灵魂深处浮现于语言表面。一种更高的观念进入诗人内心，又重新由内至外，生成为文学语言，而语言的独特性证明了其神性起源。如果某种语言表述的愈发和逻辑前后矛盾，而这种错误产生于“无意识或者隐秘的体验”，这种语言表达便可称为又“深度”。含混、残缺、留白、跳跃等直指语言的灵魂状态。
（4）对古典文明宗教般的狂热，以及哲学的品质。18、19世纪的欧洲，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对古典文明又如此巨大的热情，因为在德国学者那里，古典文明取代了宗教信仰，当时的文人越来越倾向于将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文字和想象隐藏于希腊神话的意象之后。狂飙突进运动以及浪漫派的诗学和纲领中充满了对“自然”的召唤。然而，他们的自然并非感官可感和可以科学分析的自然，而是上帝的现代名讳。自然既然被赋予了上帝的诸多特征，自然的崇拜者便既可在尘世中找到归属，也可以选择超然物外，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将基督教徒的上帝抛在脑后，还是重新把上帝捧上神坛。通过对古典艺术的信仰，艺术家在此岸世界建立了一个彼岸世界。古典艺术使人高贵，而高贵的人类，他们生活在人间，却不食人间烟火。对不朽的追求，拓展了文学的范围，提升了文学创作的质量。十八世纪中期，德意志文学创作的另外一种艺术，即批评和阐释的艺术勃兴。他们最先开始对艺术和文学进行科学分析，从他们开始，德意志式的思辨型诗人形成了传统，后来的诗人的创作都包含反讽式的反思。十八世纪以后，等级禁锢制度取消，艺术机构不再由贵族掌管，而是大量新建，且由政府资助，因此它们只需按照其理念直接且仅仅为艺术服务。那里并非娱乐消遣的场所，德意志文学一直缺乏娱乐性，这也是它的优点，如果把英法小说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德意志小说中缺少很多东西：紧张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时代和社会描写，最重要的是缺乏爱情故事。奇怪的是，古典文明之后文学尤为偏爱的爱情题材，在德国小说中却显得如此无关紧要。只有《维特》在欧洲大获成功，因为人们可以把它当做爱情小说来读。在教育小说中，虽然也有爱情故事出现，但仅仅是轻描淡写、匆匆提及。更重要的是题材是童年回忆、与师友的交往、感念的阐释、艺术品的欣赏、场景的描写、孤独的状态、人生阶段的转变等。同样，非常德国化的思辨诗、观念戏剧和教育小说受到了哲学的庇护，从而将一种不属于文学的严谨带入了文学。自然、真挚、内向、寻根、拒绝修辞术、思辨这些并非德国首创与专属，却不如德国那样深入纯粹，甚至固化为德意志文化的本质特征。
2.第二次高峰
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指出，浪漫主义以来的英国作家为了获得独立创作的勇气，否认自己的文学父亲，否认前辈影响。而德国恰恰相反，浪漫时期后的文人担心的不是传统的延续，而是传统的式微。德国文学读古典文学的推崇，一方面，当别国文学已经开始深入丑恶的描写时，德国文学仍旧追随崇高，同时期的法国英国早已是小说天下，在德国，即便是叙事文学中，也是叙事诗独占鳌头。同一时期，相比于邻国颇为“现代主义”的作品，德国人仍旧在发展古典的崇高与和谐的现实主义，尽管德国的现实主义与别国的现实主义完全绝缘。德意志文学开始下滑。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有两个城市一撅而起：维也纳和布拉格。昔日的文学边缘地带一跃而成为文学中心，这并非是后来者居上。同一时间的爱尔兰、半个世纪之后的拉丁美洲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结论是，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前现代社会中的危机，即它们迟到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文学的生产需要回忆，对一个古老世界的回忆，在哪个世界里，文学的力量尚未被媒体技术破坏殆尽，启蒙运动通过媒体、科学、商贸进行，尚未将最后一点虔诚信仰驱逐出文学的领地；在那个世界里，每个写作者都必须描述走出传统的艰难，他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传统，又继承了传统。环境越是保守，越有必要挑战。犹太人成了德意志文化最铁杆的拥趸。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却解释了1900年后德国文学再度崛起只要归功于犹太人。相似的外在条件：宗教传统的式微，欧洲范围内的启蒙运动，审美自律，对伟大艺术产生了类似宗教情绪般的狂热信仰。同化了的犹太人应该是更为纯粹的德意志人。因此，随后发生的犹太大屠杀使得德意志文学失去了曾经的高度和个性。里尔克、托马斯·曼、卡夫卡都不是先锋派，而是某种审美保守主义的跟风者。他们向往和追求的，是复兴和继承德意志文学古典浪漫时期的辉煌。欧洲其他各国先锋派对传统审美范式的破坏不乏幽默之举，戏仿、无稽之谈、对词汇和想想的解缚尽管消解了意义，同时也增添了风趣。在德国的现代主义者如果不是国际达达主义运动成员，便与这种愉悦的审美创新无缘，他们以阴郁的声调讲述悲剧的发展，似乎必须为古老世界的没落担负责任，且因此而必须接受新的惩罚。德国的现代主义不是产生于突破传统的束缚、愉悦的诗学实验中，而是源自一种无力感的体验，无力拯救伟大的德意志穿宫廷，这种体验上升成为悲剧式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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