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发怒是逆德之行，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最后的手段。那些好战求胜、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后悔的。
临淄人主父偃、严安，无终人徐乐，都向武帝上书进言政事。
主父偃之前在齐、燕、赵一带游学求用，但不受人待见，儒生们甚至联合起来排挤他。他家中贫穷，借贷无门，没有别的生路，只好西入关中，到皇宫的门阙下上书，以求见用。结果，他早晨把奏书呈上，晚上就被召入宫中。他上书谈了九件事，其中八项是关于律令问题，一项是停止攻打匈奴问题，他写道：
《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发怒是逆德之行，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最后的手段。那些好战求胜、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后悔的。
根据相关记载，《司马法》是重要的春秋时期军事著作之一。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成父）能绍而明之”，大单是说，《司马法》姜太公所撰，姜太公死后，又有数人重新编撰。《司马法》是现存最古老的军事思想，比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还要古老。它保存着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战原则，有浓郁的贵族色彩，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等等。《司马法》现残存五篇，记载从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司马是夏、商时代开始设置的官职，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徒、司空、司土、司寇并称五官，掌军政和军赋，春秋、战国沿置。汉武帝时置大司马，作为大将军的加号，后亦加于骠骑将军，后汉单独设置，皆开府。隋唐以后为兵部尚书的别称。
从前，秦始皇吞并列国后，好战求胜的欲望没有停止，想攻打匈奴。李斯进谏说：“不可。匈奴不建城郭作为固定的居所，不建府库积蓄财用，像鸟一样迁徙不定，很难控制他们。军队轻装深入，军粮供应不上；携粮而动，粮重而误战机。夺得匈奴地盘，没什么利益；俘获匈奴民众，不可教化而治；打败匈奴，只能杀掉，这不是为民父母的君主所为；用中国的疲敝，换取攻击匈奴的快意，这不是长久之策。”泰始皇不听劝告，遂派蒙恬率军进攻匈奴，辟地千里，与匈奴以黄河为界。秦始皇调集全国成年男子去戍边，十多年而死者无数，最终不能越过黄河占领北部地区，这难道是因为兵力不足、装备不齐吗？是形势不可行啊。又加上这些地方本来就是盐碱地，不能种植五谷，朝廷只得使百姓用车船从东腄、琅邪等沿海郡县运输粮草到边境，运三十锺粮食，到达边境时仅存一石。男子辛苦耕作，收获不够缴纳粮饷，女子昼夜纺织，不够军需，百姓倾家荡产，无法养活孤寡老弱，路上死去的人一个接一个，天下人就从此开始反叛秦朝了。等到高皇帝平定天下，听说匈奴人集中在代谷之外，就想去进攻他们。有位名叫成的御史进谏说：“不能这样做。匈奴人的习性，就像野兽聚集鸟类分飞，追击他们就好象与影子搏斗一样。现在，以陛下这样的盛大功德却要去攻击匈奴，我认为很危险。”高皇帝不听，于是就向北进军到达代谷，果然发生了平城之围。高皇帝大概非常后悔，才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盟约，从此之后再无战事。匈奴难以制服，不是现在才如此。匈奴以盗抢劫掳为业，他们天生就是这样。远到虞、夏、殷、周，本来就不对匈奴征收赋税监管，只把他们视为禽兽，不当做人来看待。不上行虞、夏、殷、周之法，却下效近世之误，这是我所最忧虑的事，也是天下百姓最痛苦的事。
严安上书说：
现在全国百姓奢侈腐化，争相修饰车马、衣裘、房屋，调制精美的音乐，混制多彩的颜色，摆设美味的佳肴，用来显摆炫耀。百姓之本性，见到漂亮的东西就想效仿，这是用奢侈来引导百姓。追求无尽的欲望而又得不到满足，百姓就会脱离农桑本业而去从事工商末业。工商末业的财利也不是凭空飞来的，所以官司吏士绅敢欺上瞒下，带剑者竟相杀人巧取豪夺，世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此犯法的人很多。应当制定制度以约束百姓的过度欲望，使富有者不夸耀，贫困者不慕富，以调和人心；人心安定了，盗贼就没了，刑罚少用，阴阳调和，万物茂盛。过去，秦始皇贪得无厌，想向海外显示其威，派蒙恬率兵向北进攻匈奴，派尉屠睢率领水军进攻越人。这个时期，秦朝北与匈奴、南与越人结祸，而军队却驻扎在无用之地，只能进而不能退，历时十多年，男子当兵打仗，女子运送粮饷，苦不聊生，只好在路边上吊，一个接着一个。等到秦始皇死了，天下反叛，秦被灭了后代，绝了祭祀，这是穷兵黩武的祸害啊。所以周朝失之于衰弱，秦朝失之于强暴，都是不因时而变的结果。现在，朝廷要征服西夷，让夜郎称臣，降服羌人和僰人，攻取薉州，建筑城邑，进军匈奴而烧毁他们的龙城，大臣们都赞同，但这只能让他们得到好处，对于治理国家不是长久之策。
徐乐上书武帝，说：
天下的最大祸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都是如此。什么叫“土崩”？秦朝末年就是土崩。陈涉没有千乘之主的尊位，没有一尺的封地，本身不是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没有获得乡里的赞誉，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德，也没有陶朱公、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起自贫民穷巷，举起木棍长戟，袒臂大呼，天下闻风响应。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百姓困苦而君主不恤，臣民怨恨而君主不知，风俗已乱而政治不修。这三条，正是陈涉起事的资本，这就是所说的土崩。所以说天下最大的祸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吴、楚、齐、赵的叛乱就是瓦解。七国图谋叛乱，他们都号称是拥有万辆战车的诸侯王，有数十万的军队，其威力足以控制国内，其财力足以奖励吏民，但是他们却不能向西夺取国家一尺一寸的土地，反而在中原地区被俘虏，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势比平民轻、兵力比陈涉弱。在那时，先帝的仁德还没有衰减，百姓安土乐俗，所以诸侯王们得不到额外的援助，这就是所说的瓦解。所以说天下最大的祸患不在于瓦解。这两个问题，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是贤明的君主应当注意并且认真思考的。近来，函谷关以东地区粮食连年歉收，年景没有恢复正常，百姓大多穷困，再加上还要承担边境战争的负担，按照规律和常理来看，百姓之中应该有不安分守己的人了。不安分，就容易动乱；百姓动乱，这就是土崩之势。所以贤明的君主只要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明了安危的关键，运筹于朝廷之上而使未形成之患消失，关键也就是使天下不要出现没有土崩的局势罢了。
奏书上呈武帝，武帝召见了他们三人，对他们说：“诸位原来都在哪里啊？何相见之晚也！”武帝都把他们任命为郎中。主父偃更受武帝信任宠幸，一年之内四次升迁，最后担任了中大夫，大臣们都害怕主父偃讥刺自己，都向他行贿，财物总计有千金。有人对主父偃说：“你太横了！”主父偃说：“我活着不享受五鼎而餐的贵人生活，死时就受五鼎而烹之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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