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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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与伯乐联合征文【品】之“回望”。

01

按时间推算，面前的这位老人，至少也有70岁了。她逆光站在楼梯的缓台处，阳光把她周身的线条勾勒得柔和淑美，完全没有古稀之年的老态。她叫赵雅洁，是唐山矿务局煤矿退休副书记，也是滨城电台《讲出你的故事》节目组邀请来彩排的下期节目的嘉宾。《讲出你的故事》是一档访谈性质的故事类节目，每周两期，每期邀请一名嘉宾讲述她亲身经历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赵书记好！我是萧炎！”

我上前一步，边自我介绍边伸手与她相握。赵书记的手掌厚实宽大，骨节粗壮，掌心温热，这是长期干粗重活才有的手掌，与她的外貌格格不入。赵书记面目平和，眉眼舒展，从看见我那刻起，笑意一直挂在她的嘴角。

“我退休就不是书记了。我们按年纪论，你就叫我阿姨吧。”赵书记的语气仿佛家姑与侄晚辈聊天，令人不由得生出亲切感。

我引导赵书记到演播室的沙发处落座，给她面前的茶杯里注入清茶后，直接切入主题。

“赵阿姨，四十八年前那次事件，您是亲历者之一。请您谈谈那件事的始末，好吗？”

赵副书记端起茶杯轻啜一口，眼神逐渐变得迷离。

01

四十八年前，我二十五岁，是矿务局一名普通的办公室职员，我爱人也在矿务局工作，不过不在一个部门，儿子小宝一岁半，非常可爱。

我十八岁起参加工作，一直到五十五岁退休，三十七年的时间一直都在矿务局下属的煤矿。其实我工作之初并不安分，一心打算调离矿务局系统。但是那时候调动工作非常难，政治审查、专业考核、人事档案和手续，又复杂又繁琐，我努力了好几年也没有结果。结婚前我还不是很着急，儿子出生后，我觉得不能再拖了。于是我又开始托关系找接收单位，并一再降低工作标准，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离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坐办公室的工作，是很多羡慕都羡慕不来的。其实如果不是矿务局照顾，以我的学历和背景，是不可能进办公室的。我自己对这份工作也非常热爱，何况领导照顾我，同事们也喜欢我，我和大家象出得也很融洽。但是恰恰是这份工作又令我害怕，就像老鼠怕猫。也许这比喻不恰当，但是我每天面对工作，真的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现在想来，其实我怕的不是自己从事的工作，而是这份工作衍生的危险。那种危险是父亲用他的死，深深刻在我的潜意识里的，不能挣脱也无法挣脱。

父亲是矿务局的职工，他像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父亲一样，少言寡语不苟言笑。但是他趴在地上给我当马骑、架着我的胳膊举高高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母亲在街道被服厂上班，她是个温良贤淑的女人，从不大声说话。母亲有心肌炎，生姐姐和我要了她半条命，后来父母再也不敢生了。七十年代物资还很匮乏，孩子多的家庭大多吃不饱。我家孩子少，相比较而言，生活水平比一般家庭好很多，父母也非常宠爱我和姐姐。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但是，这幸福在我十三岁那年戛然而止。

我十三岁那年，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那天父亲上晚班不在家，我和姐姐上床睡觉的时候，母亲还守着一豆灯火纳鞋底，等我们发现她不行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那天后半夜，睡梦中的姐姐听到母亲房间似乎有沉闷的响声。她下床过去看时，发现母亲居然躺在地上，双手揪着胸口处的内衣大口大口喘气，脸都紫了。等我和姐姐回过神，找来邻居合力把母亲送到医院的时候，接诊的大夫直接摇了摇头，告诉我们，来晚了！

母亲的去世我和姐姐既伤心又自责，同时心里也恨起了父亲。如果那天他在母亲身边，也许能早一点发现母亲的异常，那样就能早一点送她去医院，母亲也许就不会离开我们。但是世间没有也许，发生了就是发生了。父亲失去了妻子，我和姐姐失去了母亲，这是不争的事实。那段时间，不知是不是因为心里的怨恨，我们和父亲的关系一度很紧张，家里的气氛非常压抑。

也许父亲对母亲的去世也很自责吧，本就不善言辞的他愈加沉默了。不过他却默默地学着做家务，只要他在家从不允许我和姐姐动手。洗衣做饭，缝补浆洗，父亲居然很快就学会了。有好几次我半夜上厕所，看见父亲屋里的灯还亮着，他就着昏黄的灯火，用拿惯公母锥的手拿着针线细细地缝补。我不知道他是用这种方式弥补我和姐姐缺失的母爱，还是本着赎罪的心理才这样做。时间是治愈伤痛的良药，亲情是化解怨恨的忠言。我和姐姐长大的过程，渐渐理解了父亲的不易，同时父亲的默默付出也让我和姐姐愧疚自己对他的误解和苛责。家里慢慢恢复了之前的温和平静，偶尔也有笑声传出。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老天故意为之，就在我们与父亲和解不久，得来不易的温馨平和又被打破了，命运再一次让我们品尝了失去至亲那种撕裂般的痛：父亲在一次矿难事故中去世了。

那天父亲上早班，五点不到他就走了。临走时还特意嘱咐没有起床的我和姐姐，说饭热在锅里了，等我们起来的时候记得热热再吃。我和姐姐只含糊答应一声又接着睡了，没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等我们听到矿井塌方的消息赶到煤矿时，看到的是满眼血丝的煤矿领导和悲痛欲绝的工人家属。我们父亲，永远长眠在井下了。

那一年姐姐十八我十五。两年时间，母亲和父亲相继离世，让我对煤矿井下作业的工作生出了难以言说的恐惧感，那种恐惧感如影随形，驱之不去。但是后来我还是步父亲后尘，进了煤矿。

矿务局为了安抚矿难者家属，先后把我和姐姐安排进了矿物系统工作。姐姐在后勤，我在办公室。深种在我心里的恐惧感每天都在折磨我，令人痛苦不堪。按理说我在科室，井下的危险对我构不成多大威胁，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矿上有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当“桌上司令”，要与工人划等号，要带头下井和工人一起作业。矿上要求每个班至少有一名副矿长或副书记带队下井，而科室人员每月至少下井劳动十八次以上。

只要下井劳动就难免遇到塌方、冒顶或者瓦斯爆炸事故。虽然发生的几率很小，但是毕竟存在。但谁能保证那极小的概率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就像当年发生在父亲身上一样呢！父母去世后，我和姐姐对世态炎凉的体会比同龄人要深刻得多。其实我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失去亲人的孤独和无助。万一我发生意外，我尚在幼年的儿子小宝就会重蹈我和姐姐的覆辙。他那么小，世界那么复杂，没有母亲的呵护，他将怎么度过漫漫人生呢。失去至亲的孤独和无助，我经历过就足够了，坚决不能发生在孩子身上。而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调离煤矿，到地方上工作。

也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一九七八年六月底，工作转调的事儿终于了眉目。市里的一个单位同意接收我，接收条件是去一线车间。一线车间工作强度很大，工资也少，好处是危险系数小，不加班，有这就足够了。我很快向煤矿人事科提交了调转申请。不过人事关系调转手续很麻烦，需要一段时间办理，这期间我还得继续在煤矿的工作。好在有盼头了，我的心情明朗了许多。

有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也许有点唯心，但是事情就是那么凑巧。调转的所有手续都办完的那天轮到我下井，值晚班。这是我在煤矿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我就不属于这里了。人非草木，我心里多少也有一些不舍。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下井，没有想到意外就在那天凌晨发生了。

03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三时四十二分五十三点八秒，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日期，唐山人民也永不会忘记这个日期。那一天，里氏七点八级的地震夺走了二十四万唐山人的生命，令唐山这座城市变成一片废墟。

地震发生时，我们正在专心工作，突然矿井剧烈晃动起来，煤层随着晃动纷纷掉落，煤烟四起。电断了，光没了，风消失了，我们陷入一片黑暗中。我的第一反应是，完了，塌方了！我将和我的父亲一样长眠于六百多米的地下！

都说灾难来临时人的第一反应是本能地逃跑和躲避。这句话不适合我，我没有逃跑，没有躲避，站在原地木雕泥塑一样。其实那时候我脑海里正反复播放今天临出门时，儿子小宝躺在小床上酣睡的情景。心口很疼，仿佛被人扎了一刀。我的小宝从今天起就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了，往后的岁月他只能自己长大。被欺负了没人给他撑腰，受委屈了没人替他擦眼泪，难过不知没人听他倾诉，无数个难眠的夜晚只能独自一人咬着被角哭到天亮，生命于他除了沉重还有什么？

就在我走神的时候，有人突然在我左前方大喊：大家不要乱，不要乱，听我指挥！

是梁副书记！他是今天井下的代班领导。梁副书记一九四五年参军，一九五四年复员。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复员转业到矿务局后，做过科员、科长和副书记。梁副书记长相很特别，他的眉毛重而长，国字脸棱角分明，不怒自威。与他的长相相反，梁副书记的脸上却经常挂着温和的笑意，无论干部还是工人，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发过脾气。梁副书记有句口头禅：和平年代，有啥理由不好好活着？

那之前，梁副书记说这话的时候，我常常不以为然：谁不想好好活着呢？但谁又能保证和平了就没有牺牲了呢？比如塌方，比如冒顶，比如瓦斯爆炸。那天在井下，梁副书记的口头禅一次也没有说过，而我对好好活着的感受，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

“同志们，不要慌。所有人先撤到前面的大巷！所有人先撤到前面的大巷！”前面的大巷七点五公里长，九百米深，墙体牢固，可以容纳很多人。

04

就在梁副书记引领井下人员有序自救的时候，地面上已经乱作一团了。

惊魂二十三秒后，道路桥梁被毁、房屋建筑坍塌，电力瘫痪，通讯中断，供水设备遭到严重破坏。每一个倒塌的建筑下都有人在呻吟，每一处凹陷的瓦砾中都有生命在消逝。从废墟里钻出来的老人、女人和孩子顾不得自己满身伤痛，哭喊着向矿坑口的方向跑。因为井下有他们的丈夫、儿子、父亲和母亲。他们不敢想象井下的情况，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他们的亲人尚在，希望他们的亲人都安然无恙。相比于无助的百姓，解放军某部队迅速做出反应，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救援当中。得到消息的其他各地的武警官兵消防战士也正星夜兼程逆向奔赴而来，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和医护人员也马不停蹄地行进在赶往唐山的途中。

矿务局罗局长当天在局里值班，就住在办公室里。虽然房屋被震塌，但他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罗局长从瓦砾中爬出来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救援自己的亲人，而是一路跌跌撞撞跑向矿务局调度室。当他赶到调度室所在位置时，调度室已经被夷为平地，不复存在了。数万名的干部职工下落不明，数万名的兄弟姐妹生死未卜，罗局长心急如焚。伴随地震的发生，雨水也从天而降。罗局长此刻仿佛感受不到雨水的猛烈，虽然浑身已经湿透，但是他依然在雨中奔走。后来不知罗局长从哪儿找来一把铁锹，他开始一下一下机械地铲挖着。他多么希望可以听到那些熟悉的声音，多么希望能够看到那些鲜活的面孔，多么希望职工兄弟们安然无恙。一万多条人命啊，罗局长铲着瓦砾、挖着泥土，身边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了。直到有人抢下他的工具，罗局长才恢复常态。抢工具的也是矿上的职工，他和罗局长一样，从废墟中爬出来的第一件事也是跑来调度室查看情况。罗局长直起腰，透过雨幕看到面前居然站了三四十名职工和干部。

罗局长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亲自带队展开救援。罗局长是老煤矿，没有谁比他更了解矿道的分布，更清楚井下的情况了。他派人找到了几十盏矿灯和工具，然后带领救援人员挖开被堵住的出口，并派人进到井下，每到一个拐弯的地方就留下一盏矿灯作为标记。那些矿灯后来给井下寻找出口的工人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希望，很多矿工凭借救援人员留下的标记找到出口，脱离危险的。但是罗局长的父亲、妻子和儿子，因为埋在废墟下的时间太长，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都遇难了。

这些事是我们成功回到地面后，参与救援的矿工告诉我们的。

被困在地下的我们这时在梁副书记的带领下，已经从各自所在的掌子面作业区撤到了位于地下九百米的大巷。由于出口被堵，通风断绝，井下非常闷热，很多人因为呼吸困难虚脱了。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停电机器设备无法运转，地下水排不出去，水位开始上涨。如果短期内出不去，困在井下的人即使不会因缺氧窒息而死，也会被漫上来的地下水淹死。

当天下井的办公室人员有五六个，都是女同志。她们可能是被吓坏了，全脸上被一条条的泪痕冲洗一道一道的痕迹。我很理解她们，他们哭的不是自己，而是父母和子女。二十几三十多的女人，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如果她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整个家庭就毁了。

我没有哭，父母去世后，我深切体会到，哭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想办法解除困境才是正经。现在能做的，就是安全回到地面。上去后赶紧去新单位报道，此刻我心里对煤矿的那一点不舍也消失殆尽了。

梁副书记过去拍拍女同事的肩膀说，别怕，我一定带你们出去！然后他突然对着人群高喊：共产党员站出来，共青团员站出来。声音刚落，呼啦一下站出几十个人来。

梁副书记说：“同志们，我们被困住了。通道阻塞，出口坍塌，断风断电，通信瘫痪，情况很严峻。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情况无法预知，所以我们不能消极等待。在地面救援没有到达之前，我们要自己救自己。寻找出口，打通被堵的通道，尽快回到地面是我们目前的第一要务。作为党团员，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大家带出矿井，活着回到地面上。” 他转向党团员，“我相信你们，绝对能够完成任务！是还是不是？”

“是！”所有党团员异口同声。

没有谁劝说，没有谁鼓励，刚才弥漫在人群中沮丧和绝望的情绪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那几个女同事也止住了哭泣，眼里透出希望的光来。

梁副书记把党团员分了五个小组，每组选一个组长，大家分头去找通道和出口。无论找到找不到都要回到现在这个位置。其他下原地待命，保持体力，等党团员找到通道后，一鼓作气走出去。

党团员们虽然满身煤灰，却个个站得笔直。那些人中有四五十岁身体的中年人，也不乏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神情坚毅，目光坚定，仿佛正准备开赴战场的战士。

寻找通道的党团员小组相继出发了，梁副书记自己也带了一个小组。临出发前，梁副书记把我们几个科室人员叫到一起，对我们说：你们留下维持现场秩序，照顾好虚弱的工人，不能让任何人出问题。

最后他分别与我们一一握手，说了一句“他们，交给你们了！”就转身带着小组成员出发了。

一个简单的握手，一句‘他们，交给你们了’，让我禁不住挺直了脊背，责任感油然而生。从这一刻起我们的肩上不只是托着自己的家庭，更托着其他家庭的未来和命运。

“科长，我们也去找通道！”梁副书记他们前脚刚走，留守的人群中就走出来十几个年轻人。虽然从头到脚裹着煤灰，但是那份坚定的眼神和阳刚之气却是再多的煤灰也遮掩不了的。其中一个方脸大眼身高差不多一米八左右的小伙子似乎很有威信的样子，他带着那十几个人站在我们面前，请求我们允许他们去找通道。

他们应该心里明白梁副书记不会允许他们涉险，所以才在梁副书记走后请求我们。不得不承认，从体力、精力和耐力方面考虑，他们是寻找通道的最佳人选，但是我们不能答应。

梁副书记的临走时嘱咐又嘱咐，让我们维持秩序保证所有人安全。这几个青年人精神可嘉，但是勇气有余沉稳不足，何况他们对矿道又不是很熟悉，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向梁副书记交代呢。不知他们是不是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不等我们出言反对，'大眼睛'紧接着说，刚才走的党团员队伍中有他的父亲和师傅，父亲和师傅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能以身犯险，作为晚辈和青年人，他们没办法坐等下去。

“那些人不只有我的父亲和师傅，也有他们的。相信也有你们的亲人和朋友！即使仅仅是同事关系，他们也有父母、妻子和儿女吧，危险不能都让他们扛！”说完也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招呼一声带人钻进一条巷道，消失在我们视线中。我们无言对望，但是都红了眼眶。

等待的过程非常漫长，尤其在前途未卜生死难料的情形下。我让他们关掉头上的应急灯，仅留几个照明用，以备不时之需。大家自觉地互相照看着身边的人，牵一下手，托一下臂膀，扶一下脊梁都能让体力不支的人再坚持下去。只是地下水位一直在上涨，已经没过脚踝；空气也越来越浑浊，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憋闷和呼吸困难。

屋漏偏遭连阴雨，就在我们焦急地等待探路队伍回来时候，矿井又发生了一次摇晃。这次摇晃没有第一次强烈，煤灰降落的也不大。但是由于大家惊魂未定，这一次的晃动令他们本能想找地方躲避，场面有点混乱和失控。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

“大家都别轻举妄动，目前来说大巷是最安全的。”人群中的几个老矿工经验丰富，他们及时叫停了几个乱跑乱闯的人，稳住了阵脚。只是这次的晃动令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谁知道下一次的摇晃什么时候来，谁知道出去寻找通道的小组会不会遇到危险、能不能安全返回！大家谁也不说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担心和失望的情绪开始蔓延，本来就浑浊的空气更加沉闷了。

好在半个小时后，外出的几个小组陆续回来了。不过结果并不理想，有的路线被堵死，靠人力不可能很快挖开。有的选择的是下行路线，越走离地面越远。还有一组碰到了其他采区的工人，也一起回来了。其中一组在下到一个泵房时碰到了一个还在坚守岗位的工人，大家和他说明情况，劝他一起离开。但是那个工人却说：“我的岗位在这里，没有命令死也不能离开。”在场的谁也没有权力命令他。无论大家怎么说，他就是不走。

“不知道刚才那阵摇晃会不会伤害到他！”回来的人中有人不无担心地说。但是没有人回答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们沿途做了记号，回头希望能够找到他，再带他出来吧。”有人哽咽着说。

但是梁副书记那一组与随后出发的年轻人都不见踪影，他们是大家最后的希望了。地下水已经漫过了小腿，先期亮着的应急矿灯也因为电池耗尽，都次第灭了。为了保存光源，以防万一，这一次我们只让更少的人扭亮应急灯。

又等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梁副书记还没回来。大家有点沉不住气了，有人提议沿着他们刚才离开的方向去找找。他们说，既然其他的路都不通，不如所有人都沿着梁副书记他们选择的方向走。还有几个人提醒说，那几个年轻人也没回来呢，如果我们走了，那几个小伙子回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于是又有人提议兵分两路，分别沿着两支队伍离开的路线去找。

正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有人兴奋地大叫起来，梁副书记回来了！回来的是梁副书记和那几个年轻人，但是梁副书记带出去的党团员一个都没见。梁副书记带回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通道找到了！

原来那几个年轻人虽然出发晚，但是兜兜转转居然与梁副书记他们相遇了。两队合并在一起，沿着大巷往前，淌水走了大概七八公里的样子，找到一条倾斜战备小道，小道不很宽，岩层都是加固的，没有遭到破坏。矿上的老矿工们都知道那条小道，一九七五年井下搞战备的时候在里面做了很多标记。他们沿标记一直往前走，十几分钟后，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老矿工猛地停下脚步，他感到一丝凉飕飕的风迎面吹来。这是地面风门送进来的自然风，他们找到生命通道了！所有人都兴奋得欢呼起来。梁副书记当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回去接应井下的工人，另一路继续往前探路，沿途做好标记，直到找到出口。继续前进的任务交给了党团员们，梁副书记带着那些年轻人回来了。

05

通道找到了，梁副书记安排大家有组织进行撤离：先前的小伙子带路，然后是女同志，然后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工人，再然后是四十岁的，三十岁的，二十岁的。再往后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科室人员，最后是领导干部。大家相互搀扶着，相互提醒着“小心脚下”，缓慢地经过大巷和战备小道，又继续摸索前进了二个多小时后，我们与先前的党团员会合了。这里是有个直径零点七米，高七十多米的通风口，上面有钢筋棍的简易梯子。从这里向上到地面大概一百三十多米。一百三十米并不长，但是对于早已经精疲力竭、又渴又饿的我们，这个简易的梯子仿佛一条望不到顶的天梯。

“共产党员出列，共青团员出列！”梁副书记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同志们，我们成功地找到出口，胜利在望了，我们离地面还有一百多米距离。大家别松懈，加油爬上去，家里人都在等着我们回去呢，”接下来情景是，年纪小的托着年纪大的，男人托着女人，强壮的托着瘦弱的，大家沿着梯子一点一点往上面顶。不吃不喝再加上寻找通道的强体力劳动，党团员们也精疲力竭、声音沙哑了。但是他们还拼着力气给攀爬的人鼓劲，一边喊着加油，一边提醒上面的人：“抓紧梯子！不要松手！”

我属于撤离的最后梯队，也和党团员们一起给矿工们加油。一直仰头看上面，时间长了脖子很酸，我左右转头缓解脖颈的紧张感时，看到站在党团员的队伍后面梁副书记。他手扶着身边的墙体，摇晃着要摔倒的样子，我赶紧走过去扶住他。梁副书记微闭着双眼，很虚弱，他累坏了！

我提议，“让梁副书记先上去吧，他快支撑不住了。”

梁副书记摆摆手轻声说，“等你们都上去了，我再走，不然我不放心！”

就这样，等井下的人大多都上去了，已经过去了三个多小时。党团员们也都上去了，矿井里只剩下我、梁副书记和那个大眼睛小伙子。小伙子坚持留在最后，他说他一定要把我和梁副书记护安全送到地面。梁副书记在前，小伙子在中间，我在最后。这样小伙子既能托举梁副书记，又能兼顾到我。

一百多米，我们爬得很辛苦，因为身上已经没有力气了，腿软手软我好几次都差点掉下去，亏得大眼睛小伙子及时拉住我。梁副书记的身体探出了井口的时候，我仿佛听到鼓掌的声音。我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使劲咬牙坚持。梁副书记上去了，小伙子也上去了，等到我的头部也露出井口才明白，刚才不是幻觉。

漫天乌云，雨水细密地敲击地面。井口附近站满人，都是刚刚上来的同事。他们站在雨幕里，关切地注视着井口。我的头刚露出井口，就看见很多双手伸向我，当我被很多双手拉上来的时候，掌声又响了起来，很久才停。原来大家商量好了，最后一个人上来，谁也不离开。每上来一个人，先上来的都鼓掌祝贺。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但却喊不出来，也哭不出声。大家相互拥抱，庆祝劫后余生，庆祝生死与共，庆祝胜利。

06

从寻找通道到最后所有人成功回到地面，用时九个多小时，一千六百多人，无一人伤亡，这简直是个奇迹。只是我们没有心情细品奇迹是如何产生的，满目疮痍的城市提醒我们，原来地面上的情形比矿井里更惨烈！梁副书记看着大家只说了一句话：“出了这么大的事，大家都回家看看吧。”

我冒雨回到家，万幸我的小宝没事儿，邻居在照顾他。爱人也没事，他把孩子交代给邻居后，回到矿上参加救援去了。我恢复体力和精力之后，也投入到了矿上的救援和重建中去了。

泵房里不接到命令死也不离开岗位的矿工，最后殉职了。我撤回了调转工作的请求，救援工作结束后，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大眼睛小伙子后来成了我们煤矿最年轻的领导，我最终从副书记的岗位退休。

如果不是发生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惨烈地震，如果不是地震那天轮到我下井，如果不是亲历井下两天两夜的生死攸关，如果不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党团员们挺身而出，我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才是人间大爱，原来信仰可以令众人一心、可以创造难以想象的奇迹、可以战胜困难和灾难，甚至生死。

彩排非常顺利，我送赵书记出门。天很蓝，太阳正好在头顶。赵书记走下缓台，走进阳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