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非首发,首发《骏马》杂志2024年第4期,ID:田小野,文责自负,如有转载运用等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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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的前一天,我在大西洋彼岸与葵姨通话,她说,我父亲又不见了。
父亲从不带手机,去哪里了,不肯透露半句。开始半天,后来一整天,这次竟连续三天不见踪影。
葵姨的担忧源于本能,也与一件小事有关。她说家里养了十几年的虎皮猫不知因何缘故,竟两天不见其踪迹,所有人都觉得它大约不会回来了。它却若无其事回到了家里,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异样。没过多久,它又开始消失,如此再三,大家对猫的消失渐渐习以为常,不再关心,它如今却一去不归。
葵姨忙着照看弟弟家两岁的二仔,还要帮哥家定时接送上幼儿园的二嫚。儿子儿媳妇总是各种忙。当然,葵姨有时间,也不一定能看得住父亲。父亲向来我行我素,怪异举动像他着红衣,常年被染红的指甲一样,成了他特有标志。但不管如何,长时间消失这样的事,以前从没发生过。
不得不说,把家和以螳螂河命名的小城抛在脑后,我在异国留学、打工,是为了逃离。随着时间流逝,那些莫名情绪逐渐消失,记忆里横穿小城的螳螂河,岸边的垂柳、水草、木椅,沿河路边的理发店、杂货店、包子铺,还有我家的半间家纺店,愈加清晰。和葵姨通完电话,我突然感觉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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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闷热的午后,我赶回螳螂城。站在螳螂河岸边,闻着略带腥味的水草气息,看夕阳斜铺在河里,映照得水面泛黄,透着幽静与漠然,闪着粼粼的波光,让人既亲切又忧伤。院子门锁着。钥匙在猫道石板下,顺利开了门。小院还是老样子,老式木板门窗,窗格烟熏火燎地漆黑,门框上春联脱了色,门前水缸裂开了缝,用铁绳捆住,水迹濡湿锈迹,泛出青铜色。多年前架起晾晒染布的四根长长竹竿还在,两件晒洗的小孩衣服在风里摇摆。屋里家具还是多年前那些,陈旧灰暗。五抽桌上,依墙摆放着一个相框,用玻璃板夹着一些家人的照片,除了颜色更加陈旧,也未改变模样。
打开父亲的房间,应该说是父亲和母亲梅莲的婚房,也没什么改变。房子连着一个不小的阳台,阳台是父亲放扎染布匹的,他怕进太多阳光晒坏了扎染的布匹,终年拉着窗帘,暗红色金丝绒,足够厚,不透光,把一切笼罩在暗里。依旧看出是红色被褥、床单,衣柜里父亲的红衣陈旧,一如陈旧的婚房。屋里弥漫着老男人特有的气味,混合着布匹和染料略带噎喉的酸味。一摞摞布匹整齐存放在木架上,这些布匹有细棉、麻布、混纺、丝绸、手工纺织老粗布,小如手掌,大到几米长,图案有盛开的荷花、缠枝牡丹、蝴蝶、青草、菊花、小金鱼、十字花、圆点、水波纹……你可以想象,我的父亲无数时间蛰伏在这间屋子里,像个勤恳老蜘蛛,对着一块块布料,编织着他的网。松木柜子上摆放着他与母亲梅莲的结婚照。父亲留着中分头,略曲的头发有点长,自然地垂在耳后两侧,目光温柔,鼻子高挺而秀气,让他显得王子一样优雅帅气。母亲穿着红毛衣,弯弯的眼眉,露着洁白的牙齿,脖颈上是父亲为她扎染的青花丝巾,缠枝莲枝蔓互环,绕着一朵朵白莲花。母亲的名字叫梅莲,是六和彩大染坊老板的侄女,父亲娶她费了很多周章。
葵姨与父亲已在这小院里生活了近四十年。父亲一个人独自霸占着这个房间,葵姨很少进来,似乎这个房间根本不存在。印象中,葵姨对父亲一直如儿子一样包容,她大概是真心爱父亲的。
螳螂城盛产纺织品,也盛产染匠。有部和染坊有关的电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的。每个染坊都有那么一两个技艺高超的染匠师傅。扎染对技艺要求更高,六和彩大染坊以扎染出名,据说当年手工扎染的围巾桌布等销得很俏,来自杏花坪的父亲就是那里最出色的扎染师傅。他扎染出的图案无人能比,像他三十七码的小脚,比女人都白的皮肤一样独特,谁都承认他常年泡得泛白,指甲上染着颜色的小手灵巧无比。他做活计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领到掌柜分派的活儿,按部就班工作就是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时睡觉。他偏偏不,他领任务后先去吃饭,吃很多饭,是平时饭量的两三倍。吃饱喝足后,他开始做,退浆,扎,染,漂洗,晾,一气呵成,能一口气干完的活儿,不干完不罢休,图案简单还好,若复杂,他要把自己埋进布匹里很久很久,因为扎花是最复杂最关键的一道工艺。螳螂河边的染匠们,几乎都参观过他扎染,感叹那些美丽图案,那一个个边角不规则的方圆,来自他随意揪起或打结捆扎,对称或秩序的连续纹样则源于他巧妙的折叠,细致入微的花瓣和草叶是用针缝的,而那些独特有趣的圆点,有可能是包的黄豆或小石子。他曾给老板家儿子做过一个扎染书包,图案和孩子凉鞋上的斑点狗一模一样。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好染匠。“杏花坪的金师傅”,是父亲闪亮的名片。这多少覆盖了他灰色的身世。(据说奶奶还是姑娘的时候,经远房亲戚介绍给北京某位知名的大画家做过家佣,后来突然回家,结婚生子的速度,以及父亲俊秀的相貌,难免让人猜测奶奶与那位大画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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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梅莲结婚后,父亲住进螳螂岸边梅莲家的四合院里。六和彩大染坊扩大成六和彩有限公司,增加经营提花老粗布和床上用品加工,手工扎染还是重要的一项,父亲还是扎染头牌金师傅。梅莲的表姐葵姨,也来到六和彩厂做工,临时住在他们偏房里,四合院里出现少有的笑语生机。五斗橱上相框里,有张照片,两个少女笑着相互依偎,一高一矮,一秀气,一胖壮,都梳着两根麻花辫子,那是十六岁的母亲梅莲和十九岁的表姐葵姨,据说她俩拍照的时候,十七岁的父亲就站在一旁,这时的她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命运将她俩与旁边那个羞涩的少年紧紧联系到一起。
与母亲梅莲清秀的相貌不同,葵姨长得男人一样高大,结实,除了两根乌溜溜粗麻花辫子比较顺眼,其他都不算好看,脸盘很窄,下半部却像个梨子一样很宽,她大概怕别人不喜欢她参差不齐的牙齿,嘴唇常常抿着,这让她显得很严肃。经人介绍,她嫁给了郊区种大棚菜的一个矮个儿男人。男人难看,还喝酒打牌骂脏话。她本以为忍受男人坏习惯,已是莫大的宽容,没想到男人却先提出了离婚,将生不出小孩赖到她头上。
梅莲小小身子,却怀了两个,格外笨重。葵姨从小就和梅莲要好,无话不谈,她能干的活儿抢着干,常和梅莲一起给未来的小娃儿备尿布,做肚兜,做小棉被,一边做一边欣喜着期待着。
那天,父亲在厂里忙活计,手里是一条长长的白丝绸,光滑、柔软、细腻,泛着天然哑光。父亲很少做这么好的材质,面料轻柔,易扎花,好着色,最能做出精美图案。工匠面对这样的材质,像画家面对好纸张,都会充满创作激情,挑战一下技艺。父亲计算着丝绸尺寸,设计出民族风格带有菱形花边的四方连续纹样,备好了橡皮筋、绑带、木夹子、棉线后,投入到最关键的扎花环节,他根据图案,熟练地折,点,压,夹,叠,缝绞。父亲沉浸游走在繁花似锦的图案里……
葵姨突然跑进来,跳着脚,喘得说不出话。她让父亲快快回家。父亲埋在那打满结的白色丝绸下,张着嘴巴,瞪着葵姨,木然的样子犹如婴孩初来尘世。正熨烫衣服的母亲突然羊水破裂,生产提前了四周,小骨架的母亲骨盆狭窄,产婆说双胞胎不及时生出来,长时间缺氧,恐怕保不住。去四里外的医院已经来不及。据说,姥姥听后当场顺着门框躺在了地上。突如其来的横祸,让父亲彻底慌了,他像个木偶,被葵姨连拖带拽弄回家。他晕倒之前,目睹了母亲惨白的脸和在床上四处横流的血,据说像被打翻的红染料缸。
父亲变得不爱说话,人傻呆呆的,大多数时间他都把自己关在屋里。他本来就是除了扎染,他事都不擅长的人。姥姥大病一场,强打精神也照顾不了我和哥哥两个婴孩。不知道葵姨是因为父亲,还是因为我俩,还是因为她的姨母,她辞了工,顶替了妈妈的角色。那时是葵姨离婚后第三个月。
葵姨万万没想到,她会亲眼看到梅莲因生产离去,也没想到有一天,她不得不替她照顾起两个婴孩,甚至,两个大人。姥姥病弱,父亲形容颓废,没有葵姨在,这个家还不知要怎样。
一段时间后,父亲重新回厂里上班。他的眼睛没了原有的光彩,工作也没了热情,更要紧的是他对颜色的运用出现了混乱,把藤黄当成红,草绿当成红,靛蓝也看成红色。染坊里,颜色理不清,可真是要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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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父亲开始一次次地去老家杏花坪。
杏花坪南山有个静山寺,父亲常常去找寺里面的和尚左师傅下棋。葵姨说起这事就很生气,两个孩子呢,好好的,老去什么寺庙,一趟一趟的,该不是想出家。
父亲老弄错颜色,加之厂里效益不好,减员,父亲在其中。
好几口人,没有收入怎么能行。葵姨和姥姥商量,把临螳螂街那间房子的墙面扒开,拉上卷帘门,整为面街房,卖纺布和零碎小商品,后来又买了台机器织毛衣卖。姥姥一直病歪歪的,很多事情都找葵姨商量,在这个家,葵姨似乎比父亲更像个家长,而父亲就像是没长大的孩子。
父亲手巧,织的毛衣又合身又好看,螳螂街的人几乎都穿过“老金织的毛衣”,毛衣着实火了一阵。父亲也会踩缝纫机,无师自通做一些简单的衣服,顺便给人量身做衣,修改裤脚之类。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给自己做红衣服穿。
我记事似乎就从父亲穿红毛衣那天开始。印象里父亲就是红色的父亲。那天,父亲来幼儿园接我和哥哥放学,我看到他蓝粗布对襟外套里面,穿了母亲梅莲那件红毛衣,就是他一直放在枕头边的那件,领口有一小圈木耳边。父亲个子不高,我还是看出毛衣紧绷在他的胸膛上,领口勒着他的脖颈,喉结凸显在木耳花边上,像被勒出来的包。我爬上父亲的膝盖,把手插入木耳边里摸他的喉结,父亲问我好不好看,我说好看。他说,有点紧,回头我织个大点的,你不知道你妈妈穿有多好看呢。父亲揽住我,喉结在我的手里鼓鼓地上下滑动。他说的妈妈,当然是梅莲。我看了一眼葵姨,她照旧在忙着手里的活计,抿着嘴,像没听见,但我看见她的鼻翼在动,一张一合。父亲真的给自己织了一件同样木耳边的红毛衣,还给我和哥哥各织了件小的,也同是红色。他给葵姨织了一件灰色的,胸前织了一朵喜庆的黄葵花。葵姨从不穿红色。她平时看父亲的眼神,简直和姥姥看父亲的眼神一样。
幼儿园老师问我和哥哥,毛衣真好看,谁给你们织的。我说是爸爸,他也有一件同样的呢。我看见老师拿手捂住脸上散乱的表情。放学后,一身红装的父亲牵着俩同款红毛衣的孩子,从幼儿园门口走过,看我们的人也是和老师一样的表情。那么多人看我们,我有点慌,一边走一边用牙齿揪毛衣袖口,毛衣纤维留在牙缝里,毛茸茸的,我用舌头舔,怎么也舔不掉。哥哥挣脱父亲的手,提了裤子跑在我俩前面。那件红毛衣,他无论如何不肯再穿。
螳螂街的人知道父亲受了刺激,同情中接受了父亲的一身红衣,也不觉得有啥,似乎他本来就应该这样。父亲不像螳螂街的男人爱喝酒,喝完酒扎堆,敞开褂子,钟情打一种叫升级的纸牌。他一直不爱说话,除了织毛衣便做扎染。我家小院子里的竹竿上,风里飘荡的不再是螳螂河传统的靛蓝色,而是红色扎染,从远处看像一团团血。
我和哥哥四岁时,葵姨生了弟弟。原来,葵姨是能生孩子的。我和哥哥应该喊葵姨妈妈的,可她不肯,她让我俩喊她葵姨,只让弟弟喊她妈。
临街织毛衣与修衣服的收入尚可,但毕竟螳螂城不大,若不是姥姥积攒的首饰偶尔卖掉一件,远不能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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螳螂河南岸是纪王崮,风景险要秀丽,纪王墓地开发后,景区增加很多民俗活动,最受欢迎的还是古装情景表演,如纪王拜天,纪王娶亲,纪王出征等,那些穿着时尚的俊男靓女演员,让景区游客猛增,卖糖葫芦的,卖米粽、烤地瓜、根雕的都有。葵姨建议父亲去景区门口摆地摊卖扎染,父亲左顾而言他,不知道他是不想还是不舍得卖他那些宝贝。游客里有些愿意穿古装骑马拍照,体验纪王当时欲一统江山的豪情。景区外有人租古装,也有人租马,父亲觉得这是笔不错的生意,低价买来一匹老马。他给自己做了一件暗红色长衫,瘦瘦的他倒是穿着很好看。每天早晨,父亲穿着一身红长衫,骑着一匹老马,路过河边一排排柳树,穿过桥,去纪王崮景区。绿树映衬下的红色父亲,是一道让人难忘的风景。
父亲因贪低价,买了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就算他每天给它仔细梳理好稀疏的毛,配上大红的马鞍,还是注定他的生意不会太好。
最后,瘦马不得不以更低的价格,卖给景区表演马队滥竽充数去了,父亲也成了表演队伍中的一个。表演项目中,有对阵表演,父亲的任务是穿上那身不透气的黑衣装,披上沉重的铠甲,戴红缨穗的头盔,手拿战戈,啊啊叫喊着冲向对方,在双方交战中“倒下”或“胜利”,像小孩子在做游戏。收入虽不多,父亲很满意。管此项目的经理却对父亲很不满,他说老金,你看你是啥表情,不吱声闭着眼扑,完全一副自杀的表情,这哪行,你得要像个战士一样英勇。父亲应着,下次还是闭着眼扑。
景区火了一阵后,慢慢萎缩,父亲回家和葵姨守小店。那时,姥姥已经去世。从没人要求父亲干什么,就像没人去过问,每天的日出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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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挨母亲和葵姨照片的,是我哥的一张半身照,胸前挂了一朵红花。哥哥遗传了母亲梅莲的小个子和清秀尖下巴,他像个女孩子一样羞涩地笑着。这是哥哥进厂后,被评上优秀职工,和另外九个职工挂到宣传栏光荣榜里的,据说当时准嫂子就是因为这个,与他谈朋友了。
不能说父亲不正常,他除了不爱说话,除了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做扎染,没做过其他出格的事,但他一直活得相当任性,就像他钟情的红衣衫,独占的房间,就像他一直沉迷红色扎染。葵姨似乎一直放任着父亲,就像母亲爱儿子一样不需理由。直到生活的闷棍把父亲打醒。
第一次,应该是大哥把女朋友带回家。准大嫂显然被一身红衣的父亲吓着了,她有一段时间不再搭理哥哥。
终于,哥哥还是在某一天冲进了父亲房间,撕烂了父亲手中一块布匹,狠狠摔在地上。他跺脚朝着父亲喊,爸,她问我,你一个老爷们穿红色,是不是脑子有病?你说,你是不是有病?
父亲在屋里沉默了一天,出来后,穿了一黑亚麻对襟褂,同质地的裤子,千层底布鞋,若不是他特有的中分半长头发,看上去像个稳重的中年男人了,但还是不像螳螂河的人。葵姨说,他说不上哪里像杏花坪静山寺里的和尚左师傅。
葵姨把一个姥姥给她的玉镯子,一遍遍擦得水润光亮,让大哥送给了准嫂子,准嫂子与大哥和好如初。哥常常带她来家,葵姨费尽心思做好吃的给她吃。
那段时间,父亲又频繁外出,一去一整天。
不久,哥哥女朋友,也就是准嫂子怀孕了,嫂子似乎握了把柄,要求结婚必须买楼房。不买房不结婚。哥刚刚工作,我和弟弟还在上学,就算一家人省吃俭用,也没有多少余钱。买房,对于我们这等收入家庭意味着什么。身形渐显的嫂子下了最后通牒。哥哥愁眉苦脸摔摔打打,那几天,虎皮猫常常被他抽得喵喵叫。父亲每次听见猫叫,都躲进自己的房间不肯出来。家里气氛凝重,每个人脸上都笼罩着一层愁云。
我正担心哪一天猫被抽死,葵姨和父亲回了老家杏花坪一趟,能借的亲友都借了一遍,付了首付。三四个月后,嫂嫂挺着肚子,插着一头红花,被哥哥娶进了家门,同时背上了几十万块钱的房贷。深夜,我听见葵姨对父亲叹气说,孩子上学费用,水电煤,饭菜,都得花钱,得多久才能还上饥荒呀,咱得想法子呀。
父亲想了几天赚钱的方法,无非是从二手市场买了一辆三轮车,织毛衣之余帮别人搬家,搬货。这时候,我家的半间店形同关门,螳螂城的人早已热衷那些便宜又时兴的网购,没人需要那些布匹和毛衣了。
哥家大侄女出生后,葵姨的主业成了带孩子。她把一些泡沫箱子放在墙角空地上,盛满土,栽小葱,种油菜,种韭菜,总是很快被吃光,葵姨天天为买菜和馒头涨价苦恼。父亲的破三轮车上,堆满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一摞摞纸壳和空瓶子。父亲推着装满纸壳空瓶子的三轮车,常常被认为是收废品的人,父亲也不辩驳。回收品占地大,父亲收购来的东西在家门口的空地上越来越多,常常被管理街道的人员大声呵斥。这时候,葵姨听见赶紧出去赔小心。父亲则像个蜗牛触角,悄悄缩回屋里。他解除烦恼的事情就是拿出布匹扎结。大的、小的、粗的、细的,在某一个晴朗的天气里,这些布匹会开出花朵飘扬在院子里的竹竿上。晾干后再被折叠,收进终年不见阳光的木架上。
相框里,最好看的一张照片是弟弟和弟媳妇在青岛的海边旅行结婚时照的。两人坐在礁石上,弟弟身条随了葵姨,个子高,皮肤白净随了父亲,长得确实好看,走在街上总有人回头看他。弟弟搂着弟媳的肩膀,俊男靓女,枝叶饱满地笑着,像杂志里的明星照。
弟弟财会专业毕业,正好赶上果脯厂招人,顺利进了厂子。他脑子聪明,嘴甜腿快,很得厂长信任,几个月后,老会计正好退休,他便担任会计。一家人着实兴奋了一阵。弟媳是螳螂城最大饭店的服务员,她没要楼房,四合院靠北的两间,给他们装修一下做了新房。结婚后,弟媳除了乐此不疲地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去酒店上班,其他活儿都懒得干,不喜欢打扫屋子,不喜欢洗衣服,不喜欢做饭,经常来父母屋里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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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琐碎中,哥家又生了二嫚,弟弟家紧跟着添了两个仔,看孩子成了父亲和葵姨的主业,日子全泡在了四个孩子身上。他的三轮车已经锈迹斑斑,破烂不堪地倚在东墙角。劳累和节俭让父亲的一头黑发变得花白焦干,蓬乱在脑袋上像夜风中的芦花,两个硕大眼袋挂在脸上,嘴角边两条深深的法令纹,白净的脸,如同脱了水的黄瓜,变得又黄又蔫了。
我去了异国求学。后来的事情都是葵姨在电话里和我说的。
有段时间,弟媳新衣服换得特别勤,弟弟也穿得体面,衣服都很贵的样子。家里新添了三开门大冰箱,曲屏电视。两人蹭饭少了,很多时候去饭店吃,有时候也会把吃剩的饭菜打包,提到父母屋里。据说弟弟和别人开公司发财了。葵姨一边吃剩菜,一边与父亲抱怨两个人不知节俭。但还是暗自开心,儿子有钱,毕竟是一件很体面的事。
二仔刚过了一岁生日,弟弟出事了,他被关了起来,原由是挪用了厂里公款。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小老百姓但求平安,家里有人坐牢,那可是塌天大事。父亲和葵姨把所有关系都拜托了,但一切没有意义。弟弟并不是开公司发了财,是利用职务之便,挪用了二十多万元公款,除了吃喝,还买股票,赌博,反正只赔没赚。
弟媳本来就是不爱费心思的人,遇见事只知道哭。她拍着腿说,他若判了刑,俩孩子扔给我,我没法过,我要回娘家,你们爱咋地咋地。父亲气得嘴直哆嗦。在他眼里,坐牢和杀头的罪过差不多,父亲和葵姨咬牙筹钱,把亲友又都借了遍。我不知道他俩怎样放低了姿态,一遍一遍描述弟弟的不肖,打自己脸面。
终于凑足二十一万。弟弟被放了出来,确切地说是判了监外执行。他出来后表现得像没事儿一样,说,你们真笨,我在里面没法教你们,钱别交就行,不交,顶多让我坐几年牢,坐牢顶钱,还是很划算的。
父亲气得甩门而去,站在雪地里,身上落满了雪花。
父亲原本是不喝酒的,晚上总失眠,葵姨让他喝一杯。这倒是个好主意,父亲不胜酒力,一小杯脸就会通红,躺下多少会睡得安稳一点。
父亲跟葵姨说,咱回杏花坪过几年清闲的日子吧。葵姨看着刚刚会站的二仔,叹气,捶着腰说,再说吧,欠那么多钱,咋能享清闲啊。
父亲不再说啥。父亲再次任性消失,刚开始半天,后来一整天。他从不说自己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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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来这段时间,父亲脸上似乎多了点喜气,没再消失过,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归于寡言。他一如既往按点到幼儿园门口去接孙女。站在人群中的他灰裤蓝褂,黑瘦矮小,眼神木讷,弓腰,顶一头毛刺刺白发,他的中分半长发终于剃掉,完全就是一个普通老头的样子。不知他有没有记起多年前,他、哥哥、我,曾经穿着同款红毛衣,从幼儿园门口走过,接孩子的家长目光都在我们身上。
父亲牵着二嫚,葵姨推着二仔,刚进家门,大嫂过来了。二嫚冲大嫂扑了过去,抱了腿,头埋进两腿之间撒娇,妈妈,爷爷不给我买棉花糖。
大嫂盯着二仔怀里的飞鹤奶粉罐,嘴角一吊,一百多吧,还是老三家男仔有面子,我家两个嫚,谁也没喝过你买的奶粉。葵姨说,没了,那俩玩意儿也不去买,这小孩挑食得很,咱不能让他饿着呀,哪像你俩,没喝完就买好备着了,从不让我操心。大嫂嘴巴一撇,脸色好看了些,牵了二嫚往外走,关门瞬间,退回一只脚说,幼儿园表演节目,老师给买服装要交费,一百三,明天让她爷爷接的时候一块儿交给老师吧。葵姨赶紧应着。
大嫂走后,葵姨用袖子擦了一下额头,掏出一团皱巴巴的纸擤了鼻涕,她用过的纸总是不舍得扔,放进口袋再用第二次。她最怕孩子们说她偏心。
二仔抱着奶粉罐啃,啃疼了嘴巴,哇地哭了,口水丝拉得老长,葵姨赶紧抱二仔去冲奶粉。
被厂除名后的弟弟,做着暴富的梦。尝试近十种工作后,终于把身上的名牌西装脱下来,开始了醉生梦死,只要手里有钱,必定先买酒。弟媳明知道管不了他,吵吵嚷嚷还是难免。弟媳一次次在螳螂街公然撒泼后,弟弟终于不再顾及脸面形象了,理了光头,趿着拖鞋,衣服上油渍点点,沾满猪屎味儿。他俩看中了郊区人家废弃的养猪场,准备养猪发财。弟媳不再去酒店上班,还是喜欢穿花里胡哨的衣服,高跟鞋上沾满了泥巴。喂猪毕竟不是一件讲究的活儿。
晚饭,葵姨把馒头和土豆丝端上方桌,父亲洗了手,用脚勾过马扎,坐在桌前。白色塑料桶里是最便宜的散酒,父亲拿出来,举到眼前晃了晃,倒了半玻璃杯。弟弟推门进来,弟媳跟在后面,晚饭时间他俩总会出现。弟弟拿起塑料桶,倒了满满一杯。父子两个都没说话,只是喝酒。弟弟很快喝完一杯,又去倒酒,父亲没说话,叹了口气。
弟弟看父亲叹气,突然很激动,用食指敲着桌面说,爸,你叹气,这是啥态度,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难吗?
弟弟声音大,二仔哇地哭起来,嘴巴张得很大。弟媳不管孩子,任他哭。她掰开馒头往里面夹土豆丝。她生完孩子后,胃口好得很,白米饭也会吃好几碗,永远吃不饱似的。她把自己胖成一个没腰身的大口袋。她咬一大口馒头,一边嚼一边对着父亲说,爸,你也是的,谁让你借的钱,仔他爸让你借了?给他脸色看干啥,谁也不想这样啊,吃不上喝不上的。
父亲不说话,把头使劲儿低着,几乎要触到膝盖上。
看父亲这样,弟弟更生气,摔了手里筷子说,外面受气,家里也受气,过不下去了,买包老鼠药撒在锅里,都死了算了。
父亲干脆把头抵在膝盖上,像个雕像。弟弟看父亲不吱声,踢翻门口的铁皮垃圾桶离去。父亲唉唉叹着气,把塑料桶里约一斤酒全喝光后,挣扎着站起来,把自己扔在床上,昏昏睡去,肩胛骨消瘦如斧劈。
葵姨抹着眼泪,给父亲盖上被子,收拾了他没夹过一口菜的筷子。
第二天,父亲八点多了还在睡,这很少见,平时,他该是外出捡回一堆纸壳了。他昨晚没吃饭,又喝了不少酒,葵姨有些担心,摇他起来,把一碗蛋花端给他。父亲果然饿了,一口气喝了下去。喝下不久,哇哇吐了出来。葵姨吓了一跳,问他哪里不舒服,父亲摁了一下腹部。
葵姨收拾了,重给父亲做了些吃的。吃下后,父亲的脸色好了些,葵姨给父亲拿了板凳,扶他坐在门口晒太阳。他用手摁着腹部,脸上笼罩一层怕人的灰色。
父亲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乖乖由我带着去做各种检查,抽血,拍片,做心电图、胃镜、超声……
结果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手术还算顺利,父亲的胃被切除了大半。
十七天出院,父亲和葵姨都瘦脱了形儿。刚刚六十岁的父亲,皱纹横生,头发全白了,远看像头上落了一层雪。葵姨腰弯了很多,高大的身板像缩小了一圈。
9
父亲再次对葵姨说要回杏花坪。
葵姨抬眼看父亲窄窄的肩。父亲手术后迅速消瘦衰老,像一截干巴咸菜。葵姨想到他肚皮上蜈蚣一样尚未愈好的手术伤口,没了反驳勇气。她说,暑假后,二仔能进托班了,咱就回,俺在哪都成,你好好的就行。
暑假后,二仔去了幼儿园。葵姨答应过父亲一起回杏花坪的,但迟迟没能成行。
一是父亲身体太弱了,他常常咳嗽。天气刚刚变凉,他已穿上了秋衣秋裤,戴上了帽子,整个人瘦得皮包骨,脸颊深深凹进去,衣裤空荡荡地挂在身上,一阵风就能吹跑的样子。杏花坪的老屋多年不住了,搬家可不是小事情,再说很快进入冬天,老屋没有暖气。二是弟弟和弟媳在郊区养猪,离城里十里路,接孩子上学极不方便,骑电动车风风雨雨的,葵姨不疼大人也疼小孩呢,哪能说走就走呢。
这些原因,父亲应该是都知道的,可他就是生气,唉——唉——,过一会儿他就长长叹一声。他见人就扭头,不和别人说话,也不和葵姨说话,更多时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他还是做扎染,但不能长久地坐着了,坐一小会儿就得躺下,他说腰疼得很。
有天晚上,父亲突然再次肚子疼,住进医院。他患的是泥沙状胆囊结石,胆囊肿胀阻塞,很难处理。父亲胃部刚动手术不久,身体状况很差,不适合再手术。经过医生反复斟酌,最后,从他胸侧插入一个导流管,慢慢引出胆汁和结石,对于他的身体现有状况,这是最好的方案了。
出院后,父亲胸右侧还插着导流管,下端挂着引流袋,用别针挂在腰带上,接住他不断流出的褐色胆汁,积到一定刻度再倒掉。
他更虚弱了,扎好结的几块白色布匹,毛炸炸地堆在木案上,迟迟不见他漂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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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眨眼暖风拂面了,草地遥遥一层绿芽,柳树已一片黄绿。别人脱下棉袄换上了薄衫子,父亲还披着黑棉袄,戴着厚厚的绒线帽。他窝在家里,不再出门,也不再提回杏花坪的事儿了。他常常无力地倚在门口晒太阳,脸色苍白,腰弯得厉害,还挂着那引流袋。我突然很怀念记忆中那个红色的父亲,白皙挺拔,有着柔顺的中分半长发,骑着马穿过成排柳树,穿过螳螂河上的拱桥。或者,高高挽着袖子,把布匹晾晒到院子里的竹竿上,看开满不同花儿的布匹在阳光里轻摇……
我用手机搜了太平洋彼岸那些所谓大师的扎染作品给他看,什么清新森系,迷幻复古,炫酷不羁嬉皮士风格,他都充满兴致,对着那些图片看一会儿,他说,很简单的,不信,我改天做给你看。过一会儿,他又说,还是我们中国靛蓝好看,一点也不花哨。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做靛蓝,偏偏去做红色?
他想了想说,不为什么,脑子里想着红色,就做红色了。
这时候的他,反而变得爱说话了。他说,妮,外面,杏花开了吧,这花儿好看啊,褐杆子,粉花,一嘟噜一嘟噜的,杏花坪杏树多啊,花开后,漫山遍野,远看像一片片云霞呢,白墙红瓦房,错落在花海里,好看啊……
父亲又说,静山寺的杏花,开得晚些呢,左师傅手巧,会把杏树叶做成膏子,蚊蝇叮了包,涂上些,一会儿便会消肿。
父亲又说,每年杏花开,左师傅,都会拿些杏花酿酒,杏花酒带着点苦味儿,有点涩,不过,真的是好喝,没有比那更好喝的酒了……
父亲说起这些时,脸上的皱纹像被水浸泡的菊花茶,舒展开来。
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他,左师傅患了肠疾,已在半年前去世了。我还想告诉他,左师傅去世后,那个细脖子光头小和尚也不知去向,静山寺给一个姓高的瘦女人管理,改建为民俗展览体验馆,有当地剪纸,年画,糖人,陶艺,酿酒作坊,豆腐作坊等。每个作坊都有熟悉技艺的老师傅守着,周末或假日,会有一群群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参观,体验制作方法。我还想与父亲商量,能否把他的扎染作品办个展览,再弄个扎染作坊,让孩子们去参观,或动手体验。我想,父亲大概会高兴的。
杏花绚烂后,花瓣随风飘落,留下一粒粒小青杏。我终还是没能开口说。
作 者 简 介
田小野,原名李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淄博市文联签约作家。作品在《山东文学》《延河》《湖南文学》《椰城》《青春》等刊发表,作品入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微型小说选刊》等选刊选集,出版小说集《你是我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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