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畤祭祀天神。车骑将军韩增去世。五月，将军许延寿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大将军。丞相丙吉年事已高，汉宣帝很尊重他。御史大夫萧望之常轻视丙吉，汉宣帝很不高兴。丞相司直上奏弹劾萧望之对丞相傲慢无礼，又曾派属下官吏给自己家买卖东西，属下私下贴钱共十万三千，请求将萧望之逮捕治罪。八月初二，汉宣帝下诏将萧望之降为太子太傅，任命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
匈奴呼韩邪单于派他的弟弟右谷蠡王等向西进攻屠耆单于的军队，斩杀、掳掠一万余人。屠耆单于闻报后，立即亲自率领骑兵六万袭击呼韩邪单于。结果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便与屠耆单于的小儿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逃到汉朝归降。车犁单于向东归降呼韩邪单于。十一月，呼韩邪单于属下左大将乌厉屈与其父呼遫累乌厉温敦见匈奴内乱，率领部众数万人归降汉朝。汉宣帝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此时，李陵之子又拥立乌藉都尉为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捕杀。于是，呼韩邪单于重新定都单于王庭，但部众只有数万人。屠耆单于的堂弟休旬王在匈奴西部边疆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的兄长左贤王呼屠吾斯也在东部边疆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
光禄勋平通侯杨恽，廉洁无私，但好夸耀自己的才干，为人刻薄，好揭人隐私，所以在朝廷中结怨很多。杨恽与太仆戴长乐不合，有人上书控告戴长乐有罪，戴长乐怀疑是杨恽指使，便也上书控告杨恽：“杨恽上书为韩延寿辩护，郎中丘常对杨恽说：‘听说你为韩延寿辩解，能救他一命吗？’杨恽说：‘谈何容易！胫胫者未必全也！正直的人未必能够得到保全！我也不能自保，正如人们所说的‘鼠不容穴，衔篓数’，老鼠不为洞穴所容，只因它嘴里衔的东西太大。又曾对我说：‘正月以来，天气久阴不下雨，这类事《春秋》上有记载，夏侯胜也说过。”汉宣帝将此事交廷尉处理。廷尉于定国上奏参劾杨恽心怀怨望，恶言诽谤，大逆不道。汉宣帝不忍心杀他，下诏将杨恽、戴长乐免职贬为平民。
“胫胫”同“硁硁”，大概就是固执的样子，愚不可及，智也不可及。孔子曾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
“信”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念，《论语》里有很多论述，比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等等。说话算数，是“信”的表现形式之一。但孔子一贯主张谨言慎行，不轻易允诺，不轻易表态，如果做不到，就会失信于人。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4·22）孔子说，古人不轻易把话说出口，因为他们怕做不到。说了做不到，古人认为是件可耻的事。
孔子认为，古代的先贤也好，君子也好，还是能做到言出行随的。孔子虽然也提倡这一理念，但对于现在的有些人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心里没谱。
孔子是有过“教训”的。
宰我白天睡大觉，孔子很生气，骂他“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杇”。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是听了他说的话便相信了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了他讲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在宰予这里我改变了观察人的方法。”（《论语·公冶长》5·10）
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自己在做事时有知耻之心，出使外国各方，能够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可以叫做士。”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党们称他尊敬兄长。”子贡又问：“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不问是非地固执己见，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话说得梆梆滴。那是小人啊。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 （《论语·子路》13·20）
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在孔子眼里，不问是非、固执己见地讲言必信、行必果，只能算小人，勉强也能算个三等的士。
孔子是反对那种无原则的“信”的。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尾生抱柱而死。”尾生与人家大姑娘约会，约定在桥下见面，结果这姑娘一直没来，尾生就等啊等啊，没等来姑娘，等来了大水。尾生觉得不能失信，还在那里抱着桥柱子等，结果就淹死了。
《战国策》《庄子》《淮南子》等都记载了这件事。这是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情而死的青年。
《论语》也记载了尾生的事，但不是这事，也不是这个名字，叫微生高或者微生亩（亩应当是高的误笔）。据有人考证，是一个人。
尾生大概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且似乎比孔子年龄大一些，对孔子有点不尊敬。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论语·宪问》14·32）
微生亩对孔子直呼其名：“孔丘，你为什么这样四处奔波游说呢？你不就是要显示自己的口才和花言巧语吗？”
这个时候微生亩大概还没跟人家闺女约会（否则就不会在这里跟孔子摆活了），但应当有点名气，说这个人很“直”。有一次，有人向微生亩讨点醋，他不直说没有，却暗地到他邻居家里要了点给人家。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很不以为然，说：“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直率？”（《论语·公冶长》5·24）孔子认为这个人脑子一根筋，不会拐弯，顽固不化，但不是直率。所以孔子回答说“我不是敢于花言巧语，只是痛恨那些顽固不化的人。”
孔子认为，你可以跟人家约会讲不见不散，但一是人家这么长时间没来，你还等个锤子？二是即便你守约，讲信用，大水来了你不会先出来躲一躲啊？
孔子自己也做过“言行不一致”的事，是司马迁给孔子记的这一笔：
（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史记·孔子世家》）
蒲人想讲和，放孔子走，但有个条件：我可以放你走，但你也不能再回卫国。孔子答应了，还跟人家盟了誓。但一出蒲城东门，就改道去了卫国。子贡不解，问：“这，这……这可以吗？”孔子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被胁迫签订的盟约，神都不愿意理。咱们还理他干啥？”
孔子认为，对于那些被胁迫而要求遵守的，是不符合义的，就不是讲信用的问题了。对于这样的“信”，神都不愿理，我们当然可以不遵守了。所以，国与国之间，因武力不对等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待条件许可时，是可以不遵守的，是可以废除的。
总而言之，讲信用是必须的，但不是无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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