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孔子对尧舜禹的赞美无以复加，可这些上古帝王，历史上真有其人吗？
文|翻腾四海
长夜孤灯，古卷为伴。
0819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孔子之时，周天子已形同虚设，而且孔子一生之中与当时的天子没有任何交集，所以他在《论语》中论及天子之政时，多是以尧舜禹等上古贤君为例。
他如此赞美尧舜，大概是当时的天子和诸侯没有做到尧舜那样，也是想间接地劝谏。但是，孔子对尧舜禹这些无以复加的赞美，有些话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如这一章，什么巍巍乎、荡荡乎，又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如何巍巍荡荡，孔子没有说，大家也很难想象出来。天大在哪里，尧又是怎么以之为则的呢？他是如何的有成功？又是如何的“焕乎有文章”？而舜有五人而天下治，他是如何做到的？说实话，这些问题兄弟真的不明所以。
此外，对于尧舜禹还有一个问题。在二十世纪初，疑古思潮盛行，自古相传的商、周以前的历史，备受质疑。尤其是上古人物，从伏羲、黄帝到尧、舜、禹，不但他们的事迹，就是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也受到了人们的怀疑。而《论语》中孔子却如此赞美尧舜禹，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些人物果真是为后人所虚构，那孔子的话还可信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尧舜禹这些人都不存在，那孔子以他们为例所谈的天下之道，还值得我们去研究吗？
如此则促使兄弟去研究中国上古史及二十世纪初的疑古思潮。满洲人入主中原后仍尊奉孔子，洋人的民主科学传到中国后，我们却否定了传统，打倒了孔家店。在打倒孔家店的大潮中，疑古是其潮头，而疑古的代表就是以顾颉刚为领军人物的“古史辨派”，尤其是顾氏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名噪一时。兄弟就是从顾颉刚的古史观入手，对我国的上古史加以研究学习。希望能对疑古思潮的本质、尧舜禹这些上古人物的真实性以及如何看待孔子对他们的称赞等诸多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
【疑古思潮的背景】
“古史辨派”又是疑古思潮的急先锋，在辨别伪书伪史方面贡献可观。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观也确有独到之处，但实际上，除了那个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之外，终其一生就再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学术成就了。他在这一历史观发表以后，没有再作深入系统的阐述，也从反面说明这一历史观缺少厚度，难以进一步丰富发展。
其实，这也是“古史辨派”的通病，因为疑古风之盛行，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自1840年以来，洋人打得我们一败涂地。在受尽了苦难与屈辱之后，我们痛定思痛，认为洋人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无不优于我们，国力的衰弱全在于此。于是，愤怒的国人开始否定传统的一切，打倒传统的一切，将传统的最高代表孔子当作替罪羊。西学东渐的大潮随之而来，政治上学习他们所谓的民主、宪政，学术上照搬他们的体系分类和研究方法，于是，传统的学问有了一个新名字——国学，而且地位每况愈下。
时至今日，西方学术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已是人所共知。史学上的疑古派，是西学东渐大潮中的排头兵，顾颉刚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研究古史的目的：
“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掉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
然而，当中国开始踏上西化的道路之后，一切怀疑与打倒便随之结束，疑古也就失去了它的历史作用，顾颉刚先生没能再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他那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岂不宜哉？
在疑古最盛行时，盘古、神农、炎帝、黄帝等这些传说人物要怀疑，这可以理解，但是更有甚者，连孔子屡屡提及的尧舜禹，历史学者们也要否定他们的存在。
当时的疑古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这也是时代潮流使然。对上古人物的怀疑，对孔子的否定与批判，实际上是在满足着当时国人的一种心理，一种在历尽苦难和屈辱之后的恼羞成怒，要向自己和周围的人撒气，必须要寻出一个原因，找到一个人负责的心理，这个负责人就是孔子！两千年来，他被奉为圣人，万事都从他身上寻求指导，那么这个国家出了问题，他自然也要承担责任。孔子之幸也导致了他的不幸，当然了，这是题外话。
康有为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及《大同书》等书，其最终目的也是学习西方。但对指导国人的儒家理论，他也只是加以改造修正而不是完全否定，他没有“古史辨派”那么大胆，那么彻底。康有为还是尊崇孔子的，可他晚年虽然大力提倡孔教，但回天乏术，人们已追逐着时代大潮将孔子踩在了脚下。
康南海虽然被迫流亡海外，但与国父不同，他一生忠于清室、忠于孔子。
【国力与学术无关】
其实，往大了说，宏观地长远地分析，国运的兴衰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有关，但是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试问，从罢黜百家之后直至清末，中国人一直是尊崇孔子的，其间有汉武帝的北逐匈奴、南平闽越，强盛一时，还有唐朝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这些国力的强大我们就为什么没有想到是孔子的功劳呢？
其间的五胡乱华，蒙古人入主中原，八旗铁骑踏破山海关，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人没有判定造成异族入侵、国破家亡的罪魁祸首是我们的传统与孔子呢？讽刺的是，无论是蒙古人还是女真人，得了汉人的天下之后却仍是继承前朝旧制，依然是开科取士，考四书五经！这又如何解释呢？所以说，国运兴衰和朝代更替，与政治制度、学术文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一问题，钱穆先生早就指出过。宋朝的学术虽然兴盛一时，可国力却不是相应的强大，还是让女真人夺去了半壁江山，向金国称臣纳贡！
那么，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这复杂得很，绝非三言两语、一朝一夕便能说得清，道得明。毕竟，人终归不过是人，才学、能力、见识有限，要说我们能弄明白的，只有那句话：时也，命也，运也。既然很难说清楚，我们无法找出国运兴衰与朝代更替的因果规律，那么，什么五行相生相克、符命、预言等各种神秘化的东西就大行其道了，什么周以火德王，秦代周，克火的是水，所以秦便是水德，汉灭秦，便是土德。这些都是得了天下之会，为自己的受命寻找各种理论上的正统性，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不仅古人如此，今人也是这样，比如“胜不离川，败不离湾”。
【对古史辨及疑古不应评价过高】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用他的话概括起来就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五四之后，疑古大行其道，顾氏等人发表了很多疑古辨伪的文章，后来汇集成《古史辨》七册，“古史辨”派由此得名。
蔡元培称赞顾颉刚的这一古史观：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所未发。兄弟以为，此言的确是“溢美”之辞，学术界对他的褒奖有点儿过。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其研究方法没有太多过人之处。
研究古史，王国维首创“二重证据法”，而今日学界盛赞顾颉刚的“三重证据法”，比王国维的又多了一层“民俗学的材料”，说他的“疑古辨伪是既大胆又严谨的”。其实，在兄弟看来，顾颉刚先生的第三重证据可有可无，王国维的“纸上之材料”也包括了所谓的“民俗学材料”。民俗学不过是西方学术上的一门学科而已，如哲学，历史学等等，西学东渐之后才为我国学术界所采纳，前面已经说过。而中国传统学术是不做这些无谓的分科的，国学传统历来是文史哲不分家，中国以前没有这些学科名称，并不代表中国学者以前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民俗学当然也属于王国维所说的广义的“纸上之材料”，没有必要单独拿出来说事儿。
二、古史辨派大量地借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顾颉刚先生是如何得出那一著名的古史观的呢？今天学术界的总结是：
他创立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无疑是继承了历代学者的疑古辨伪的优秀成果，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而创立的。他是“宋学取其批评精神，去其空谈；清代经学取其考证法，去其墨守汉儒旧说；今文经学取其较早的材料，去其妖妄迷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运用历史进化论、民俗学和考古学等的科学知识联系成一个系统。
“继承了历代学者的疑古辨伪的优秀成果”，说直白一点就是借鉴综合。兄弟这么说绝非是信口开河，无端攻击学界前辈以耸人听闻。孔子编定的《尚书》收录的文章最早始自尧舜，而司马迁的《史记》则从黄帝开始，后来写史的人越写越早，更是追溯到三皇，甚至是盘古开天辟地！崔述就总结道：“其识愈下则其称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各位看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不正是前面崔述那句话的白话通俗版吗？当然了，顾颉刚先生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明明白白地引用了崔述的很多观点，其中也包括上面这句。
而“吸引西方的科学知识”，无非就是借用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例如他提到的历史进化论、民俗学和考古学等等。注意，他将这些称为“科学知识”，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擎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也就是著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一切落后的都是不民主不科学的，不民主不科学的就是错误的，是应当摒弃的。所以，顾颉刚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用了两千多年的、曾使中国兴盛两千多年的知识是不对的，是应当摒弃的。俗话说的好，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
明白了西学东渐这一时代大背景，我想各位应该对疑古思潮的本质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疑古思潮大行其道之时，王国维就指出了疑古太过这个问题。他在《古史新证》一书中说：
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王国维先生的意思就是：疑古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连尧舜禹这些人物也要怀疑，那就是你读书没有读到家了。
《古史新证》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的讲义
那么，这些上古人物到底有没有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出现过呢？今天，考古学界的权威李学勤先生，综合学术文献和最新的考古成果，也就是王氏二重证据法中的“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之后指出：前人疑古太过，并提倡我们今天要勇于走出疑古时代。建国以来的考古学发现证明尧舜禹这些上古人物绝非仅仅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他们流传至今的事迹或许有些失实，但其人物则绝对非古人所伪造！由此亦可见王国维先生的先见之明。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