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兰比我大四岁，坐在教室的西北角。她没有同桌、无固定组别归属，和独坐在讲台正前方的我同是“例外”。
这世间，大多的“例外”和“例外”其实总是有些相通之处的。坐在讲台正前方便于被老师们时时照应的我心里头并不痛快，坐在西北墙角里无人问津的福兰当然也是显得十分惨淡，可是我觉得我们同样地都缺乏拒绝的能力。
毫无疑问，课间活动才是孩子们最欢快的时候，但生机一向爱和喧嚣作伴。比起空旷处聚集着围作一圈儿玩个“丢手绢”，我则更热衷于一个人在教室后头的阴凉地里逗逗“豌豆虫”（潮虫，西瓜虫）、翻翻“蚂蚁卵”……
福兰从教室的内墙角蜷缩到外墙角应该已经有些日子了。一头枯黄稀疏的头发和她座位四周零落得不成形的高梁苗笤帚有得一拼；脖子、手腕、脚踝处露出来长期堆积的污垢居然就在肌肤上裂出了纹理状；瘦黄的小脸只比那地头的苋菜叶片儿大上点；一双深陷的眼窝衬得颧骨尤其突兀。
人类群体的排他性到了佘家庄的孩子们这儿，被完整地从先辈祖宗那儿得以继承，只不过表现得更加直白干脆；且“排斥”与“被排斥”的缘由、过程、状态会一直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变化，丝豪不比他们爹娘老子们的逊色，总也不停地缠绕着千丝万缕的利害得失、权衡算计在里面。
我总算在杂草丛里觅得了新的乐趣。一只小田鼠被破砖烂瓦堵得无路可逃，陌生的狭窄逼仄的空间让它顿时失了分寸。
我索性盘腿儿在地上坐着，顺手拔根狗尾巴草去挠得它团团转圈儿，和你追我赶的“丟手绢”竟有些相似。听着它“吱吱”口里头叫唤得慌，心里便觉着渗来了些许胜利的快意。
游戏总是能潜在地促使孩子们不断产生新的认知，我固然也算不得例外。那些诸多关于圈里、圈外、追与赶、自觉和强迫的概念，看似不经意却又及时地在心底里萌芽了。
见我招了手，福兰显得有些意外。她拖着她那双露脚指没后跟的大布鞋挪了过来，离得还远却弯下膝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我最是见不得这种古怪，立刻把一旁圈子里的小田鼠忘得干净，“福兰，你怎要跪上哩！”
“我奶奶说我娘是个‘笤把星’，才嫁过来便克死了我爹。可我娘背地里却说是肚子里怀上我，我爹才死的，便扯着我一道儿跪牌位。跪得多了，膝盖就弯了……”福兰前倾着身子去看那圈里的小田鼠。
福兰其实是个没“福”的，她爹没等到她从娘胎里出来就过了世，照着佘家庄老辈子给娃儿取名的规矩，她是遗腹子，取“腹”音，便轻易得了这个“福”字；没等过了他爹三年的满坟，福兰娘竟不管不顾私自扯了头上的麻绳脱了孝，趁着一个黑天腋下夹上个包被自己就进了村东头光棍放匾的门。
按说娘儿俩一个庄子上住着，多少该是能得些照应，可那放匾在佘家庄却算个搬不上台面的。但凡娘儿俩私下见上了面，村东头的破茅棚到了黑天里指定是传出来好一顿拳打脚踢。
左邻右舍的听得不忍，各自躺被窝里长吁短叹、伤怀感慨一番，终也没有敢上门去拉劝的。
佘家庄里头有个神奇的词叫“穷狠”，用在放匾这儿挺是合适。或者还可以换个通俗一点、长一点的说法叫作“好汉就怕个‘没槛精’（蛮横不讲道理的无赖泼皮），‘没槛精’还怕个‘不要命’（无脑，不怕死的）”。
改嫁后的福兰妈突然迸发出的母亲光辉着实圣洁得令人动容。当这个女人隔三差五鼻青眼肿地出现在村口地头时，满村子的婆娘不由得把怀里的娃儿搂得更紧了，溜出口的责骂都忍不住要比从前温声细语得多了；连号称“阴骨头”（坏透了，坏到骨头里）的屠夫放生都常在背地里感叹上一句，“放匾那畜生，怎好生生要断了人母女的情份。”语气里大有些抱不平的铮铮意味。
过了农历五月，西南风燥得人脸皮子紧崩，汗珠子渍出的盐霜更是臊得连眼晴都睁不开了。即使到了傍晚，天气也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家家灶头上冒出来菜籽油清苦的香味，到底还是给了佘家庄的老少一点点抚慰。
女人们凑在一起闲话家常，手指头不忘了捻得两粒绿豆儿转，直到把自家闺女的耳垂子捻成两层透明的薄皮；针盒里取出引线就着煤油灯的火苗子烧得通红，再“嗞”地一声穿过去；紧赶着碗里沾上点菜油把扎出来的耳洞里外润过透，最后拿早就备好的丝线绑了缨穗子挂上。
等到一切妥当，女娃儿们迫不及待对着镜子左右晃着脑袋照得仔细。心里面一下子涌出来美滋滋的情绪，那扎耳的疼痛、恐惧也就忘却得容易。
一时间，教室里缨穗子晃得人眼花缭乱。课间活动，孩子们再不来找我借帕子去“丟手绢”了。他们三五成群地围成大小不等的圈子，相互帮忙着去扯那穿过耳洞上的丝线，生怕动得少了再要遭那扎二遍的罪。
围着小田鼠的破砖烂瓦早缺了个口，曾有嘴快的来说那日放学见是福兰搞的“破坏”。我很快便在更阴凉的梧桐树下再次找到了新的趣味，福兰也依旧在教室的内外墙角蜷缩着。
日头还在村西头的老皂荚树上挂着，院子里就来了一水儿手巧的女人。手上的绿豆粒儿该是精挑细选过的，颗颗光泽圆润；负责划丝线的也格外当心，根根不留毛糙；扎缨穗子的心思玲珑，簇簇五色斑斓……
佘家庄里的“反骨头”没有多少改变，一番上窜下跳、左右折腾之后，我幸运地突围了。一水儿手巧的女人经不住这般的尴尬，临走时终归要跺上两脚的悻悻然。
父亲难得地动了怒，“孩（a，阳平）儿好端端的耳朵，干啥要平白地扎上！”
母亲觉得自己是委屈的，“来的可全都是一片好心，女孩子家的将来也好挂了耳环。”
“女孩子家的为啥将来就非要挂那耳环！”父亲的声音更大了。
“人家都挂得，偏你要宠出个另类！”母亲一向是不甘示弱的，在这佘家庄的女人里其实也是个“例外”。
父亲不再纠缠，只蹲下身子来朝我一句，“你要记得，往后有招了不舒服的，一定得是像今天这般地拼力撕了面皮。管他多少的好心，大可舍了去！”
福兰终于挤进了教室的圈子里，她娘偷摸着给她耳朵上穿进了丝线、挂上了五彩的缨穗子，缨穗子格外的大。
福兰在圈子里互助扯丝线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惨淡，嘴角还隐上了几分的优越。是的，应该是几分的优越，“我娘说缨穗子大些，便会坠得耳洞也更大些，将来挂金耳环自是要比你们这些容易多哩！”
学期还没结束，教室西北角的桌子就撤了，只剩下几把零落得不成形的笤帚横七竖八歪倒在地面上。
天气固然是要更热得慌的，可少了福兰耳端子溃烂的血腥味，那绿头苍蝇的聒噪自然也会少了一些。孩子们的圈子依旧变幻莫测，我也还一直总在那讲台前坐着。
时间过得飞快，不过一年，福兰娘就已经变成了虎子娘。成了虎子爹的放匾一下子也就上得了佘家庄的台面，左邻右舍的见了谁都迎上笑脸；更是体恤茅棚里坐月子的虎子娘闷得慌，竟不知从哪里得了条野狗在门口拴上。
屠夫放生把血淋淋的野狗挂到河边柳树上剥皮时正是黄昏，白白胖胖的虎子娘浑身上下笼罩着夺目的母亲光辉，“你别再登门了，现下我有小虎子要照应，哪里还有精力管你。今儿若不是放生大大（伯伯）一棍子，那畜生哪里能便宜得了你，只在小腿肚子上下了口……”
再见到福兰，我已去了几里外的鸿桥镇上念了一年高中。明晃晃的金耳环荡得雀跃，眼窝子四周一片青黑。
她说教室后头那只走不出圈子的小田鼠实在可怜，她说江南厂子里的夜班确实熬人、医务室的先生（医生）老也瞧不出她生了啥病，她说命里咱俩都是享不到老子的福……
母亲翻遍了父亲留下来的医书，“我记得你爸曾跟我讲过的，如今看这福兰的症状该是得了‘狂犬病’。虎子娘到撇得干净，说是快十年了，要有问题早就够死上好几回哩！”
脸肿得水盆大小的福兰怕见光，去了县城的大医院便没能再回得这佘家庄。跟过去的虎子娘从她肿得发亮的耳端子轻易地卸下了两只金耳环，说是要留着给虎子将来好有个念想。
狂犬病毒在福兰身上足足潜伏了近十年，忽然觉得，虎子娘才真是个有福气的。
新的讲台前早就开始坐上新的孩子，母亲在努力亲自尝试着想要教会我那些诸多关于圈里、圈外、追与赶、自觉和强迫的可以无限延申的概念！
后来，我总会时常想起那只被解救过的小田鼠：他逃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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