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没有故事好讲了

声明：本文原创，首发于《向度》。作者：亞眠，文责自负。经修改重发。

我是杀死了，

多少个自己啊，

才活到今天。

——熊培云

我住在德厚街75号一座六层住宅楼的四楼，书房有着朝南的大窗子，在一个回忆起来需要很多个昼夜的时期内，它是干净清爽的，晴好天气，窗明几净，性格活泼的小鸟会落在窗台外，跟玻璃上自己的影子说话。自从某年某月楼上的新来住户把洗衣机进水管道铺设到这间屋子正上方的房间阳台，它就经常漏水。水顺着书橱后面的墙壁蜿蜒而下，形成颤笔书法中苍老的屋漏痕。我在这间书屋里有过成功的喜悦，更有失败的恼怒；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也做过很多无聊的事；我写过一些难以出版的好书，也读过一些难以卒章的糟糕经典。最令我难以释怀的，是我曾花费整整三年时间撰写雄文批驳墨西哥人五个太阳的邪说，以维护中国九阳说的权威性和科学性。终因理据阙如，功亏一篑。活页稿纸有半尺厚，包师傅几次想拿走，都被我拒绝。此事不提也罢。

熟悉我的人总问我为何能在书房里不知疲倦地埋头工作，该怎么说呢？我得说，这完全缘于两种强力支配着我的人生经历：对邪恶人性问题不自量力却锲而不舍的思考和现实的纷乱如麻的悲凉人生况味。如今，当我的一只脚踩在无所云谓的门槛上时，我的另一只脚已经走在了前往阴曹地府的途中。对此，我无可奈何，连悲愤的权力都没有，并徒然生出一种时不我待的迫切感。

多少年来，我的书房盛产寂静和废纸，这使得专收破烂废品的包新元师傅成了常客。要说包师傅算得上有眼光的破烂王，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产于我的书房的有些废纸被他好好保存在铁皮屋的一个大木箱子里，不舍得送废品站，他说，若干年后，它们将显现价值。我很感激有人识得我的作品的好处。因此有时我会留包师傅吃顿简餐，喝点烧刀子。包师傅每次喝到尽兴处，就会乜斜着我的书橱，含混不清地大声说，“你的书橱里有一些好货。”我得说，我确实有几本好书，如果算上我自己写的，总共得有二十多本。他问我书橱里有哪些书让我记忆深刻，我列举了五六本，向他讲述获得那些书的传奇经历。他总是边听边点头，最后用充血的眼睛看着我，用我听不太明白的胶东话说，“好书终归有缘人。”

关于书的事，我并非什么都告诉包师傅。比方说，关于《问题的核心》和《承诺》这两本书，我就没对他提起过，因为关于它们的故事，不仅属于阅读问题，还掺和了我的一些关乎性命的重大隐私，我可不想跟他分享阅读感受和幽暗人生。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他能真正理解属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他顶多就像个吉普赛女郎，凭着能歌善舞和几分姿色，偶尔倒是能迷惑某个空虚无聊的放浪公子。有一次见他喝得东倒西歪露出放肆的野性，我对他大喊大叫，骂他为了骗我的酒喝，故意假装懂行，东拉西扯，投我所好。他有些时候没来我这里了（事实上他再也没来我的书房），我有点内疚，但并不打算向他道歉。也罢，趁着清净，且谈谈关于《问题的核心》和《承诺》吧，它们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启示，也让我陷入无法回头的窘境。当然，我并没对任何人谈什么，我的所谓“谈谈”，仅指把我想说的写在纸上。至于接下去到底还会发生什么，我无法预测。

问题的核心

《问题的核心》放在书橱里大概有七八年了。我是从一个打折书店买下它和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的。上回从旧书橱里翻出来准备阅读它是个梅雨季节，书房里霉哄哄的。自然，《问题的核心》也充满霉味。当初买下它不过是贪图便宜，三折的价格让我动心。我看过格雷厄姆一些作品，并非很对脾胃，倒是他写小说的过程让我艳羡。我不止一次梦想着像他那样躺在一艘远洋豪华邮轮甲板的躺椅上晒太阳，环游世界。每天只写五百字，富余的时间除了吃饭喝酒，全部用来和那些擦身而过或只有一面之缘的单身女人搭讪、调情。人生中总不乏不期而遇的异性，她的回眸一笑也一定能让你不觉得旅途寂寞。问题是你得走出房间，走出建有围墙的小区大门，到人多的地方去。而我的问题恰恰出在不肯出门，躲避人群。要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生龙活虎、吆五喝六的人物。我经常站在门后，不敢去拧动门锁，双手颤抖，仿佛门锁上贴着玉皇大帝的封条。因此，我找不到搭讪的女人，情绪低沉，没法完成一天五百字的写作计划，经常面对一张白纸发呆，烦躁，恼火。开始我还有兴致把纸张揉捏成团，像顽童投掷石子一样从窗户扔出去。隔壁戴公家的小花狸猫会跃出藏身的矮花丛，去抢纸团；路边梧桐树上的小鸟会旋舞着落下去啄那个纸团。有时我会期待某个人去拾起那个纸团，我会趴在窗户里盯着那个纸团，盯很久，直至眼睛发涩，幻现出重影。后来，我连扔纸团的兴趣都消失了，就只能听任一张白纸落满灰尘，直至包师傅走进我的书房。

说到格雷厄姆，我还觉得他的人生经历既丰富又有趣，如果写成小说一定很吸引人。是啊，他是一个话题人物，一个有故事的人。比方说他一直以为他在为特务机关做事（据说他年轻时在英国军情六处干过），或者一直被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盯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一个作家，当他渐趋年迈，视听能力趋弱，可能写不出什么激情澎湃的作品了，但他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谍报人员，被另一个特工监视着。他难道不会时常因此而心跳加快，两眼发光？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香烟烧到手指都浑然不觉？这种幻想出来的身份大抵一直伴随着他，直至寿终正寝。这样幻想有什么好处呢？对他而言我不知道，他或许感到光荣。记得有介绍他的文字确实说到他对他的假想（亦或是真的）身份感到光荣。如果对我而言，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把自己看成某个组织通缉的要犯，芸芸众生的敌人，中央情报局企图暗杀的对象……我的身份有点乱，谁都不喜欢我，哪里都不能容身——我想我憎恨自己的同时也一定感到充实，我的人生在被通缉和追杀中趋于丰满完美。这一天会到来吗？有时我这样想。我的想法是真实的，一点也不虚幻。

《问题的核心》终于看完了。当我第三次把它从书橱里拿出来放在写字台上时，实在不好意思只看三五页又放回去。看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才确信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滥用怜悯心的斯考比上校把自己葬送于人情世故的波诡云谲之中，最终被上帝遗弃于一个充满腥膻气味的异乡城市。这部作品能打动人心，是因为斯考比的性格，具有他的性格是一种灾难。上帝既赋予他这种性格，就意味着接下去会惩罚他（每每想到这一点，我就会紧张、颤抖。）。如果他不是天主教徒，生活在东方，他的结局可能会好一些，比方说他不会死，活着，麻木不仁却又充满痛苦地活着。仅此而已。《问题的核心》让我产生嫉妒心：或许我也拥有一个斯考比，却没能把他的一生写出来。我想我确实曾经拥有一个斯考比，他的身份不提也罢，因为说出来未免令人惆怅。他身高七尺九寸，清瘦羸弱，甫过四十就弯腰驼背，一头乱蓬蓬的黄毛。他走到哪里都把双手袖在袖筒里，像个满清末世的遗老。尽管身份不同，但他的人生经历却和斯考比相似。他在二十世纪后期来到我现在生活的这座海滨城市，在这座也有着浓烈腥膻气味的城市的文化部门工作了近三十年。他高能多产，成绩斐然，而立之初，就写出了令业界瞩目的数部长篇小说，其中两篇作品还连续获得茅盾文学奖提名，尽管最终与大奖失之交臂，其影响力却不降反升。就在他春风得意之际，却犯了类似斯考比的错误，因而被褫夺衣冠，罢黜公职，从此一蹶不振，十年间竟未写出一行有意思的字。三年前我失去了他。他没有自杀，原因是他没有信仰，因而没有来自神的诅咒和压力。对他而言唯一的惩罚是闷闷不乐的个性，这是老天爷给他的。有传闻说，他死于某种不知名的病毒感染。也有另一个传闻企图否定之前的那个传闻：我的斯考比（他的真名叫骆君坡，一位风格多变的小说家）在遭遇人生不幸之后，性情大变，他在窃取一位鳏寡垂死的无名作家的小说手稿时被发现，一不做二不休，他杀死了一位老作家。他把老作家的车开到一处悬崖边，把老作家安放在司机座位上，帮他系好安全带，给车里浇上汽油，点燃后给汽车挂档，让它冲下悬崖。仓促之中，小说手稿落在了车上。警察在现场只看到汽车留下的一堆废铁和一些焦炭状尸体残骸。警方根据现场遗留的车牌，检索了这辆车的主人信息以及当日这辆车的运行轨迹，最后确认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亦或是自杀事件。因为悬崖边没有发现丝毫的刹车痕迹。这个传说的始作俑者秦函谷（也可能另有其人）认为，骆君坡本想借老作家的小说东山再起，既然书稿被毁，作者也被他杀死，他也就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因此他最终选择遁入崇山峻岭，了却残生。这个传闻听起来故事性很强，总像是哪部悬疑电影里的情节，因此相信的人并不多。而令我大惑不解和惊诧莫名的是，这个故事竟然是我曾经的一个设想，我设想有朝一日再也写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终日恍惚，心神不宁。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位水平高超的抽屉文学作家，他的人生类似葡萄牙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我去了他的蜗居，他的作品全部堆放在墙角的两个大纸箱里，粗略估算，起码得有两千万字。他请我喝了江小白，他有点兴奋，从抽屉里拿出刚刚完稿的一部推理小说的手稿，让我带回家帮他掌掌眼，他说这是他比较得意的作品之一。我知道他是在故作谦虚，我了解那些郁郁寡欢的抽屉作家们的脾气，他们总是假惺惺地请你对他们的作品多提宝贵意见，态度谦和，笑容可掬。如果你天真的信了他们你就上当了，事实上他们的作品是不会允许任何人改动一个字的。回到家里，我一口气读完那部三十万字的作品，说老实话，那是一部可以比肩横沟正史《八墓村》 的好小说。我徘徊灯下，一直在心里自问：我为什么就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我应该能写出。然后，忽然间，灵光乍现，我萌生将这部小说据为己有的想法。我把小说稿还给他后又伺机偷取，由于我年事已高，笨手笨脚，被他发现了。无奈之下，我杀死了他，并纵火烧毁他的蜗居，伪造成失火现场，慌乱之中没能拿出小说手稿……这个设想一度时期曾像蚂蟥一样钻入我的脑子，我自然未对任何人说起。假使骆君坡的死亡经历属于秦函谷的杜撰或是听闻，那么秦函谷或那个第一杜撰人又是如何知道我的想法的？当真只是巧合？细细琢磨，这事有些让我不安。

承诺

说到对作家的嫉妒，我不得不提一下迪伦-马特其人。看完迪伦-马特的《承诺》，开始相信他确实是位不同凡响的侦探小说家。在他所有的侦探作品里，我认为《承诺》是最好的一篇。而我得出这一结论却是在读到该作品最后一段的时候，是在施罗德老太太临死前委托天主教牧师把即将退休的警察局长请进医院听她讲一段隐秘事件的时候。马泰依侦探为了抓到真正的杀人凶犯，毅然放弃出国升职的机会，同时也丢掉了工作。他确信那个杀人犯会再度作案，再度杀死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会从格劳宾登州开车到苏黎世并经过某处，会给他的老式美国汽车加油。于是马泰依在路边开了一个加油站。他用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做诱饵，等待身材高大、开老式美国汽车、喜欢吃夹心巧克力球的魔法师进入陷阱。可他始终没有等来杀人犯。所有的人都认为马泰依疯了，他的行事风格也确实近乎疯癫。没有人再相信他，所有开始支持他的人也都嘲笑他、远离他。包括曾经对他信任有加的警察局长。而就在人们把这一切都快要忘干净的时候，施罗德老太太在弥留之际的单人病房卧榻上告诉局长：她有个丈夫叫小阿尔伯特，大块头，开别克轿车，善良而单纯。他在去给他苏黎世的姐姐送鸡蛋途中，曾经杀死过三个穿红衣服的女童。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做得对，是上帝让他这样做的。她本该报警，制止他，但她却相信他不会再犯。有一天，他看见小阿尔伯特又开着老式别克，穿戴庄严，带着夹心巧克力球和剃须刀（用来抹女孩的喉管）出去了。她无法制止他，却又犹豫着要不要报警。她在一刻多钟的焦虑不安中等来了一个让她既高兴又悲哀的电话：小阿尔伯特在前往苏黎世途中因车祸死亡。她的丈夫出车祸被撞死了，因此，才没发生第四个红衣女孩被杀的惨剧，导致马泰依精心布置的陷阱没能等到他要的猎物的落入。马泰依的所有推测、判断、准备都是正确无误的，但发生在罪犯身上的一场意外使他陷入万劫不复的失败之境。马泰依的无尽等待不仅荒诞，亦显悲凉。等待不再是一个单一纯粹的偶发行为，其意义表现为它已然包含了人生所有的等待——结局如何，全看天意。迪伦马特的全部侦探小说都在给警探侦破能力的局限做一种概括和隐喻。本人干过法官和警察，也被他们干过。我的职业身份大反转是否也是一个双重隐喻呢？很多人知道我的存在不是因为我曾经是法官和警察，一个副科级法官，正科级警官，而是因为我在警察的职位上犯罪，然后被逮捕，被判刑。自然，记者不会放过如此吸人眼球、令人兴奋的新闻题材。他们大肆渲染，大放厥词，完全超出了新闻的界限。我能被放出来，被宣告无罪纯属偶然，因为真凶在我服刑两年半后被抓了——他喜欢完事后在被强奸者的胸部刻上一阴一阳两枚图章，内容为小篆体的厚德载物和甲骨文的上善若水。当初警方就是凭借这一证据抓捕我的，因为我也喜欢刻印章，且刀法相同（作为当初的同事，我还给审判我的法官刻过同样的印章。那可是一枚精美的寿山石印章。）。这一结局和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的结局如出一辙。和《承诺》不同的是，《承诺》里那个被认定为凶手的小商贩不但认罪而且自杀。如果他和我一样，学过好死不如赖活的东方生存哲学，他就会在施罗德老太太说出真相之后获得自由，而且会比我快得多。因为那些把我投进大牢、判我有罪的伙计们，多数和我是熟悉的，有的是我的同事，有的还是朋友。当初他们治罪于我一定十分痛苦而艰难。因此他们在真凶出现后要把我放出来并给予我国家赔偿则更加痛苦而艰难。

同样的，迪伦-马特的《承诺》让我嫉妒。

我看过不少或伟大、或杰出的作品，但从没产生过嫉妒心理。有的只是惊叹、赞美和敬意。我开始反思为什么嫉妒，但找不出原因。有一种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以前读完那些好作品，掩卷叹息之余，会产生强烈的写作冲动，想写一篇同样惊世骇俗的作品。而读完上述两部作品却不再冲动，半点也没有。

就像在这个被湿冷的夜色紧紧包围着的一座小楼的开着暖气的一间屋子里，这本该是个看侦探小说的良夜，又或是一个写《寒冬夜行人》《恶时辰》之类的小说的良夜，我却二者都没去做。可能是心被暖风机吹懒了，吹酥了，我只想听一首哀伤的曲子。我在手机下载音乐目录里寻找可能的忧伤。可我没找到。于是就胡乱点了一首曲子，它开始被播放。我感觉它也是被胡乱地播放着。于是我就又点它一次，然后它就停播。我不得不忍受着眼涩的不适继续在曲目里找寻忧伤。我勉强听完了林赛·斯特林演奏的《刺客信条主题曲》和《听起来像天堂》。不过我的真实感受却不怎么像在天堂。是的，我从没觉得林赛的曲子这么适合孤独、幽暗的人听。

我已经没有故事好讲了

失望、失眠、厌倦，不想出门、不想和人说话，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不净却功能式微……年将耳顺即行将就木，这种感觉一点不好，因为这样的感觉其实就是没有感觉。

有个在地方法院的马蹄形大法庭被宣判犯有多宗罪行的家伙前几天刑满出狱。不巧的是我在人民路第九个拐角处的兴国咖啡馆和他遭遇。十三年前我曾是他的案子的主审法官。我很不情愿地请他喝了一杯热咖啡，因为担心他报复我。我老了，身体羸弱，不敢同任何有权有势和有暴力倾向的人作对。他穿着黑色皮夹克，身上满是监狱的铁锈气味。他的脸已经变形，留着髭须，一副凶相，好在说话还算客气。他伸出手端咖啡杯时，我看到了他手腕上的伤痕，那该是他年轻时在犯罪过程中留下的印记，亦或有在监狱服刑时留下的。他问我是不是做到高级法官了，我告诉他在他服刑的第三年我去做了警察。于是他笑起来，然后用沙哑而低沉的嗓音对我说：

你不是做官的料，你是天生写侦探小说的料。说完，他爆发出一阵《双旗镇刀客》里的匪首孙海英的那种嘶嘶的呛笑。

他大概是怕我忘了，提醒我当初在看守所提审他时，他就对我说过这句话。眼前这厮，除了法庭那个特殊场合的相见和问答，我总共和他见过三次面，谈过三次话，都是在看守所提审时。最后一次他忽然对我说，你不是做官的料，你是天生写侦探小说的料。当时我很是感到惊讶和气恼。

我朝他笑笑。我本想问问他在监狱里过得怎么样，但话到嘴边又咽回肚子里，我担心此时此刻会激起他对我的怨恨。我不想多事，付完账匆匆离开那个街区。我感觉他随我走出了咖啡馆的大门，一直站在路边一根刷了黑色油漆的仿古铸铁路灯旁盯着我的背影。

回到家里，我忐忑不安，有些紧张和兴奋。不是因为他真的会来找我麻烦，而是和他的偶遇以及他所说的话激起了我久已死灭的写作欲望。

在我的人生写作经历中，我一直都想努力再现那些我认为有意义的或是不可思议的或是发人深省的情境，特别是一些对话场景。这样说吧，我一直着迷于人物对话。记得三十五岁那年夏天，我写了一篇三千字的侦探小说，那是我最成功的侦探小说。说它成功是因为我对对话场景的描摹的确达到了再现的效果。写那篇小说时，我被下派到一座陌生的海边小镇工作，没有一个男朋友，更没有一个女朋友。我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经常站在路边读电线杆上的私人小广告和寻人启事。出于寂寞和无聊，我会对我每天说话的次数进行记录和统计。我有一本封面上印有南京长江大桥的16开软面抄，里面用不同的墨水密密麻麻记录着一些别人看不懂的数字：话最少的某个月，我只说过十七句话。我像一个哑巴，这倒是成全了我的写作。那篇三千字的侦探小说有二千六百三十个字都是对话。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侦探费玲珑警官和罪犯应飞彪都是话痨。案子怎么被侦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罪犯坦白因为寂寞才去作案，而侦探则因为想和陌生人聊天找上了罪犯。二人的聊天使双方感到畅快。罪犯因为畅快答应侦探不再犯罪，侦探因为畅快答应放他一马。侦探转过身，走出去几步，又回头问他，你叫什么？应飞彪，这是我的名字。费玲珑拿出手铐，对他说，我答应放你一马，没答应放应飞彪一马。应飞彪高兴地对费玲珑说，这是我见过的最扯淡的抓捕。

自打费玲珑探长的故事写成之后，我又写过几篇，都不成器。于是就开始写现实题材，不再染指侦探小说。原来写作现实题材小说是个危险的行当，我总共写了十几篇，只发表两篇，但由这两篇带来的麻烦却没完没了。本来我已经死心了，决意放下写作，再不握笔铺纸。可今天，这个从牢里刚出来的家伙的一句话竟打破了我内心的宁静。

我无法入睡，罪犯的影子忽隐忽现。我依稀从那辆破旧的二手福特车里出来，夜晚的空气阴冷而潮湿。我手握冰冷的手枪，子弹上膛，保险已经打开，手心全是汗水。罪犯的影子拐过解放路上的一个街角消失。我追过去，马路对面是一个老旧的住宅区，房屋低矮、破败、暗淡，唯一的路灯也是一副油尽灯枯的样子，浓密的樟树阴影像团雾一样封锁着那个区域。我横过马路走到小区的入口处，失去了罪犯的踪迹。我站在垃圾桶边抽了一根烟，汗湿的内衣贴在脊背上像一层薄冰。我想我不该穿这双虎头皮鞋出门，又笨又重，还有点打脚。

早晨醒来，口中又苦又涩，精神疲乏至极。我听到包新元师傅在楼下叫喊着收废品。他的电动三轮车发出咝咝低鸣。我猜他正在偷偷仰望着我书房的大窗户，但我不担心他会上楼来敲我的门。

我泡了一杯浓茶，披着大衣开始阅读早间最新的消息。我保持着一个老派侦探的行事风格，企图从《江城早报》和《镜报》边边角角的广告、寻人启事、失物招领中发现蛛丝马迹。事实上我读的是一篇题为《很多关于杜甫的陈词滥调该被打碎了》的网络文章。文中一句话让我触目惊心时也给我安慰。那句话说“杜甫在战乱中活到58岁”。仿佛我一直以为杜甫活到85岁似的。杜甫也好，苏轼也好，都走得太早了。因为我从他们生前最后的诗篇里仍能感受到一个诗人应有的灼热诗情。

一连几个晚上，我都躺在床上构思那部侦探小说。我有个坏习惯，喜欢先给小说起个名字。我给这部小说起的名字是《我已经没有故事好讲了》。我是跟踪那个罪犯到和平路98号的新华书店时想到这个标题的。当时罪犯正在自学教材书架前翻阅复习资料。我站在小说书架前装作翻阅厚厚的《希腊棺材之谜》。我心想，我是写不出这么厚的侦探小说了，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故事好讲了。

又是夜里，又是阴冷而潮湿的冬夜。这次我没有跟丢。我的手在大衣口袋里紧紧握着手枪，子弹上膛，保险已经打开。他鬼鬼祟祟走进那个老小区，走到一条狭窄的石块铺就的小径上。小径上满是落叶，走在上面沙沙作响。我跟在他身后大约二十米远。他的背影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偏偏说不上来像谁。他会不会是我的斯考比骆君坡？他还没死；或者他是我当年设想过的那个像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抽屉作家？我一边想着，一边看到他走进楼道，走到二层楼停住，我听到他用钥匙打开防盗门的金属撞击声。然后楼道左边的房间亮起了橘黄色的灯光。我在楼下站了约莫十分钟，考虑了两件事：要不要抓捕一个需要橘黄色暖光灯的孤独男人？我去敲门他是否愿意打开让我进屋？我抽了两支香烟，然后走到二楼他的门前。我举手敲了三下，他问了一声是谁，然后打开门让我进去。我说我是来抄水表的。我顺势反手关上门，并迅速给门锁上了保险。他茫然地看着我做完这些动作，然后露出诧异的神情，但没有做出什么举动。

以前抄水表的是个四十多岁、满脸蝴蝶斑的女人。他低声说，像是自语。

那是我老婆，她病了。我告诉他。我忽然发现他的脸长得像我——他既非骆君坡，也非抽屉老作家——一张蜡黄而充满倦意的刀削脸，眼睛下挂着一对酷似鹈鹕食囊的眼袋，眼神空洞却又不时流露出讨好的神情。我惊惧地说不出话来。

我跟着他走进去，那是一套一居室的小屋子。屋子里有一张1.4米宽的床，床边有个床头柜，床正对面有个老式的索尼牌21英寸电视机。电视机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不太大的镜框，里面有一幅用仿古纸双钩廓填的放大版王献之《鸭头丸帖》，这幅书法是这间屋子里的唯一装饰。靠窗户放着一张80公分宽的写字台，上面铺着一本打开的书，用假水晶镇纸压着。

你在看书吗？我问他。

是的，我晚上喜欢看看书，灵感来了就写上几句。他指指书桌上的一台脏兮兮的联想笔记本电脑，屏保动画里的金鱼缓缓游行于海藻和珊瑚礁之间。

今天没写吗？我问。

很久没写了，他说，他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没那个念头，就像看到漂亮女人也不起性。

那可真糟糕透了。我说。

听你口气好像你也有类似经历和感受。他撇撇嘴，用求证的眼光盯着我。

我没吱声。

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地想那些功成名就却又自杀的作家们。他若有所思地说。

你是想说，你为了能多活几天而一再延缓功成名就那一美妙时刻的到来吗？我语气中的揶揄意味显而易见。

不是，我只怕到死也不会功成名就。这个邋里邋遢的家伙忽然伤感起来，他说，你想，一个抽屉作家会和功成名就搭上边吗？

我想不会。我说。

所以我的苦恼要么来自写作本身，要么来自自杀本身，却不来自写作和自杀的关系。

那你现在的苦恼来自哪里呢？

我同时为写作和自杀而苦恼，两个独立的苦恼。

很好。我说。

你说很好吗？很好是什么意思？他似乎警觉起来，呼吸变得急促。

很好的意思就是你再也不需为写作而煞费苦心，也不必为自杀而难下决断，完全可以一并解决。

这可能吗？

当然。

可我的写作并不是为了什么，我只是要写，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懂，那是一个现时抽屉作家的真实生存状态。

可现在我的抽屉空了。他神情黯然。

我来帮你解决抽屉问题。说完，我忽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枪口几乎顶着他的胸膛。跟你说实话吧，我是来拿你归案的。我冷冷地对他说。你是何人？我又犯有何罪？我是西城区公安分局警探梁披云，我说。你杀了一个好人，西山大觉寺的智勤僧，那天晚上他在摹写《新妇地黄汤帖》和《鸭头丸帖》，当时他正写到“不佳”二字的连笔处，你的那把略带弧形的大食刀恰在此时刺入他的肝脏。他一声没吭就倒了下去；你还杀了一个坏人，江洲小岛的陈黯。他利用合同诈骗钱款一千二百万，害得苦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天晚上他喝完酒回到家里，吹着口哨躺在浴缸的温水里洗泡泡浴。你捂住他的嘴，把他按在泡沫里淹死；你还杀过许多不好不坏的人，他们中有农民、包工头、警官、小商贩、泼妇，还有物业公司的经理、性保健品推销员、快递员、自由撰稿人、街头小报编辑、流浪汉、网红博主……他猛然间哈哈大笑，露出吓人的牙齿。因为牙龈萎缩，他的牙看上去比正常牙齿要长出一倍，像两排尖刃相对的匕首。由于笑得突兀，他周身的血液全部往头颈奔涌，本来蜡黄的脸一下子鼓胀得通红。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但你的这番疯话听起来倒也不俗。他有些兴奋地说，你的话让我觉得自己活得并不是那么窝囊，我苍白而虚弱的身体硬被你塞进了英雄、勇士的肝胆。不过，你对我的这些指控，我一项也不会承认。因为那都不是我干的。

是不是你干的，好像不由你说了算。我用轻蔑的口气说。

我懂你们办案的那一套。他用嘲讽的口气回击我。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

谈一谈？你和我？我们有什么好谈的呢？你无非是想拖延时间罢了。你想我会上你圈套吗？我冷笑。

我没指望你上我的圈套，不是因为你比我聪明，而是因为我本无圈套。

说吧，你想跟我谈什么？

在抓捕我之前，你不想多了解一下我这个人？

我对别人不感兴趣。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他说，我们可以坐下来说话吗？

我让他坐在床沿上，我则坐在他平时写作时坐的那把破椅子上。

别耍滑头，我警告他说。

他撇撇嘴。

你刚才说是我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我问。

你的问题和我一样，对别人的事不感兴趣，一辈子都在我与我周旋。

这有什么不好吗？

不好。因为世间本无绝对的自己和绝对自己的事。换言之，我们很多时候是为别人而活，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我们的事很多时候也是别人的事的前因或者后果。反过来说就是别人很多时候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别人的事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事的前因或者后果。试想，如果我们不关心别人和别人的事，也就弄不明白自己和自己的事的因和果。

一派胡言，对我来说，只需知道你的犯罪事实就够了。

你指控我的那些犯罪，说实在的，当我无聊的时候倒是想那么干过，而且不止一次。不过，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我得到一枚古格斯戒指后会怎么做，说实在的，那枚戒指让我的良心备受折磨。但我心里十分清楚，我最终一定会屈服于它。其实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倒是不乏具有古格斯戒指某些优良品质的东西，比方说权力，荣誉。权力的保护伞可以让你在做某些见不得人的事时处于隐身状态，荣誉也一样。当然，除了想这些令人痛快的杀人勾当和教人苦恼不堪的艰难选择外，我还会想一些高雅的令人愉悦兴奋的事。比方说，我会时常想到我的成功，究竟因什么而成功并不重要，反正我成功了，成为多数人尊敬，崇拜，信赖，羡慕，模仿的那种大名鼎鼎的人物。我总想着被一帮人簇拥着坐在某富丽堂皇的演播大厅又软又舒适的厚沙发上，几台摄像机的镜头从不同方位对准留着山羊胡子、身穿对襟青布长衫、手持生绡白折扇的我，把我快活、自信而愚蠢的微笑和因狂妄自大而牛皮哄哄的说笑同时传送到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事后我又觉得我太过轻率和恬不知耻，没出息，因而感到羞愧和懊悔。

我知道。听了他的话，不知怎么搞的，我心中一惊。

可你并不知道。他瞪着我的眼光忽然低垂，然后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说，其实我这一生一直都在为虚无而奔波和劳作。

这一点我们有共识，我说。这世上到头来哪一个不是空忙一场呢？

他抬起头，感激地看着我。

可你不该杀人，干伤天害理的事我可不答应。我意识到我语调里有点惋惜的意味，便立刻改口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厉声说，休想为你的罪行狡辩。

我有一句狡辩之词？他露出玩世不恭的神情。不，你内心在狡辩。我说。你知道我内心？他用惊奇的目光审视我。我什么都知道，比你自己知道的还多。我冷笑一声。那么，在我被你抓捕之前，我们是不是一起喝一杯？他有点滑稽，露出讨好的样子。我被他讨好的眼神说服，点了点头，警告他不要耍滑头。我的手仍然紧握着手枪，始终瞄准他的心脏部位。他起身倒了两杯衡水老白干。

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酒？我问他。他用调侃的语气说，我什么都知道，比你自己知道的还多。我端起酒杯闻了闻，感觉到一缕浓烈的香气直冲鼻腔，然后像一根医用内窥镜一样快速地钻进胃里。我一仰脖子把酒喝干。我觉得我的眼睛闭了一下，这是我干杯的习惯，在吞咽的时候会不自觉地闭一下眼睛。我忽然意识到我可能上了他的圈套。果然，就在我仰起脖子闭眼干杯的一刹那他逃离了我的视线，凭空消失。此时我才相信他知我胜我自知。我转身看了一下门，门锁从里面上了保险，那是我进屋时上的。就是说他不可能从门里逃出去。那么他在哪里？床下？卫生间？我忽然笑了，因为我看到床与写字台之间的墙角立着一个巨大的穿衣镜。他竟然站在镜子里面，茫然而意含嘲讽地瞪着我，成为我的镜像。我抬起手，毫不犹豫地朝穿衣镜里他的胸部开了一枪。我不需要开第二枪，我有这个自信！玻璃哗啦一声，应声而碎，像一摊水银散落地上。我的胸口一阵剧痛，那颗子弹不偏不倚正好射入我的左心房。我应声倒地。我把我打死在书房里。自此以后，我几乎每隔三五天就会追踪罪犯至他的住处，然后在他的书房里开枪把他打死在穿衣镜里。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有些糊涂，以为我在故意兜圈子，不把事说清楚。其实我是原原本本照实直说的，一点都没添油加醋。因为我想写一部侦探小说，我在脑子里构思小说情节，我不满意我构思的那些情节，至少它没达到迪伦-马特的高度。于是我就会在脑子里重新构思，希望能摆脱原来那些情节的束缚，走出那些并不高明的情境。每一次的情节重构，我会刻意选择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地点。主人公的称谓也总在我、你、他、王波、李灿、姚峰、子夏之间切换，可不论我怎么寻找新的故事情节以及情节的起因和发展路线，却总也无法摆脱同样的结局：我跟随那个长得像我的罪犯走进他二楼的小套间里，因为那个罪犯就是我自己，我开枪把自己打死在穿衣镜里。我不妨在此简述一下以“你”的身份出现时我的小说的情节发展情况。因为是深秋季节，你穿的是一件铁灰色的长风衣，抽的是哈瓦那雪茄。你的长相有点像日本人，单眼皮，身子长腿短，有着一张英短蓝猫的脸，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你在凤凰公园门口盯上罪犯，你跟着罪犯穿过公园的碎石林荫路、斑秃状草坪和油漆剥落的九曲回廊，从后门走入和平路，走上一个斜坡后，他在忘忧杂货店买烟，你靠在一棵两人合抱的法国梧桐树上等他。他拆开烟封，抽出一支含在嘴里，迫不及待地点燃，猛吸两口。然后他走下斜坡转入解放路，在第三个街角转入黑暗之中。你当时想：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作为城市主干道的解放路居然如此黑暗，一定是黎明前的黑暗。你忽然意识到，你又来到了那个破旧、低矮，被雾气封锁的小区。依旧是昏昏欲睡的灯光照在光滑的石砌小路上，闪着幽光。开始时，你似乎已经摆脱我第一次为你构思的情节和预设的结局，但走着走着你就不知不觉走上老路，走进那个总是相同的结局里面。此时，你发现你又走入冬天，穿回了那件褪色露絮的旧大衣，握枪的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嘴里叼着的是廉价的烤烟烟卷。但你还有一线希望，被你跟踪的罪犯，他的长相，他似乎和你长得不一样，比你瘦弱，细长条，走起路来飘飘忽忽。于是你鼓足勇气冲进一座小楼二楼的他的小屋，然后看见一个长得和你一样的人。他的那双单眼皮眼睛在穿衣镜里十分漠然的注视着你，仿佛这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在你开枪时，他的眼里闪现一丝针尖般的讥诮。

这真是一件令人不解亦复气馁的事。不管你怎么去回避，却总是不知不觉走入萧瑟冬夜的解放路的黑暗，好像它是这座城池的归宿之路。而那个旧小区的旧房子的二楼的一居室套房里的穿衣镜就是归宿，任你如何逃避就是逃避不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就记起查理·芒格说过的话并按照他的话去做：

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我想知道我会死在何处，然后我永远不去那里。

可一点用都没有。可以预见，后来我又用“他”，用“王波”、“姚峰”、“李灿”等多个身份并为他们重新设计故事情节和行走路线，开始时挺有效果，他们成功突围了“我”“你”曾经的那些街区巷道和季候天气的迷惑，摆脱了“我”和“你”的那些重要生活习惯和性格的参与，回避了“我”和“你”对记忆中的固有身份的多情依赖和百般纠缠。最成功的莫过于姚峰，他不仅从夏天的早晨出发，而且还成功避开了解放路上的黑暗，抢在黄昏时走入一条宽阔气派的大路。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前功尽弃。那个被跟踪的家伙忽然走进解放路百货商店，这在之前的历次行动中都不曾发生过。姚峰只能默默跟着他。原来他是要寻找卫生间。姚峰看着他进入卫生间，只能待在外面等着。姚峰听到五次蹲坑式马桶冲水的喧哗声响，他判断那家伙可能吃坏了肚子。好不容易等到他出来，他又走上天竺街，走进老存仁堂药店。

他在药店要求售货员卖给他诺氟沙星胶囊和吗丁啉胃动力药。售货员告诉他，他买的是处方药，没有医生的处方不能售予。他问售货员认不认识王大胆。售货员回答说，王大胆是东升印染机械厂的厂医，有祖传中医秘技加持，用药又重又猛，因得大胆之名。医药行业的人谁不认识他？他说，既然认得，你就该卖药给我，因为我是王大胆的朋友。售货员说，循例王大胆的朋友来店买一些日常处方药，我们是可以给予方便的，可王大胆都去世八年了，与他相关的那些约定俗成的方便之门已经关闭。听了售货员的话，他有点吃惊，似乎刚刚才听到王大胆去世的消息。他有点不知所措，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嘴里喃喃自语，大意是说，就算是高级首长，去世八年之后，也没人再遵行他在世时说过的那些未经载入律法的言语。他悻悻然退出药店，脸上露出难受的表情，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估计他的肚子还在翻江倒海。他站了一会儿，又回到解放路。此时，姚峰忽然发现整个解放路已经笼罩在黑夜和寒冷之中。大街上落叶纷飞，高大的行道树一会儿就成了枯枝秃干；所有的街灯都有气无力，仿若这个区域的电压普遍不足或是全都用了低功率的灯泡。姚峰跟着他横过解放路，步入那个更加幽暗的老旧小区。姚峰意识到他将重蹈旧局，于是他想提前开枪打死他以阻止他和自己即将迈出的脚步。然而，眼前熟悉的一切让姚峰感受到了某种令人困惑的疲惫和昏昏欲睡的永恒。

姚峰当然没能为我创造出奇迹。所有的结局都一样，那座旧房子的二楼一居室套房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像个无声的超级磁场，像个流淌的漏斗……而我和我的小说主人公不过是水滴、铁屑和沙粒。这也像极了那些让我们失眠的执念，无论你如何用力，用其他问题去干扰它、稀释它、覆盖它、取代它，都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