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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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主题写作第十一期

1

在父亲老宅正堂的一面灰墙上，最显著的位置上摆有两个镶了红木的镜框：其中一个是当年县革委会颁布的“四类分子摘帽通知书”，右下角显示时间为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另一个则是一张黑白大合影，日期约摸在2000年前后。照片居中坐着大藤椅，戴着一顶纯手工蓝线帽和红围巾的年长者，是我的姑奶奶。姑奶奶右手边一个头发和胡子白花花的老人，是我的爷爷。靠着姑奶奶和爷爷分别站着的是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我。

尘封的回忆

久远的记忆里，一直有这样一位老人：她静静地靠在一把磨得发光、发亮的藤椅上。她满头银发，没有一丝参杂。额头、脸庞遍布沟壑，像冬天荒野里被风吹裂的黄土地，皱褶从嘴角、脖颈儿、手臂、蔓延到脚踝。她上身着大红棉衫，披灰白的短袄，头戴一顶纯手工钩织的蓝线帽。柔顺、整洁的裤脚下踏着一双黑棉鞋，鞋子很小，一双孩子似的小脚成了那个年代她裹过脚的印证。她常眯着昏沉的老眼，搓一搓白净的手——那是一双几乎不干农活、难得寻见老茧的大手。老人身体微微前倾，变换个姿势，双手搭着藤编的扶椅的把手，漫无目的地眺望远方。

那是1991年，姑爷离世后的第二十一年。秋后的一天中午，爷爷颇有些反常地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招呼大伯、二伯和我们一家去吃饭。酒喝到一半，爷爷不禁老泪纵横，哭诉起他命运多舛的大姐姐。原来姑爷走后，姑奶奶一直独自生活。姑爷先前留下的土地被充了公，大串的铜钱和一些金银器皿也被洗劫一空。米缸、面缸，堆积杂物的隐蔽处，几乎被掘地三尺，收刮得一干二净了。河西村的人们，无论谁见了姑奶奶都像见了老鼠要人人喊打。

爷爷放下酒杯，斩钉截铁地说：“我要把你们老姑接回河东村照顾！”

奶奶平日里寡言少语，那天却破天荒地开了金口：“我第一个不同意,”她顿了顿，补充说，“草屋那么小，哪里摆得下第二张床？”

大伯不说话。他走南闯北，颇有见识，却也不过是个妻管严。他冲我大婶子挤了挤眼，拿食指做了一个堵嘴的动作，接着转过头拨弄着下巴上的一撮胡茬子。

二伯刚要表态，二婶子却抢先说话了：“大，你们知道的，我们家四个小的，家里负担太重，一整月别说吃肉，连鸡蛋也舍不得吃一个……”

二婶道出的是实情。爷爷捋捋灰白的长胡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爷爷看向父亲和母亲，目光中透露出深深的焦虑和寄托。父亲满脸憋得通红，似两朵猩红的罂粟花盛开在黄土地上。父亲和母亲相视而望，同时想到前天晚上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一家人忙活着拿锅碗瓢勺接水的忙碌画面，不觉瞳孔暗淡下来。

宴席自然不欢而散。

两周后的一个傍晚，爷爷背着空的蛇皮袋走进小院，坐在一棵孤零零的槐树下发呆。清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爷爷的身影是那么瘦削和单薄。父亲拉起我的小手，贴着爷爷坐下。

“大，你今天去哪咧？”父亲问道。

“去了河西村一趟，”爷爷拿手帕抹了抹上嘴唇和鼻孔的交界处，“你老姑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了，风湿老毛病犯了，喉咙里呼噜呼噜像猫叫，身边也没个人照应……”

月亮渐渐升高，夜风也越发凉了。我打了哈欠，模模糊糊中睡着了。

2

初冬的一天，爷爷、父亲、大伯、二伯四人拉起架子车，趟过冰凉的淮河水，绕过破败的白马寺，到河西村接姑奶奶。阳光照在潺潺的水面上，像飞鱼那一道道密实相嵌的鳞片，金光闪闪。阳光照得姑奶奶的脸上映出了大朵大朵素雅亮丽的花儿。姑奶奶到我们家的那一年，她72岁高龄了，我刚满8岁，因此已能记得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

姑奶奶到河东村的那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爷爷亲手在屋后种下一棵月光枣。第二件大事便是爷爷和父亲、大伯、二伯给姑奶奶新盖了一间小屋。小屋是青砖红瓦结构，在河东村遍布草房子的年代，多少有点鸡立鹤群，似万绿丛中的一抹红。天气晴好，姑奶奶便经常出来晒太阳，借用一把藤椅从屋里一步步挪移到外边较开阔的地方。要是突然大雨，姑奶奶便又不慌不忙地借用那把藤椅一步步挪回到屋子里。

姑奶奶初来的时候，院子里异常热闹。大婶和孩子们满载着新奇的布料、顶针和糖果，如缴获战利品归来的士兵趾高气昂地从奶奶和母亲身旁经过。她们前脚刚走，二婶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豆粥欢快地走来。

我听到奶奶对母亲叹息：“看着吧，她们怎么待我最后就会怎么待她。”

母亲笑笑，不接话。她忙着手里的活计，很快将牛草和猪草分别堆起，像楚河汉界隔开的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

大婶、二婶渐渐来得少了。我的堂兄堂姐们也几乎不来了。姑奶奶醒得早，常常杵着一支梨木拐杖颤巍巍地踱来踱去。她一边走，一边拿冷酷、警觉的目光扫视着小院的角角落落。父亲早早地扛着锄头去了田间地头。母亲照例给姑奶奶整理铺盖、被褥，把小屋拾掇得清清爽爽。接着，母亲给姑奶奶开小灶，熬粥，煮蛋，清炒一小碟青菜，再从酱菜坛捞两颗大蒜。

我曾问父亲，姑奶奶有那么大的饭量吗？记得父亲将我悄悄拉到一边，以极神秘的口吻对我耳语了一番。姑奶奶原在乡绅人家，老早还多次应邀去过北京，住四合院，穿着惹眼的旗袍接受有身份人的热情敬酒。父亲说，吃不吃得完不要紧，重要的是不能怠慢了。

3

一天，我正在走廊下趴着一个小凳子做作业。忽然，我听到拐杖轻轻撞击地面的声音。抬头间，我看到半明半暗的屋子里伸出一只手，招呼我过去。姑奶奶艰难地躬下身，从床底下的罐子里缓缓拿出三块酥饼和两块糖果，塞在我的手心。

“吃吧。”她和蔼地说。

我忘记了母亲的忠告——不要随便沾姑奶奶的便宜。我大口朵颐着那个年代极少的美食，眼睛突然被炉灶侧面的一团绿油油的东西给吸引着。我借口帮姑奶奶把罐子放回床下之际，一个顺势转身，那团东西便自然地藏在了我的袖口里。

正当我躲到里屋，偷偷展开那张面值两元的纸币的时候，母亲进来了。母亲没有责问我钱从哪来。她告诉我两块钱可以买到十个本子，二十根铅笔，外加半斤猪肉。接着，她从床头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各种日期和文字。那时的我已读三年级，显然也能认得不少字了，一瞥之间便读到了大嫂二嫂、罐子、铜钱之类的词汇。

母亲说：“你不能学一些大人，只知道一味索取。”

我听得云里雾里，但心里慌得很。没等母亲多说，我便借口给姑奶换痰盂，将两块钱放回了姑奶的被褥下。多年后的一天，我带着孩子重回故里，父亲掏出母亲压箱底的日记，我看到了更多的记录。某年某月某日，姑奶奶给母亲几毛钱，母亲集市上代买了什么东西，余下几分钱，母亲记载详尽，让我极为震撼。

爷爷是河东村最早一批的担货郎，专卖老三样。又香又脆的糙米杆儿，用防潮塑料袋裹两三层，系严实了，装入大的防水蛇皮袋，再放入左右两个大箩筐。一堆明晃晃的顶针、绣花针，分别固定在两个木匣子里，然后装入一个破了的帆布书包里。这个帆布包，据说是是爸爸当年上学时用的，经历多年的雨雪风霜，早已分不清原来的颜色。爷爷将装了顶针、绣花针的旧书包套在脖子上，斜挎在胸前。

“出发咧！”爷爷声如洪钟，接过奶奶递来的长扁担，他俯下身，一端伸入左边箩筐的绳套，一端挑入另一个套口，手里的拨浪鼓发出清脆的咚咚声。凭着孩子独有的敏锐和机警，我很快捕捉到爷爷身上的这一变化。自从姑奶奶来了以后，他与先前简直判若两人。现在的他，不仅眼里燃起一片明的光，脚步也越发轻盈。然而，透过他宽大的额头和爬满皱纹的脸庞，我仿佛读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和忧郁。

4

一个雨后的晚上，奶奶一屁股坐在槐树下，毫无顾忌地抹着伤心的泪水。母亲上前安慰，她却哭得更厉害，还边哭边唱。断断续续的唱腔里依稀听得出她在控诉。她控诉爷爷偏心，换钱的糙米杆儿净赶着孝敬他老姐了。好不容易摊张蛋饼，包回饺子，或者蒸一锅包子，他都一股脑儿拿去让他姐吃个畅快。最可气的是爷爷没和她商量就把屋后的黄花菜全拔了，换上一批后来开了紫花的萱草。

“你说，那东西能吃么？”奶奶哭得鼻涕糊到了下嘴唇，她指了指姑奶奶的小屋方向，“还不是那老巫婆出的孬主意！”

母亲给奶奶递上毛巾，好说歹说才把她拖进里屋。

时间如飞鸟在豫南小乡村的上空兜兜转转。不知不觉间，爷爷年前亲手种下的月光枣挂果了。爷爷和姑奶奶一人举着长长的竹竿，一人撩起衣服的下摆，孩子似的“咯咯”笑个不停。奶奶从屋角探出头，咬牙切齿地斜视前方，眼里满是愤怒和不屑。她闪电般转身，窜进小屋，再猫着腰溜出来，走到猪圈门的时候“唰唰”两声扔进去了什么东西。

一年九月，淮河流域大旱。河水先是断流，干涸，接着露出皲裂的河床。田里的花生和地头的番薯大片枯死，土地板结严重。乡人们有的愤而怒之，一把火将田地烧了个干干净净。父亲望着腾起的烟雾叹息，母亲提议试试挖挖看。于是每天从早到晚，母亲和父亲扛起锄头、铁锹到地里干活，意外的是晚上有时也能带回一篮花生或半袋子番薯。

那些农忙的日子，姑奶奶便自己掌起勺来。一天正午，她提着一个竹篮和一壶米汤颤巍巍地走向庄稼地。篮子里除了发白发亮的蒸米饭，还有一大碗小鸡炖冬瓜。

“吃吧，都补补力气。”姑奶奶往我的碗里加了两个大鸡腿。

我们大口朵颐，吃得满嘴流油。味蕾上的满足，一时填补了庄稼地歉收带来的遗憾。

5

夕阳的余晖渐渐隐没在远方的一片防护林地。我想到还没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便急着赶回去，老远就听到小院传来的哭嚎声。

“哪个挨千刀的，偷了我的鸡……” 奶奶坐在那棵槐树下抹眼泪，她一边骂一边哭，一边哭一边骂，“我可怜的鸡呀，你马上就要下蛋了……”

姑奶奶依旧杵着那根梨木手杖，木刻似的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半晌她才颤抖着嘴唇说：“给你说了，是我杀的，给孩子们长点力气。”

“你凭什么杀我的鸡？”奶奶瞪着一双几乎要跳出来的眼睛继续怼着。

“我想找你说，你遛弯去了。”

“我爱去哪去哪。”

“我盛了一半放你灶台了。”

“我不稀罕，”奶奶一个箭步闪到厨屋，呼啦一声将东西撒了一地。

“我赔你，”姑奶奶走上前，从腰间摸出一张五块的递过去，“可以抵一只鸡了吧。”

奶奶气吁吁地将钱撕了，还连踩了十几脚。她一边踩，一边阴阳怪气道：“有钱就了不起了，有本事自己挣，我才不稀罕小姐家的腌臜钱！”

姑奶奶举起梨木手杖，手杖在半空中悬了良久，似乎被一股诡异的力量给封冻住了。透过那半明半暗的流云，姑奶奶看到了过去，也回到了过往。

6

当年，接她入苏家的正是后来被扣了大帽子游过街，外号“苏大鼻子”的人。姑奶奶当时是以妾的身份嫁入苏家。三年后，苏大奶奶难产走了，撇下一儿一女。姑爷过早走后，家里的产业急剧缩小，到后来也仅够吃穿用度罢了。姑奶奶性格温和，视孩子如己出，在孩子后来的求学和革命的道路上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穷乡僻壤里，姑奶奶辛苦拉扯大一双儿女。儿女后来都有出息高飞了，到头来只剩下她一个糟老婆子孤苦伶仃的。

“这钱是我闺女寄的，我再说一遍，”姑奶奶忽然抬起头，怒视着我奶奶。

“你闺女，笑话，你哪里生得出自己的孩子！”奶奶像一头咆哮的母牛压境过来。

古稀之年的俩人互相推搡起来。你进一步，我退一步，你退一步，我进一步。两个人脚步颤巍巍的，却罕见地保持着距离，谁都不想被对方拉倒。

院门“嘎吱”开了，爷爷回来了。他扔下卖货郎的挑子，直冲过来。他拉开二人后，当场甩了我奶奶几巴掌。奶奶红肿着眼，一步步挪到厨房的柴草上躺着，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任母亲怎么劝说都不管用。后来奶奶稍微能吃些东西了，身体却继续消瘦下去，不住地咳嗽，肚子越鼓越大。再后来，奶奶只能吃些流食，每天禁不住地痛苦呻吟。

父亲对爷爷说：“我们送医院去吧，妈太疼了!”

爷爷不说话。

母亲对爷爷说：“我们把妈送医院去吧!”

“家里哪有一个响子啊!”硬汉爷爷几度哽咽落泪。

父亲找大伯、二伯筹钱。大伯不在家，大婶撇着嘴说她当不了家的。父亲找二伯，二伯歪着脑袋指指他老伴。父亲刚绕过水井，便和二婶迎面撞上了。二婶说，出份子没问题，你先把上次借的金山银山的学费还给我。

父亲叹着气，两手空空地往回走。

第二天，天暗下来的时候，河东村白马寺庙前的一座土坟前，立着几个人：姑奶奶，爷爷，父亲和我。姑奶奶手里依旧杵着那支梨木拐杖。她将拐杖往矮坟堆顶部一指，缓缓地说了句：“这里，挖吧。”

爷爷和父亲挥舞起手里的锄头和铁锹。我提着一个白花花的蛇皮袋子在三米外等着。一小时过后，一片散乱的朽木和骷髅间立着一个孤零零的陶罐，罐子里装满了袁大头钱币。夕阳染红了半边天，我分明听到姑奶奶转过身时那凄凉的啜泣声。

袁大头尽数兑了现。父亲和伯伯们拉着架子车带奶奶去三十里外的县城看病。据说，奶奶用上了先进的止痛药，她走的时候显得很平静。

姑奶奶和爷爷商量后，将余下的钱分成了三份。大伯，二伯和父亲三家各得到一份数目可观的意外之财。

7

奶奶肺气肿走后两年，爷爷的肾结石病，越发严重。爷爷的结石过大，已经压迫肾脏，导致身体器质性病变，周身浮肿加剧，发热和腰痛剧烈。医生建议立即手术。爷爷拒绝手术，连夜偷着溜回了家。

数月后，爷爷颇为痛苦地走了。他走的时候给父亲留下一句话：“务必要像待我一样服侍你的老姑。老姑对我们家有恩，尤其是1943年和1960年的困难时刻，没有老姑的接济，就没有我们一家人。”

七年后，一个深秋的早晨，枯叶如冬雪般潇潇飘落。母亲照例走进小屋，给姑奶奶翻身，拾掇被褥。酒气熏天的房间里，母亲很快发现异常。姑奶奶带着酒意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享年九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