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岁

作者: 李浩然来了 | 来源:发表于2022-09-03 15:36 被阅读0次

    「郑重承诺:本文为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本文参与非主题写作之“过年”。」

    夜里下过雪,下在现实里,下在我的梦境之外。我被冻醒了,隔壁床空着,老余不在。他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我睡得太死,没听见。窗外一片静谧的白,静得耳朵里嗡嗡嗡吵闹,像孩子的啼哭。一直哭。

    我咬着牙穿好衣服,又披上棉袄。当初老余把棉袄拿给我的时候,我嫌它太沉,牢骚身上像压了一座五指山,现今只觉得它体贴。

    天气很好,雪上铺了一层耀眼的光。老余扫出来两条通道,一宽一窄,宽的通往大门外,窄的连接墓地,墓地上茫茫的,墓碑林立。灰白里点缀着几抹油彩,我知道那是花圈。远处天空偶尔有烟花闪烁,随后是隐隐的响。今天除夕,人们把来年的愿景寄托在烟花里。

    老余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他跺着脚上的雪,嘴里哈着白气,说,“门口站着干啥?齁冷的。”他把我挤进屋,随手关了门,袋子扔在床上,里面滚出一根火腿。他往掉漆的茶缸里倒着水,水流腾腾,“多亏我去得早,晚去一会儿商店就关门了,人也着急回家过年。”我知道他说的是公墓对面的商店,卖花圈纸钱之类的祭祀用品,也卖活人用的商品。双手捧着茶缸,他又说,“过年呢,咱也得改善改善,我买了两袋速冻水饺,一斤花生米,一根香肠,一只烧鸡,两瓶二锅头,一共花了75,咱俩AA啊,你给我37就行。”我说,“给你40,你还跑腿了。”他嗤嗤笑,嘴唇兜着,努力掩饰那颗豁牙,“跑腿无所谓,就当锻炼了。”

    保安队一共五个人,走了三个,我和老余自愿留下来,腊月三十到正月初六,七天。我知道老余不是为了那点三倍于平时的工资,我也不是。另外三名同事昨天下午就走光了,家里都有等待他们的人,走得挺急。

    宿舍里没暖气,就点了个炉子,人多的时候不觉冷,人一走,把温度也带走了。我往炉子里添了点煤,风口敞开,坐在炉子边烤火,老余在屋子里踱了两个来回,放下茶缸子,说,“我去把墓地的雪扫一扫,一会没准儿有来祭祖的。”我说,“大过年的,谁来。”他说,“你不知道,每年除夕都有人来。”我没再劝他。他就这脾气,闲不住。他扛了扫帚出去,我从门边取了铁锹,跟在后面,说,“我跟你一起去。”他说,“行。”

    雪是活的,它们躲开墓碑,落在墓碑旁的冬青上,还有地面。冬青像戴了白色的帽子,在严冬里勉力抖擞着。四只脚踩在雪上,雪咯吱咯吱地抗议。老余挥舞着扫帚,把冬青上的雪扫到地上,我则用铁锹把地上的雪铲到路边。老余一边扫着雪,一边讲述着他所知道的每座墓碑的故事,“张大年,他是公墓的第一个住户,原来住在老郊区,后来郊区开发盖厂房,得迁坟,他儿子第一个响应,张大年的老婆不同意,骂儿子不孝,说要迁坟就和儿子断绝关系,儿子还是背着老娘把坟迁了,老太太得知后,跑来公墓大闹,抱着老爷子的墓碑哭得死去活来,最后生生哭死了。你看,旁边那座墓碑,魏金华,就是她了。”我把铁锹插进雪堆里,问,“那儿子呢?”老余说,“据说被同村的人骂惨了,害一个村里的人少拿了拆迁款不说,还把老娘气死了,你想吧,名声好得了吗?前几年每年清明节他都来,烧了纸,跪在坟前默默流泪,这两年倒不见来了。”我说,“大概搬走了吧。”老余说,“谁知道,也许是放下了。”扫到一半儿,看着另一座墓碑,老余说,“这个李不言,是个小学老师,每年有很多学生来献花,但是从没见过他的家人,听他的一个学生说,很多年前一名女生家长告他猥亵——猥亵,听着就不是什么好词儿,但没告下来,终究影响了名声,学校里邻里间,怎么说的都有,结果就是,李老师打了一辈子光棍,到老了,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当初的几个学生轮流伺候他,给他养老送终,其中就有那名女生。”

    汗珠淌到脸上,遇到冬季的冷风,凝成一个死结。

    “悬案。”我说。

    老余继续扫雪,扫到倒数第二排,停在一座墓碑前,戴着手套擦拭,墓碑上朱红的字迹在他的抚摸下温顺地颤抖。

    “卢菊,”我说,“你认识?”

    “是我老伴儿。”

    我等着他讲他老伴的故事,但他没有。他继续扫雪。

    最后一座墓碑,他扫得小心翼翼,好像生怕惊动墓碑里的人。这座墓碑竖起来还没半年,比我来得早一点。

    “王默,”老余说,“还是个孩子,好像才上幼儿园,听别的同事说是个意外,我没见过他父母,大概不敢来吧,看不得。”

    我把铁锹抡上肩头,说,“我先回去了。”

    进屋之后,我洗了把脸,有车开过来,停在门口。隔着玻璃我看到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女的怀里抱着一卷纸钱。男的裹了裹羽绒服,往墓地走去。

    过了一个小时,一男一女离去,随后老余也拖着扫帚回来了,他摘下帽子,头上热气蒸腾。我问他,“扫完了?”他答,“扫完了。”

    他在屋子里转了两圈,又在门口徘徊了一阵,回来说,“过年总得有个过年的样子,咱也拾掇拾掇。”我问,“咋拾掇?”他说,“大扫除吧。”随后接了半盆凉水,手伸进去,抽出来,又兑了半壶开水,不知从哪搜罗出两块破毛巾,在水里涮了涮,开始擦玻璃。我说,“玻璃挺干净的。”他说,“唉,闲着也是闲着。”我不好意思旁观,说,“那我干点啥?”“随便。”他说。

    我装模作样扫了地,把垃圾倒进门外的垃圾桶,再没事可做,站在门口抽烟。我最近半年才开始抽烟,没瘾,有时候一天想不起来抽一根。只是太闲。妻子当初选择和我在一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抽烟,身上没异味,这理由乍听有点荒唐。后来她还劝我把酒戒了,但我没戒。

    老余擦完玻璃,提着一条红秋裤在我面前晃,我说,“屁股上破洞了,扔了吧。”他说,“本来是想扔了的,突然想到是不是可以废物利用一下?”我说,“怎么利用?当抹布?”脑海里浮现他用自己的破秋裤擦桌子的画面,不由一阵恶心。

    “你看,它是红色的。”他说。

    “嗯,红色。”我随口应和。

    “春联也是红色的。”

    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了。

    “你是大学生吧?”他说,“字肯定写得不错。”

    “写不好,”我说,“而且很多年不写了,都是用电脑。”

    “那也比我强,”看来他认准了我,“你来写对联,我来贴。”

    说完,他从兜里掏出一支记号笔,我接过来,没再推脱,他显得很兴奋,用菜刀把秋裤裁成两条,平铺在桌子上,朝我挥手,“来吧,大学生。”

    我紧握着笔,生怕写错,每个字斟酌几遍才落笔,毕竟红秋裤只有一条,不能浪费。等我写完,老余在一边念起来,“丰年飞端雪,好景舞春风。果然是文化人,就是不一样。”我说,“瑞,瑞雪。”他讪笑,豁牙的黑洞抖动。

    没有胶水,也没有胶带,不过这难不倒老余,他用白面熬了一锅浆糊,两根筷子在里面搅动,直到松开手,筷子还戳在浆糊里,才关了火。老余盛了一碗糨糊,用牙刷蘸着,涂在门口两侧的墙壁上,贴上红秋裤,还蛮喜庆。老余端详着春联,拍着脑袋说,“差个横批。”我说,“还有红秋裤吗?”他说,“没了,红裤衩有。”我说,“呸,别恶心人了。”他说,“没破,我还舍不得呢。”

    中午我们在炉子上煮了锅热汤面,盛在碗里,洒把香菜末,绿油油的,映得整间屋子都春意盎然,买的酒菜放着,晚上享用,这是老余的意思,晚上要守岁,边吃边喝,可以一直喝到明年,预示着一年里吃喝不愁。很明显这是迷信,但我没戳破,毕竟愿望是好的。

    可能是离太阳更近的缘故,屋顶的雪最先融化,水珠顺着屋檐淌下来,滴滴答答的,在雪上打洞。我和老余相对打着饱嗝,压过远处星星点点的鞭炮声。我说,“真冷清。”老余说,“今年好多了,往年就我自己,想找人说话了,只能去墓地。”我一哆嗦,他说,“别怕,就是去跟我死去的老伴儿说说话,”一拍脑袋,“真是的,差点忘了。”从床底下拽出皮箱,取出几张纸钱,“给她烧点钱过去,她好在那边置办年货。”我说,“你真周到。”他毫不掩饰自豪,“她在的时候,也这么说。”

    等他出去了,我在他皮箱里抽了两张纸钱,悄悄装在兜里,等他回来,我说,“你歇着,我出去转转。”

    一座座墓碑默然着,对于我的到来无动于衷,旁边两陇雪堆正在偷偷哭泣,泪从边缘渗出来。我烧了纸钱,在墓碑旁坐了一会儿,有一只麻雀无视我的存在,落在墓碑头顶,一只脚藏在肚皮下,观着天象。天很蓝,一朵云都没有,云在昨夜零散成雪,在地面重新聚拢,它们沾了泥污,没办法再回到天上。我不想惊动麻雀,但它还是没能停留太久,出了会神,抖抖翅膀飞走了。

    我靠着墓碑,不知不觉睡着了,雪后的太阳很好,它一直温暖着我,以致我一觉睡到傍晚,我做了个模糊的梦,梦里车灯闪烁,一个孩子的声音喊着爸爸,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我想找到声音的来源,但灯光实在强烈,阻挠着我的视线,直到我被鞭炮声吵醒。太阳回巢了,夜色涌上来,将我淹没。很远的地方有烟花在暗蓝的天空上播撒光的种子,闪烁,被夜的土壤掩埋。房子里的灯光亮起来,门开了,老余站在门口,举着手电,光柱在黑暗里乱搅。他在找我。我站起身,腿麻了,扶着墓碑缓了会儿,才顺利迈动脚步。

    我走到老余面前,手电光柱定在我的胸口,他说,“你跑墓地干嘛了?”我说,“我也想找个人说说话。”他笑了,我也笑。

    “你别学我,”他说,“学不了好儿去。”我说,“那倒不至于。”他拉着我的胳膊,“桌儿都摆好了,咱边喝边聊。”炉子旁边支了个小方桌,烧鸡撕碎,香肠切片,花生米堆成一座小山,酒瓶立在茶缸子里,茶缸子丝丝缕缕涌着热气。我们相对坐下,各自杯里倒满酒,他又把酒瓶放回到茶缸,茶缸蹲在炉子旁边。

    “事先声明,”我说,“就这一杯,多了不喝。”老余瞥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不满,但没表达出来,“咱喝文明酒,不强求。”我说,“谢谢理解。”碰了下杯,我抿了一小口,十几块的二锅头,口感清淡。他一口喝下去三分之一,喝完咂了咂嘴,嚼了颗花生米。

    “你来多久了?”老余问。

    “半年吧,记不太清了。”我记得很清楚,八月末,临近学生开学,我离了婚,走出民政局,直奔公墓应聘,正好有个保安回家结婚,刚离职,我得以迅速补上。

    “半年一抹眼就过去了,十年一晃也过去了。”老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事,据他自己讲,他在这里工作十年了,是工龄最长的员工。除了嘴巴有点碎和不爱洗脚外,人还不错,“你家离得远吗?过年也不回去。”他说。

    这话我没法回答他,我地理上的“家”就在市区,开车半个多小时,但那不是心灵上的“家”,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供人居住的壳。我的家早已坍塌。“挺远的。”我只好撒谎。

    “那你在狮城挺久了,一点外地口音都没有,我刚来的时候,听不懂狮城方言,狮城话太硬了,直来直去,语速又快,就像机关枪扫射。”老余夹起一截鸡大腿,填进嘴里。

    “你不是狮城的?”我好奇起来。

    “不是,”他咽下鸡肉,说,“我凤城的,不过在狮城几十年了,十八岁?差不多,反正初中毕业后,就自己跑出来闯荡。说到口音,只是你没注意,有些字改不过来的,比如丧海的丧。”

    我思索了一会,才明白他说的是上海。“那就在狮城安家了?”我问。

    “嗯,喝酒,”我们碰了下杯,喝了口酒,他继续说,“户口还在凤城,但我早把自己当成了狮城人,死也要死在这儿,埋在我老伴儿旁边。”

    “她是狮城人?”我忍不住问,“我是说你……老伴儿。”

    “她是土生土长的狮城人,”他又喝了口酒,这次没叫我,“不瞒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我家境不好,老娘死得早,老爹也不管我,一下学就跟着一帮混子混,溜门撬锁,一路作案,从凤城到了狮城。”

    我说,“没看出来啊。”

    他说,“这叫深藏不露,不是跟你吹,现在你随便拿把锁给我,不出一分钟我就能给你打开。”

    我说,“厉害。”

    他说,“这不值得炫耀,那天我提前踩好了点儿,翻墙进去,屋门锁着,我打开锁,翻箱倒柜没找到值钱的东西,只在躺柜上的篮子里找到几块年糕,金灿灿的年糕上镶着红彤彤的大枣,看到它我就觉得饿了,抄起一块就吃起来,吃得急了,加上年糕太黏,糊住嗓子,我一时喘不上气来,差点憋死。”

    “后来怎么样了?”我刚夹了一片火腿,还没来得及送进嘴里。

    “多亏了我老伴儿。我躺在地上抽搐,里屋门开了,一个姑娘双手撑地从里面爬出来,她把手伸进我的嘴里,又抠又捣,把我救了过来,顺便还把我门牙揪掉一颗。”他又咧开嘴,黑洞深不见底。

    “所以你就以身相许了?”我冲他举了举杯。他端起杯,回应着我,“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就想,我这命是她救的,以后我随她差遣。”

    “她差遣你了吗?”

    “差遣了,第一件事就是让我转行,走正路。”

    “那你应该感激她。”

    “是。我在狮城当地找了个跑堂的工作,隔三差五去看她,没多久我们就确定了关系,转过年来就结了婚。”

    “挺好的。”我说。

    他摇摇头,“结婚后我才知道,她不光腿有问题,肚子也有问题,生不出崽儿。”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低头喝酒。

    “她问我介意不,你说我介意不?谁他妈是圣人?你说我介意不?”一杯酒见底,他的黑脸堂泛起紫色的酒晕,“看着别人家的娃活蹦乱跳,我做梦都想要一个。”

    “可以领养。”

    “我也这么说,可是她不乐意,说我照顾她一个就够累了,再加个孩子,怕我顶不住。”

    “心疼你。”

    “也许吧。”他从茶缸子里抽出酒瓶,给我倒酒,我捂住杯口,里面还有半杯,于是他把自己面前的杯子倒满,说,“十年前,她得了一场暴病,人没到医院就死了,人人都说我解脱了,还有人背地编排,说是我害死她的。”

    “所以你来墓地工作是赌气?”

    “说不上来。”

    很快他喝完了两杯酒,我喝了一杯,他的话越来越稠密,肢体动作也越来越夸张,接近十点时,窗外烟花闪烁,噼里啪啦的声音在空中传递。

    老余说,“忘买鞭炮了。”我说,“不放也没事儿。”他说,“图个吉利,特别是在墓地上,听说鞭炮可以驱邪。”我说,“那是封建迷信。”老余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站起身,抄起案板上的擀面杖和不锈钢锅盖,腾腾出了门,我跟出去,只见他身子转动,脚下踏着神秘舞步,双臂挥舞,擀面杖敲击锅盖,发出哐啷哐啷的声响。他问我,“像不像放鞭炮?”我感到有些眩晕,没有回答他。他又说,“你别不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去年有段时间,每到半夜,我就听到墓地方向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后来我买了一挂开天雷,在墓前点了,才太平下来。”

    我不由打了个战,耳朵里隐隐约约有一个女人的哭声回荡,那声音如此熟悉。

    我们返回屋中,坐在方桌旁,他搓着手说,“要不要再整点?”我说,“不了,只能喝一杯。”他给自己倒上,一瓶酒见了底,说,“你真不好酒。”

    我没告诉他,半年前我不是现在这样子。那时候我在狮城一家颇有名气的白酒厂上班,负责维护和开发经销商,几乎每天都有酒局。我不闹酒,也不拒酒,喝多是常态,偶尔也会烂醉如泥。妻子说过我几次,全没效果。那天我喝了一瓶天之蓝,还没尽兴,接到妻子的电话,说儿子病了,要我赶快回去。我赶到家,妻子抱着五岁的儿子等在门口,她说打了车,还没到,我说别等了,看病要紧,我开车。她劝我,你这是酒驾,容易出事。我说,没喝多,能出什么事,给孩子看病要紧。我打开车库提车,车头向里,要倒出来,车库门口不远停了辆三蹦子,锁在树上,我让妻子在车后面看着点,别怼了三蹦子,我钻进车,打着了火,松手刹,挂R档,踩油门,油门踩大了,车子一声轰鸣,射出车库……

    十一点二十五,还有三十五分钟,我们将进入新的一年。老余又喝光了一杯酒,我说,“别喝了,我来煮饺子。”他说,“好,我先去撒泡尿。”踉踉跄跄走出了门。我在锅里接好水,准备煮饺子,刚拧开煤气灶,老余扒着门框喊我,“你过来,看看,这是啥?”

    天空被烟花点缀成一座花园,不断有花开放,枯萎,开放,枯萎,鞭炮声此起彼伏。老余搭着我的肩,手指向墓地,他说,“你帮我看看,我是不是眼花了?”一个纤细的剪影正一瘸一拐向我们走来,光线明灭间我得以看清她的轮廓。“是一个女人。”我说。女人慢慢逼近,老余牙齿打着战,说,“怎么办?”我拍着他的背,“不要怕,她是人,活的。”女人站定在我跟前,她比以前瘦了,跛脚幅度有所缓解,看来不久将痊愈。我看着她,看着她,很多话积压在喉咙里,左突右撞,苦寻出口,“你来了?”最后只勉强吐出三个字。她的右手高举餐盒,笑了笑,也许没笑,是我的错觉,她说,“我来陪儿子过年,顺便给你捎点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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