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反对暴政虐民，是老子一贯的立场。本章的主旨，也就是在于反对统治者滥用刑罚，反对统治者用杀人的手段恐吓人民。在老子看来，人的生老病死，特别是杀伐之权，不在统治者，而是天道。如果统治者代天行使杀伐之权，统治者也必然自受伤害。
老子说，老百姓死都不怕，为什么要用刑杀来恐吓人民？如果百姓怕死，那我把那些行为不端的人，捉来杀了就是了，以后事谁还敢惹事？但是，人的生死，在天不在统治者，如果统治者云代替天行杀伐之道，就好像代替木匠去砍木头。一个不是木匠的人去砍木头，还不得砍着自己的手？
其实，在远古时期，没有所谓的法律，人们生活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代。待到私有制产生，有了国家，就产生了专制统治，从而产生了法律，产生了刑罚，用于对反对者的惩罚。原始社会末期，刑罚制度开始起源，经过夏、商两代，到西周时期实现了奴隶制五刑的完善和制度化。到西汉文帝、景帝时，对肉刑进行了改革；到汉武帝时，开始了法律儒家化，刑罚制度开始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奴隶制五刑是夏、商两代的主要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也称为“正刑”。《魏书·刑法志》说：“夏有大辟二百，劓辟三百、宫辟五百、髌、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说明夏、商两代奴隶制刑罚是很残酷的。比如，历史上说，夏桀、商纣是两代末期有名的暴君，其当政期间还有炮烙之法、脯等酷刑。西周延续了前代的奴隶制五刑，虽然提倡“明德慎罚”，但仍然是残酷的，据《尚书吕刑》记载：“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可见当时刑罚的处罚范围之广，处罚之严苛。
《康诰》是西周时周成王任命康叔治理殷商旧地民众的命令，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王曰：“呜呼！封，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尚书·康诰》）
周成王训诫康叔，要先仁后罚。人有小错，不是大问题，就改掉它，从来就不按制度办；继续犯小错，就不得不处罚。有大错误，不改，那就是大灾难来临了，甚至还说是很小很小的错误，这就要加大力度处罚。要以德服人，希望人民正直、昌盛、和睦；像厌恶疾病那样，希望人们全部厌恶罪过；像保护宝宝那样，希望人民安定美满。不是你要惩人罚人，是国家惩人罚人；不是你要批评人，是国家批评人。
严酷的刑罚，也引起了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对统治阶级的严酷刑罚的反思。孔子强调德政，反对刑罚，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西汉时期，刑罚仍然是很严重的，并且产生了一批依靠严酷刑罚而升职的酷吏。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受到腐刑。在《史记》中，司马迁专门在一篇《酷吏列传》，其中第一段说：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史记·酷吏列传》）
因为汉武帝喜用酷吏，打击豪强，抑制商贾，惩治贵戚奸吏，以加强中央集权，聚敛财富，应付其挥霍和对外战争的需要。汉武帝这样做的结果，固然能强化皇权，保持国家的统一，但是酷吏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也使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出现了“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的局面。司马迁反对酷吏，倡言不能以此为榜样，也是继承了前人的反对苛政虐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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