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之道，对万物都是平等对待的。这就像安装弓弦一样，必须安装在弓两头相等的地方，高的一端要压低一点，低的一端要抬高一点；弓弦长了就剪短一些，短了就补长一些。只有这样，射出去的箭才能准确地命中目标。所以说，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把有余的减一减，去补给不足的。土高为丘，土低为洼，大自然通过水流或气流，把高的冲走或吹走，去填平低洼。
但是，人世间却不是这样，人类的私利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是平等的，而必然存在竞争与争斗。当利益集团上台以后，却是通过制定规则，减损不足的去奉献给有余的。百姓绝大多数是贫穷的，统治阶级却要通过税收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奢靡生活。
在老子看来，这都是不符合大道的做法。那么，谁能做到把多余的财富分给财富不足的天下人？那只有懂得大道的人了，也只有圣人了。圣人帮助了万物却不求他们的回报，功成而不居功，他们不愿意彰显、表现自己的恩德。
但是，这样的圣人实在少之又少，只能存在古老的传说里，存在于老子的大道里，存在于后世产生的道教的虚幻里。
在庄子那里，圣人是不屑于治理国家的，也并没有主张圣人来治理百姓，并使之生活得更好。在他们看来，“予无所用天下为”（《庄子·逍遥游》），天下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处，“孰肯以物为事”（《庄子·逍遥游》），圣人又怎么肯把世务当成一回事。虽然世人把老子、庄子的思想都归为道家思想，但实际上两者有很大差别，这一点，在《庄子·天下》中有清楚地描述。
在庄子学派看来，诸子百家中，也只有墨家大概在奉行这样的理念。墨家学派“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他们奢侈误导后世，不浪费万物，不宣扬天命，用规矩自我约束，为社会的急难储备积累。墨子称道说：“从前禹治理洪水，疏异江河而沟通四夷九州，大河三百，支流三千，小河无数。禹亲自持筐操铲劳作，汇合天下的河川，辛苦得连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风里来雨里去，终于安定了天下。禹是大圣人，为了天下还如此劳苦。”从而使后世的墨者，多用兽皮粗布为衣，穿着木屐草鞋，白天黑夜都不休息，以自苦为准则，并说：“不能这样，就不是禹之道，不足以称为墨者。”（《庄子·天下》）而这样的做法，终于没有能够传承下来，墨家思想也很少再有人去实践。
统治者很少照着老子的思想去做，如果我们把某些个人的行为归类于“功成而不处”，范蠡、张良可以算两个例子。
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的相国、上将军，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兴越灭吴，后隐去。范蠡虽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文武双全。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之后被拜为上大夫、相国，辅佐越勾践。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成就霸业，又被封为上将军。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宋国陶朱，自号“陶朱公”，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张良是秦末汉初杰出谋臣，西汉开国功臣，政治家，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张良体弱多病，不曾单独领兵，常作为谋臣，时时跟从在刘邦身边，曾力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季父项伯，使得刘邦顺利脱身。凭借出色的智谋，协助汉王刘邦赢得楚汉之争，建立大汉王朝，被册封为留侯。张良精通黄老之道，不恋权位，晚年随赤松子云游四海，汉高后二年去世，谥号文成。汉高祖刘邦曾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史记·高祖本纪》）
老子说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不欲见贤”，其意在整部《老子》中是多处可见的，也是老子的主要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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